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伯夷、叔齐剪其繁芜，撮其枢要，写法不同寻常。伯夷、叔齐，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其事并不重要。对于影响深远而又史料不详的历史人物，我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道理很简单，这样有利于保护历史资源。远古的历史，信史与传说是难以区分的。神话本身是虚的，然而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实的。
孔子对伯夷、叔齐这两个神话式的历史人物极其褒矣。司马迁立志“穷天人之际”，当然不会放过半神半人的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列传第一》仅为袖珍小篇，故事情节也很简单，就是他们拒绝王位，让国出逃。他们反对武王伐纣，叩马而谏，未果，待天下宗周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饿死于首阳山。
要点有二：一是让权让国；一是扣马而谏，阻止武王伐纣。
史家（包括司马迁）历来重前者而轻后者。我独重后者而轻前者。让权、让国，志虽高洁，终属个人道德价值取向问题，并不具有普泛的意义。争权、争国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怎么个争法。中国的争权、争国——包括司马迁在世时的权力之争——是以残酷地索取性命为代价的。只要提及改朝换代，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血淋淋的场面，总要与无数牺牲联系在一起。为了朝代换主，就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一点让伯夷、叔齐实在想不通，看不惯。于是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回避权与国。但谁会效法他们呢？不能说一个没有，但一定是寥若晨星。历代皇帝在对子女进行教育的时候，都要给他们讲述伯夷叔齐的故事，但丝毫没有缓和皇子之间的钩心斗角。尽管伯夷、叔齐的故事烂熟于胸，争权、争国时还是绝不手软。不能怨伯夷、叔齐的故事不够生动、典型，只能怨权力、江山太有诱惑力，单薄的道德难以与之抗争？
中国历史上有比伯夷、叔齐更早的鄙夷权力的清高之士：
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瞀光而谋。瞀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乏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杀木周水而死。汤又让瞀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随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遂负石而自沈于庐水。（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
卞随、瞀光皆视权力如粪土，宁死不让权力附身。伯夷、叔齐的叩马而谏就不同了，触及到了“政治”本质。他们反对武王伐纣的思路是极富价值的。他们反对的不是英明的武王，而是没有意义的“以暴易暴”。问题复杂在武王是明君，而被他伐的纣王是昏君，武王之举“顺乎天而应乎人”，乃“替天行道”。无疑，这个诘问是很严厉的。然而还有一个更严厉的诘问：一旦形成了伐昏君的模式，如何保证伐昏君的人成功之后不是昏君呢？这太难保证了。一旦胜利者暴露出凶残的本质，伯夷、叔齐所说的“以暴易暴”的不就兑现了吗？如此，“易暴”就真的不如不“易”了，省得生灵涂炭，百业凋敝。以伯夷、叔齐的智慧当然解决不了这个悖论，但他们已经察觉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潜在危害，已属不易。
是伯夷、叔齐杞人忧天吗？非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实了伯夷、叔齐担忧的巨大价值。后人——包括讥讽伯夷、叔齐的人——只知道沿着“以暴易暴”的思路走下去。于是形成了思考的真空，不去思考非暴力的政治途径（非暴力的政治途径是存在的，那就是民主）。“此暴易彼暴”，易来易去，文化传统易没了，民族凝聚力易散了，国家易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