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一般是开国出良臣，商也不例外。近于完美无瑕的商的开国元勋伊尹，用其杰出的治绩树立起一座忠臣的丰碑。单是辅佐君王之多这一条就无人出其右。先是辅佐商汤，商汤死后，辅佐外柄，外柄死后辅佐中壬，中壬死后辅佐太甲，太甲死后辅佐沃丁，在沃丁统治其间，伊尹去世。先后辅佐过五位天子。
伊尹为成商作过《咸有一德》，阐述了君王各自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为谏训太甲，作了《伊训》、《肆命》、《徂后》：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煲帝太甲。
（《史记·殷本纪第三》）（变字体完了）
太甲初继位的时候，废弛了法度，伊尹将其流放到商汤的葬地桐宫，让他面祖思过（后来这种方法成为皇帝惩罚亲族兄弟过错的一种常用手段），伊尹亲自临政，代行处理国家事务。在伊尹的教诲下，太甲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得到谅解，政绩还相当不错。仅此一项政绩，后来的政治家就无人可及。诸葛亮何等贤明，却丝毫改变不了阿斗。
臣以其贤而诲君，而放君，而立君，而自己毫无政治野心，在中国历史上，伊尹所为观止矣。
在伊尹活着的时候，水不扬波，事随人愿，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然而人亡政息。伊尹与沃丁死后，经过太庚、小甲，雍己时便政令不畅，诸侯不朝，江河日下，国运日蹙。到河亶甲、阳甲的时候国势进一步衰败，只是盘庚的时候将政治中心南迁到亳，重修了商汤的故宫，尊从商汤的政令，局面才有所好转。武丁帝胸怀大志，欲中兴朝纲，所采取的方法还是商汤的旧路数——求贤。他求到一个大贤，叫说（悦），说正在服刑役，为求人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立即把说请到了国相的座位上，言听计从，果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中兴。
到了辛（即纣王，纣是谥号），断送了武丁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中兴，商殷最终被他姓取而代之。
殷朝覆灭最直接的原因是，纣刚愎自用，实施暴政：
（以下变字体）“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
（《史记·殷本纪第三》）
此外纣还重用谗谀之徒费仲与恶来，把朝政搞得浑浊不堪。与商汤重用伊尹恰成鲜明对照。
一个人对国家命运具有生死存亡的巨大作用，这就是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所谓人治。
一部商殷的兴衰史，几乎就是由重用贤人与疏远贤人这两项内容构成，重用贤人则兴，疏远贤人则衰。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由“贤人”自己来治理国家呢？
上述问题可以换一种方式发问：民主的政治体制岂不优于“贤人政治”？何不直接选择民主政治，因为现实情况终究是“千里马常有，伯乐难求”啊。
中国人很少考虑过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或许有人说，民主政治是现代的产物，怎能苛求于古人？
不对。
实际上，雏形的民主政治自古有之，世界各地有之。雏形的民主政治已经含有一定的“贤人”直接当政的意味——只不过所采用的方法比较残忍，王者不贤就将其杀死是最常用的方法。其实，只要保留很小范围的选择（比如在贵族或王室范围内遴选国家最高管理者）余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初级民主，避免陷入往复循环的怪圈。像中国这样文明发达的国度，却缺乏民主土壤，就世界范围看，这反倒是个特例。
伊尹流放太甲自己当权，而后又放弃权力，还权于君，让太甲反而一举成为贤君，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几乎是唯一的，这段故事除了为中国政治增添几分绚丽色彩外，没有任何普遍的与实际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其后中国历史，凡有贤相辅佐就兴盛，凡无贤相辅佐就衰败，很少例外（尧、舜、禹为虚史，非实史，故不在其列）。
危机恰恰伏于其中。有两个障碍极难跨越，一是有时世间根本无贤相可寻；一是君王不愿意寻找贤相。只有跨越这两个障碍，才有可能形成相对完美的政治。而同时跨越两个障碍，何其难也。这就是中国由古及今历来盛世少、乱世多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伊尹的功绩再大也是有限的，因为他的功绩不折不扣，都在“人治”范围之内，丝毫没有逾越出这个藩篱。
伊尹模式先天就带有乌托邦性质。过于理想化的往往不可行。中国历史上的良相大多以伊尹自况——比如诸葛亮就自比过伊尹。且不论中国总共出过多少位伊尹，即使出了又如何？一个“伊尹”充其量只能左右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过去了又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