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礼法。说白了，就是死也要给个说法。这似乎是人道的，实际上却成为滥杀的口实。这一点在皇权专制体制建立的初期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
周勃、周亚夫父子的遭遇与结局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先河。杀戮是每一个皇帝都要做的游戏。一般来说，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有维护皇帝权威的功能。无论刀子用没用，时间久了，就该磨一磨。皇帝久不开杀戒，权威就显示不出来。
周勃父子都算老实，性情直爽，缺计少谋。周勃不乏赫赫战功，按说明哲保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偏偏这个老实人，莫名其妙地被投入大狱，有口难言，有理难辩。
周勃被汉高祖免去丞相，回到封地之后：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本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帽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绛侯狱辞，乃谢曰：“吏事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周勃的自我防卫，被小人告发之后变为了“谋反”。倘若周勃没有与皇家联姻，命难保矣。周勃出狱后大为感慨地说，我曾经领兵百万，可是现在才知道狱吏的尊贵！
平心而论，周勃多少还有些牵强附会的“罪名”，他终究“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不免让人生疑，加之闲话的传递效应，话入皇帝之耳，已有几分像真的了。
周勃之子周亚夫的命运较之周勃更差些。梁孝王不喜欢他，常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景帝先是听信谗言，对周亚夫产生恶感，然后终于爆发，赐予周亚夫肉却不给筷子，故意让周亚夫发火，设局让周亚夫入瓮。致命的一击在于捏造“谋反”罪名，而且是“在阴间谋反”。周亚夫的儿子在皇家用品的工官那里买了五百件殉葬用的盔甲盾牌，成为“谋反”罪证。周亚夫下狱之后不服，五日不进饮食，吐血而死。
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离奇，越来越荒唐。遍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牺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何止百千。至于南宋，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下，直接以“莫须有”定罪。岳飞之死，惨绝人寰。
再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