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作为燕国商贾，玩够了贱买贵卖那一套，把买卖做到政治领域里来，竟然大获成功。他先是投资一千斤金，其中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子楚的日常开销；另外五百金，自己带上，去秦国游说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劝立子楚为太子，居然劝说成功，安国君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这一切都是用商贾生意之法完成的。
不可思议的是，吕不韦把一个已经怀孕的女人送给子楚，生出残暴无比的赢政。吕不韦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奇货可居”。吕不韦一手遮天，以商贾的手法，翻云覆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格局。
如此荒唐的秦国，居然以其外强中干，灭掉六国，开创了华夏皇权大一统。嘻，可载笑谱与？
吕不韦经常与赢政的母亲偷情，后来怕事发致祸，又让醪毐取代自己，为此演出了一场醪毐假受宫刑的闹剧。赢政得知此事之后不仅灭了醪毐三族，还杀死了他与太后生的两个孩子。
赢政执政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俨然摄政王，左右赢政相当长一段时间。
吕不韦最终失宠于秦始皇，饮鸩酒而亡。
像戏剧家编写的戏剧！战国末期的政治之腐败、虚伪与荒唐，通过吕不韦所作所为，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恐怕后来“狸猫换太子”之类宫廷闹剧，灵感亦来自于吕不韦的“奇货可居”。
这样一个奸商，居然有所谓的权威，将其誉为“中国有数的大政治家”，果真如此，“政治”也就完全成为恶人的游戏。
实际上，吕不韦所作与“政治”是乖离不合的。政治——无论是封建政治还是皇权政治——都有其规则，都有章可循。吕不韦有机可乘，说明政治缺乏规则与章法，一潭浑水，什么人都可浑水摸鱼。缺乏规则，首先表现在血统的保障机制不健全，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障。
子嗣继承的头等大事被视为儿戏，蒙在鼓里而不知。君王被商贾支配着，愚弄着，侮辱着。而这个君王恰恰又是当时最强大、最残暴、最不可一世的。
《史记》的态度是鲜明的：嘲笑与贬损吕不韦，无情地揭露这荒唐的一幕，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首先，司马迁把吕不韦为赢政生父这一极为特殊的事件当作信史来写，不容置喙与怀疑。充分表现出司马迁对腐败秦王朝的嗤之以鼻。为了鞭挞这个腐败的王朝，对这一史实采取了“信其有”的态度。
其次，对赢政生母，只提其人，未道其名，充满鄙视与不屑。“吕不韦命令醪毐将其阴茎穿在桐木车轮上”一段描写，极富夸张意味，完全是为了突出赢政生母的荒淫无耻。
最后，司马迁借用孔子之言鞭挞吕不韦，在论赞中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孔子的原话是：
夫闻者也，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