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凡需要公开而迅速地传送军事信息时，正式的方式有烽火制度等，此外，利用水流也是常用的方式之一。一般的做法是，将所要传送的情报书写到木板之类的东西上，然后将之大量投入河流之中，顺流而下，以达到广泛传送信息的目的。
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当时，突厥兵盛且围攻甚急，形势异常严峻。为了迅速调集援军前来解围，隋炀帝除利用正常的通信手段外，还将诏书写到木板上，投之河中。这一招果然奏效，许多地方的官员就是这样得到消息，然后一面广泛传播，一面召集军队前来救驾的。不久，隋援军源源而至，雁门之围遂解。
明洪武四年（1371年），为实现统一，朱元璋派兵向割据四川的明升政权大举进攻。明军分兵两路，一路以舟师为主，由汤和率领，出瞿塘峡（今四川奉节东）进攻重庆；一路由傅友德率领，以步、骑兵为主，由秦、陇一带向成都方向进攻。
为阻止明军进攻，明升遣将以铁索横断瞿塘关口，并在铁索桥上架炮进行阻击。明舟师进攻瞿塘、夔州（今四川奉节），均告失败，汤和部主力则被阻于大溪口（四川奉节东南）不得前进，后被迫退回归州。
傅友德在陕西集中兵力后，潜出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南），一路进展顺利，连克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县、青川、杲阳关（今四川平武东南），渡过白水后，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击败蜀将向大享部，兵锋直逼汉州（今四川广汉）。为使汤和了解北路进展情况，傅友德命人将书有战报的数千块木牌投入汉水（古西汉水，即今嘉陵江）。
沿江蜀将见到木牌后十分惊恐，蜀军将士斗志丧失。镇守瞿塘的蜀将戴寿得知消息后，立即率军支援汉州。而屯兵大溪口的汤和也“于江流得木牌，乃进师……乘胜捣重庆”。明升见明军兵临城下，只好出城投降。
傅友德军也逼至成都，这时传来了明升投降的消息，守将于是向傅友德投降。至此，四川遂告平定。
明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土司奢崇明奉调率兵援助辽东战场。其部将樊龙等率兵至重庆时，由于巡抚进行整编，淘汰老弱，且没有按时发放饷银，结果激起兵变。樊龙遂杀巡抚徐可求及以下府、道、总兵二十余人，占据重庆而起事。
十月，奢崇明公开叛明，立国号为大梁，并派兵攻城掠寨。四川布政使朱燮元一面积极布防，固守成都，一面令人“投木牌数百锦江，流而下”，要求各地官员，沉舟断桥，严阵以待。此举果然奏效，沿江各地的明朝官吏得到消息后，立即进行防守准备，有效地扼阻了奢崇明的进一步扩张。
朱燮元坚守成都百余日后，援兵陆续赶到。于是他组织力量实施反击，用佯退诱敌之计，火烧叛军营寨，大败敌军。随后，他联合诸部，并与土司秦良玉配合展开反攻，相继收复失地，为最终平定叛乱立下了大功。
这种水流传讯的方法，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仍有人使用。当时，四川同盟会员龙鸣剑便将成都地区斗争情况书于木牌之上，投之锦江之中。这些木牌从锦江人岷江、长江，最远至于武汉。沿江各地的革命者得到消息后迅速行动起来，终于导致了四川保路同志军武装斗争的总爆发。当时有“纷纷水报锦江来，‘同志’风潮动若雷”的诗句，以赞美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