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史记》中只占不到半篇列传，与孔子占一整篇《世家》形成强烈反差。论赞中对孟子的评价与对孔子的评价亦相去天渊。司马迁是这样评价孟子的：
（以下变字体）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七》）（变字体完了）
司马迁对孟子的赞叹，恰恰是孟子的短拙，而非闪光点。
孟子对“利”的憎恶过于偏激了，简直把现实中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利”贬得一钱不值。孟子说：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告子下》）（变字体完了）
孟子说反了，应该说：“……不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利是人的行为的最稳固之基础，无利，不足以调动人的进取心，不足以赋予人生以趣味性。利本身无罪可伐，有罪的是由“利”引起的贪欲与邪念。邪由利起，但不应该归罪于利，正如溺水而亡，责不在水。孟子没有认清这一点，到处宣讲置“利”于不顾的空中楼阁式的“仁义”，当然要处处碰壁，受不到君王青睐了。
然而，孟子也有其伟大之处。孟子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这个主张远远地高于孔子的所有政治主张。关于这一点，《史记》没怎么涉及，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或曰，孟子的“民贵君轻”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没有实际意义。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民贵君轻思想在欧美是相当普及的，可以说现代民主政治之基础。以欧洲而论，“民贵”表现为“市民”的自治意识极其强烈，“文艺复兴”就是建立在市民基础之上的。
孟子的伐放昏君的思想也是极有见地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没有得到实现（皇帝最多下“罪己诏”自我处罚），但这并不说明这一思想不具有现实意义。与中国近邻的日本受孟子这一思想影响，不止一次地伐放过昏聩或残暴的天皇。在日本的政治中，伐放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调节手段。
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闪烁着民主主义火花，也是极有价值的。
孟子的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几乎就是现代政治中君臣关系的典范。
……
仅从政治学考察，孟子的价值绝不亚于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