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蜡丸、矾书更为安全的军事通信方式，是“隐语”。《武经总要后集》卷四中记载，“军政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另隐语谕之”。隐语作为通信方式，与现代战争中所用的电报密码颇有相似之处。
隐语的起源很早，最早的记载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根据《左传》原文与杜预注，当时楚国大夫还无社与申叔展曾有一段对话，因为“军中不敢正言，故谬语”。对话是这样的：
叔展曰：“有麦曲乎？”
曰：“无。”
“有山鞠穷乎？”
曰：“无。”
“河鱼服疾，奈何？”
曰：“目于眢井而拯之。”
“若为茅纟至，哭，井则已。”
这段对话的目的，是申叔展教被困于泥水之中的还无社如何逃脱，因怕别人知道，故使用了隐语。遗憾的是，对于具体的内容，我们已经无法解释清楚了。
《武经总要》卷十五记载了一种称作“字验”的隐语方式，其方法是，先将军中联络的有关事项分类编号，共四十项，依次为：
“请弓、请箭、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请衣赐、请粮料、请草料、请车牛、请船、请攻城守具、请添兵、请移营、请进军、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见贼讫、贼多、贼少、贼相敌、贼添兵、贼移营、贼进兵、贼退军、贼固守、围得贼城、解围城、被贼围、贼围解、战不胜、战大胜、战大捷、将士投降、将士叛、士卒病、都将病、战小胜”。
上述内容及其次序，平时要求各将校熟记于心。凡作战之前，主将与各统兵将领事先进行约定，双方以一首没有重复的字的五言律诗为“字验”。若有事报告，就随意写成一封书信，将要报告事项的次序对应该诗的第几个字，然后在普通书信中的某字旁加一记号即可。主将进行回复时，也如法炮制。
有一次出征前，主将与统兵将领约定以杜甫的《春望》一诗为“字验”。全诗是这样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挥欲不胜簪。”统兵将领在向主将汇报时，用一封普通的书信写进了“抵”和“簪”二字，并在旁边作了记号。主将收到书信后，根据二字的顺序，查出其要汇报的内容分别是第二十八项“敌固守”和第四十项“战小胜”。主将得到汇报后，也写了一封普通的信回复，里边写进了“春”与“泪”两个字，并作了记号。统兵将领以同样的方法得知了主将的命令：给你增派人马，立即移营。
由此可以看出，字验是一种高度保密的隐语通信方式，即使被敌人截获，也是无法破解的。据《宋史·舆服志六》记载，《武经总要》中记载的40字“字验”法，是符彦卿在《军律》中制定的。后来，有个叫李淑的人将其改为28字，也就是将五言律诗改成了七言绝句，其用法则完全相同。
明代中期，抗倭名将戚继光创造了一种使用范围更加广泛，与现代电报密码更为接近的隐语方式来传递军事信息。其具体办法是，先按照当时通行的“反切”拼音方法，将汉语中声母和韵母所代表的字编成两首歌，用“柳边求气低，池他争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的前三句十五个字作为声母的代表，并按顺序编为号码；用“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邻，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三十六字作为韵母的代表字，也按顺序编为号码；再将当时的八个声调也按顺序进行编号。这样每三个数字为一组，声母、韵母和声调齐全，便构成了一个汉字。诸多的数字连在一起，便可以表示复杂的信息了。
有趣的是，戚继光的这种编码是以浙东的方言为基础的。由于戚家军主要招募的都是台州一带的农民和矿工，使用起来十分方便。需要通信时，远则书写，距离近时则可以用击掌代替。后来，这种隐语还在浙东民间流传很久。
我们上面介绍的隐语，无论是《武经总要》中的“字验”，还是戚继光的编码，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事先的约定才能使用。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一些将领未经准备而使用隐语的故事，以此来突显其卓越的才智。其实这是有战争实践的基础的。《宋史·夏国传上》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庆历元年（1041年），北宋名将种世衡在与西夏作战时，便曾以一枚枣、一张画龟，命人送给部将旺荣，“喻以早归之意”。这种以谐音喻意的简单、实用的通信方式，在古代战争中应该是经常使用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更多的这方面的资料了。
隐语的运用非常广泛，即使在现代战争中也不泛这样的例子。电报密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隐语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一种运用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组织了一批土著人，利用土著语言编排电报密码，并广泛使用于太平洋战场，结果令日本的密码破译专家束手无策，直到战争结束也找不到破解的办法。这与戚继光利用浙东方言编码实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