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位教师尖兵
抗战结束后，钱钟书陆续发表了不少的作品集，《人·兽·鬼》是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这本书的手稿是杨绛在兵火仓皇中留存下来的，钱钟书在两人留存的样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是对一个爱人最高的认同和赞美了吧，杨绛和钱钟书一直保持着这种最美好的关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有人把文坛的夫妻分为三种：一种是始终生活在自己亲人的身影中，例如，许广平和张兆和；或者一方极其出众，相比之下另一方虽有才华却不够闪亮，例如，萧红和丁玲；还有一种就是齐头并进，相互扶持，钱钟书和杨绛就是这第三种了，可谓是"天作之合"。而更难得的是，他们的女儿阿圆后来也十分出色。
杨绛并没有因为站在钱钟书的成就面前变得暗淡，她对文学的研究、对翻译的钻研都让人敬仰。两个人经常一起研究一本书，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讨论，互相补充，对对方的作品提意见。在钱钟书身边，杨绛是一位称职的同行者，又做好了作为妻子应该做的一切。对于每种角色的扮演，她都尽心尽力，让人称赞。
阿圆小时候身体虚弱，经常生病，让父母都很揪心。上小学的时候，只上了一两个星期就生病了，被接回家，反复几次，她从来没有完整地上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后来杨绛决定在家教阿圆，所以阿圆的整个小学都是妈妈在家教的。
一九四七年冬，阿圆病最严重的一次，右手的食指骨关节肿大，检查的结果是骨结核。医生对杨绛说："此病目前无药可治。"阿圆含着眼泪跟妈妈说："我要害死你们了。"小小的她竟然懂了医生的意思，杨绛看着可怜的娃娃，心里万分难过。
好在医疗条件日益变好，家中的条件也有了改善，杨绛听医生的话喂阿圆按时吃药，吃维生素和各种补养品，并且卧床休息，十个月后竟然好了。杨绛这才松了一口气，阿圆算是被妈妈抢回来一条命。
后来大夫说，一般的孩子如果得了这种病，大多数都会转到脚部，然后转到头部，命不久矣。阿圆康复之后，整个人胖了一圈，杨绛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但是紧接着她就病了，天天发低烧，体重也一直在掉，检查又查不出原因。
之前的杨绛是个闲不住的人，就算看书也会一边织毛衣一边翻书，她说自己的双手已经进化成"自动化的机器"。生病之后她就没有了精神，总是打蔫儿令钱钟书很担心。一九四九年，钱钟书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书时，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被钱钟书说中了，他们到了清华大学一年后，杨绛就自愈了。
虽然阿圆的功课是妈妈在家教的，但是她完全继承了爸爸妈妈爱读书的优点，对什么也都领悟得很快。十一岁的时候，她随爸爸妈妈到无锡老家团聚。白天的时候一群孩子在院子里吵吵闹闹，阿圆也不好奇，独自躲在厢房里看书。爷爷在一旁睡觉，她看到爷爷脚在外面露着，便过去给爷爷掖被子，然后守在桌子前安静地看书。
爷爷醒来，看到她十分乖巧地在那里，便跟她说话，问她看的是什么，还考了考她，结果大吃一惊，还小的阿圆居然读过了《西游记》、《水浒传》，而且还读外国小说。于是爷爷称赞阿圆是"读书种子"。阿圆很开心听到这样的夸奖。
阿圆在上海读完了初中一年级，来到北京以后，本应该读初二，家中打算让她上清华大学的附中读书，但是她的年纪不符合要求，太小了，学校只让从一年级开始读起。阿圆后来便不去学校学习了，跟妈妈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生活，杨绛刚开始辅导她学习，初中二三年级的课程都没有问题，却有一科让杨绛有些头痛，就是代数。
数学方面的确不是杨绛擅长的，便问阿圆："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没想到，阿圆居然真的无师自通，学起来并不吃劲，后来参加了一九五一年的考试，被贝满女中录取，代数居然是满分，杨绛特别为自己的女儿骄傲。
其他时间，阿圆还帮爸爸做一些简单的事，她的心思很细，很多事情大人没发现，她就发现了。她帮爸爸登记学生考试的分数，发现有两个人的课卷都用了不寻常的紫色墨水，阿圆说，这两人肯定是一对朋友，后来果然被她猜对了，连钱钟书都很惊讶。
当时钱钟书经常出门，出门前便多次嘱咐，不是让大的看好小的，却是让小的照顾好大的。
阿圆使劲地点点头，事实上，确实是她照顾妈妈。一次下大雪，家中做事的老李妈不在，没人往屋里挑煤，阿圆知道妈妈肯定不会让自己去做这个事，但是她又想做点什么帮助妈妈，便一个人去雪地里把盖住的猫屎都挑了出去，让妈妈少一个工序，做起来轻松些。
爸爸不在，阿圆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像一个小大人，什么事情她都想着，还担心妈妈的安全，她心里时时念着爸爸的嘱托，她要做好。
后来阿圆住校了，每周末可以回家，她不像其他同学一样，把脏的衣服和床单都带回家里，她总是自己洗。同学们都说她不像是独生女，一点没有被娇惯的影子。阿圆被评为"三好学生"，老师让回家跟妈妈谈谈"三好学生"的感想，杨绛说她："哪三好？"阿圆的身体一直不好，这个"三好学生"是给的荣誉罢了。
阿圆的身体果真不好，后来又有复发的迹象，便听大夫的建议休学一年，跟妈妈在家，陪妈妈读书，陪妈妈去图书馆借书，对于读书这件事她的痴迷程度完全继承了父母，而且也是各种书籍都喜欢，还学习了俄语、英语。
阿圆上学的时候因为学习成绩和其他表现都很优秀，被推荐入团。有一天她回家的时候，表情十分凝重，好像被什么事情困扰着，后来她说："他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他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她还说："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家里尽是"糖衣炮弹"了。"杨绛这才知道，女儿原来是怕入团了，就需要跟家里保持距离，就不亲昵了。
后来阿圆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名老师，她之前就说，自己的志愿是像爸爸一样当"教师的尖兵"，家中对阿圆的这个决定都十分支持，后来阿圆证明了，她做到了"尖兵"。
