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夏，中国第二代王朝商的历史资料更多些。商汤、盘庚、武丁、殷纣，这四个王构成了创业——中兴——衰败的标准图式。后来的汉朝、明朝在模式上几乎与商一般无二。在这个意义上，商朝为中国的历代王朝建立了一个标准范式，后世难以逾越。
商汤是启的第八代，是夏朝的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有权征讨邻近诸侯），是当时最有声望与势力的诸侯之一。
汤伐桀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桀已经荒淫无道到极点，人们忍无可忍，把桀比喻为太阳，诅咒到：
“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灭，我宁愿和你一起灭亡。”
（《诗经》）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桀已经可恶到如同“太阳”一般，朝野却丝毫没有通过非暴力废黜他的办法，更不可能像古代西方那样“杀国王”，而一了百了。于是只能任由他为非作歹。这和尧舜禹时代的协议政治（让权让国）已经相去甚远。任何政治势力对“王”都是无可奈何的，当“王”的统治腐败到一定程度时，只有下属起兵把他打倒这样一条道路可走，别无选择。几千年可怕的周而复始的怪圈，因商汤对夏桀的讨伐而被启动。不得已而讨伐，而若干年之后，讨伐者的后代一样也要被异姓讨伐。
商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兵的。商汤个人魅力是一回事，商汤生活时代的特定条件又是另一回事。商汤是个伟大人物，他所生活的时代则是个可悲可叹的时代。商汤以其伟大，启动了中国历史的“怪圈”。
欲观其详，须要先了解商汤其人。
商汤的人品、能力不待说是一流的。须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开创了先礼后兵的先例。有以下记载：
（以下变字体）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
（《史记·殷本纪第三》）（变字体完了）
商汤给了周边诸侯以充分的选择权。还写了《汤誓》，讲明胜要奖励，败要惩罚。而且商汤表明自己是代表天意。从此“替天行道”成为一切讨伐的口实。没有一个推翻旧政权的势力不鼓吹自己代表天意。
于是形成了一个只有中国才有的悖论：每一个统治者上台的时候都说自己代表天意，另一方面，每一个讨伐者也都会打“天意”的幌子。从来没有谁研究过到底哪一个“天意”是真实的。
商汤的讨伐并没有构成后来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原因如下：
首先是“社神”没有更换。并不是不想换，是换不了，远古共公氏之子句龙，能“平水上”，换了就不能“平水上”了。尽管是被迫的，总算使最初的文化得到了继承，免遭战争涂炭。
其次，商汤承袭了先王的德治。让伊尹作了《咸有一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高尚品德。
再次，诸侯的分封格局没有改变，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延续下来。改变的不过是历法与崇尚的颜色等无足轻重的东西。所以，商汤的革命并不是天翻地覆的大颠荡。
我们可以认为，商汤讨伐夏桀的意义有三：
第一、改变了王朝的旗号，建起了新朝代；
第二、结束了一位昏君的统治；
第三、初步显示庶民在王朝更迭中的作用，老百姓骂街，王朝就离崩溃不远了。老百姓骂桀，反映到了《诗经》中，成为永恒的警示。
第一个意义只对商汤本人具有意义——商汤得到了政权，因此而光宗耀祖，泽被子孙；
第二个意义则对其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人开始懂得权力是脆弱的，昏君能被轻而易举地推翻。昏君胡作非为，国祚难于持久，甚至连自己的命都无法保全。
第三个意义既复杂又特殊，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积极因素表现为帝王因庶民的众目睽睽而有所收敛，不至于过分肆意乱为；消极因素表现为帝王会因此而进行逆向思维：既然庶民对自己统治有如此之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消除这种威胁。待到庶民起事再去镇压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并非上策，消除庶民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阻塞他们的言路，不让他们乱说乱动，以期防患于未然。这才有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管史书有无记载，夏桀的覆灭一定给了其后的统治者以种种启迪，促使他们对统治术有所调整，以防庶民起事。但是在秦之前，这种调整是微小的，不太容易被察觉出来。因为在秦之前，庶民的威胁终究不是第一位的，诸侯分封制度下，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横向的地方诸侯，只不过诸侯闹事往往需要借助于庶民的力量，庶民还形成不了独立的势力。
秦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横向的地方权力掣肘与纵向的民众起事，同样对最高统治者形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