高校范围内的大调整开始了，杨绛和钱钟书被安排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职位也从教授变成了研究员，住所也从清华园迁到了中关园，两个人还给新家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容安室"，乐观的生活态度一直伴随着两个人的生活。
杨绛没有中断自己的翻译"事业"，在间隙时间中翻译的一些作品受到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解放后她翻译了四十七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获得了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全中国散文翻译──杨绛最好"的夸奖。
过五关斩六将
一九五六年，"拔白旗"的运动又开始了，所谓"拔白旗"就是指在当时"大跃进"的过程中，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对其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的做法就是"拔白旗、插红旗"。
杨绛的一些涉及西方文学的论文和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都是"白旗"，杨绛暗下决心，今后再也不写文章了，省得被拔，只做翻译。钱钟书说她是"借尸还魂"，她只是想借此"暗度陈仓"。如果从此让她不再接触文学和书籍，那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反右"的开始，让他们周围的很多朋友落难了，杨绛夫妇小心处事，谨慎地生活着。到了一九五八年，灾难还是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两人都被扣上了"帽子"，文章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毒瘤"，成了不可不拔的"大白旗"。
杨绛之前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被指"不但不能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斐尔丁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反而歪曲、贬低了斐尔丁作品的意义……这样的论文会给我们的学习工作带来有害的影响"。
这是一个不小的罪名，钱钟书也没有幸免，两个人在批判会上沉默不言，用无声表达着自己的遭遇，好在他们平时处事低调、为人随和，对他们批判的程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
当年十月，文学所决定分批派人员去下乡改造，杨绛被分在了第一批，钱钟书在一个月后也被分配了下去，当时的阿圆已经在炼钢厂工作。
阿圆在钢厂跟了一位师傅，因为她会画画，便让她去画图。但是之前画的画跟现在的完全不同，阿圆便到书店去买书学习，师傅很欣赏阿圆，因为阿圆能画出很精准的图来，并且按照她画的图便能做出模型来。最后在阿圆离开的时候，师傅还送给阿圆一个碗口大的毛主席头像，阿圆也算没受什么苦。
杨绛本可以不去的，当时有规定，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可以免于下乡。她身体不是很好，下乡条件艰苦，她还担心家中一老一少，但是不去影响又不好，少不了人借题发挥，所以杨绛还是决定"下乡"一去。
下乡的地方在北京附近的郊区，不算远，一起去的二十多个"同病相怜"的人，刚到山里，同行来的老先生指着远方一个在干活的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大家都认同他的这个说法，可惜的是山里的人不知道蒙娜丽莎是谁，不过他们从这些人的表情里觉得，应该是个很美的姑娘吧。这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笑谈。
集体生活开始了，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虽然有一同来的人做伴，之前杨绛也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来到这里之后，她才发现接下来的困难是一个接着一个。
杨绛后来写了一些文字，记录这段时间发生的"过五关"：
第一关是"劳动关"，虽然杨绛不是生活在什么特别殷实的家庭中，但是农活她是没做过的，而且她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没有太多力气，所以只能给她挑些她能做的，比如砸玉米。
第二关是"居住关"，杨绛之前好奇土屋茅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现在算是真真儿地看到了。来的第一天住的是一间空屋的冷炕，后又改到缝纫室的竹榻上，很小，翻身都会掉下来，最后住的是当地的托儿所，四个人挤在一起，这些经历都是她未曾预想到的。
第三关是"饮食关"，平时杨绛胃口小，吃不了什么东西。来到这里早晚稀粥，穿插的是玉米面窝头，不好吃是其次，重点是吃不饱，还难消化。杨绛做梦都是吃好吃的，醒来之后，发现是黄粱一梦。
第四关是"方便关"，这个关最难过，农村的厕所十分简单，缸上搭个板子就是了！一次杨绛吃绿豆粉面条，半夜闹肚子，壮着胆子跑出去，结果大门锁了，她是又急又怕，灵光一闪想到了之前家中养的猫咪，她便找了个地方挖了个坑，畅快后再填上，上面还撒了些落叶，灰溜溜地回到床上。
第五关是"卫生关"，干净了半辈子的杨绛，那段时间体会到了水资源的宝贵，洗手洗脸都舍不得用，吃饭也只用手背一抹就算完了。
虽然难关接二连三，不过杨绛有自己特有的慰藉，那便是钱钟书的来信。他的信是每天都有的，用规矩的小楷记录着所思所想所行，这是钱钟书一直有的习惯，不曾间断。
大家都笑杨绛信多，其实大家心里都是羡慕的，亲人的消息是心中最大的牵挂。杨绛的信从不扔，都很规整地折好放起来，想起来拿出来再读一下，慢慢地衣服口袋就鼓鼓的，她都贴身带着。虽然信中内容没有不妥，但经过之前亲眼所见扣帽子的过程，她还是心有余悸，不太放心放在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