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拿起笔又放下，在紧张和不安中挨着一分一秒。她在心里不停地挣扎着："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要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翻来覆去地想，杨绛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放下笔认真听讲，什么也不记。
多年后的杨绛想起这件事，阅尽人间沧桑的她才明白，其实当年让她做记录大概只是陪伴的性质。几位老师做记录就已经足够了，再加上一名学生，这主要是走个形式罢了。但是中学时代的杨绛天真单纯，这些道理还是多年后才悟得的。
然而，即便杨绛这样认真地听，她还是一句也听不懂。她只能在心里揣摩："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既然听不懂，她便只好发挥视觉的作用了。她使劲地看着章太炎先生，恨不得把他说的每句话都看到眼睛里去，仿佛这样就能把他的掌故记住了。
杨绛的座位离章太炎先生是最近的，虽然听不懂，但是看起来却是非常仔细的。整个礼堂里，也只有她能看得最清楚。
杨绛注意到，章太炎先生"个子小小的，穿着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左鼻孔塞着些东西"。当章太炎先生注意到这个做记录的女学生一字不记，却使劲地盯着自己看的时候一定感到非常诧异。他频频瞄一眼杨绛，或许是看看她有没有动笔，但是每一次，他都和杨绛那天真无邪的目光撞上。
杨绛观察得非常仔细。她注意到先生的鼻子里塞着小小的纸卷儿。这不禁让她想起了以前听说的关于章太炎先生有"脑漏"病的说法，她心中暗想，塞纸卷儿是因为"脑漏"吧？脑子能漏吗？不可能吧？也许是流鼻血。但是纸卷上没有墨，因为她流鼻血的时候总是用蘸墨的棉花，因为墨有止血的作用。所以杨绛又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也许他流的是脓？也许只是鼻涕……"
杨绛细致的观察让章太炎先生感到很不舒服。他频频转过脸看她，但是这个天真的女孩子还是在盯着看。台下的观众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个迟到的女孩子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却一字也不记，杨绛揣测着观众的心理，觉得他们一定认为自己是个怪东西。所以杨绛只看章太炎先生，台下的人却不敢看。
章太炎先生的掌故谈了有一小时，但是对于杨绛来说，却像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她煎熬地挨过一分一秒，终于盼到了结束。整个过程中，杨绛都是那样坐着，没有记录一个字。最后，工作人员过来收走了她的白卷，并告诉她不要走，还有一个招待会，杨绛只好先留下来。但是当她夹在人群中不知所措的时候，没有人过问她，她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最后便趁着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的时候偷偷溜掉了。
第二天，杨绛在记录席上出的洋相就见了报。新闻上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做记录，却一字没记。
暑假开学后，大家都知道了杨绛的这件事，都拿来当笑谈。她的老师马先生点着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但是杨绛实在是不会装样儿写，无论是少女时代的她，还是成年以后的她，始终保持着一颗谦虚、诚恳的心，无论做什么事，决不会弄虚作假。多年后的她在自己的散文里诙谐地写道："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这段故事沉浸在历史岁月里，算作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也好，或者仅仅当作一个笑谈也罢，在年少的杨绛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做人的理念──真实。无论是在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是在时代脚步飞速前进的今天，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东吴大学开启命运之窗
杨家有女初长成，像是一株含苞的雏菊，充满了生命力，未曾开放香已悠远……
在振华上学的那段时间，对杨绛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一大家人生活在庙堂巷，热热闹闹，人与人的距离很近，这种贴近是心灵上的。父亲也用心构建着这个家，在花园中添了很多果树，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聚在树下乘凉，伴着袅袅清香，聊着家常。那时的杨绛已经算是个小大人儿了，还会经常跟父母讨论些事情，也会提出一些意见。父母有的时候也会接受她的建议，还愿意跟她探讨更深的东西。
杨绛说："在庙堂巷，父母姐妹兄弟在一起，生活非常悠闲、清静、丰富、温馨。庙堂巷的岁月，是我一生最回味的日子。"
母亲温婉醇厚的性格，父亲正直威严的处世态度，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杨绛，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吸收更多正面的东西，也是她性格的基石。
杨绛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所以家中的所有长辈都很关心杨绛的选择，本来振华女中是六年的功课，她用了五年就学完了所有课程，遂提前毕业了一年。这一年的光景，本来是可以做更多事情的，但是后来回忆起来，杨绛却觉得不如不提前毕业了。
她本来一心想念的是清华大学的外国语文学系，在她提前毕业的那一年，虽然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了，却没有来上海招，随后的那一年，清华大学放宽了招生，之前同班的同学好几个都考进了清华大学，杨绛却与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不免感叹了，因为以她的成绩考上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谁都不知道它在下个路口给自己安排什么新的挑战。
当时杨绛考下了两所学校，一所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另一所就是苏州东吴大学。当时的社会，男女平等还不是很普遍的观念，去念女子学院，虽然闭塞，但是环境相对比较单一，也安全些。大家建议她去东吴，男女同学一起上课，气氛也活跃些，还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开阔眼界，所以最后她选择了东吴，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大学。
那年秋天，杨绛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大学。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每一处景象都给杨绛以新鲜的感觉。这美好的大学时代开启着杨绛一生的命运之窗，她的传奇，在这锦瑟华年中一点点铺陈开来。
那时候，学校的女生并不多，因为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女生便住在一栋小洋楼里，那本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宅。依当时的条件看，学校所提供的住宿条件已经是非常优越了。
杨绛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一个大房间里，四五个女孩子住在一起。第二年的下学期，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子被分配到一间小屋子里。她们是中学的同班朋友，杨绛叫她淑姐。两个女孩子清清静静地住在一起，非常称心满意。
这个小房间本是美国教授家里男仆的卧室。窗户朝东，向窗外能看见茂密的花木，窗纱上爬着常青藤。房间小而阴暗，却非常幽静。门在房间的背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小小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凳子和两张分开平行放置的小床。
房间的门总是关不上，需要用力地抬一下才能关上。不过这反倒方便了很多，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推一下或者拉一下门就开了，开门或者关门都是毫无声息的，这样不会打扰到别人。钥匙孔里插着一把很旧的铜钥匙。但是因为门不好关，锁起来也很费事，需要先把门抬起来关严，才能转动钥匙。所以她们很少锁门，即便是晚上睡觉也只是把门带上，以免门被风吹开。
东吴大学于一九〇〇年在苏州成立，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思想等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进步的，学校不仅重视对学生知识文化的教学，还很重视对学生的体育锻炼。杨绛虽然平时文文静静的，但是对体育也颇感兴趣，不过那时候学校的女生很少。她还参加了女子排球队，在她的排球技术有所长进后，还参加了比赛。
第一次比赛时对手是邻校的球队，场地就选在东吴大学的操场。那天场面很是壮观，一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看球赛的都是校里的同学和老朋友。轮到杨绛发球了，她用尽全身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那脱手而出的球竟似有着无穷的威力，打过去之后竟然砰然落地，没有被对方打回来。
顿时，整个赛场沸腾了，支持杨绛队的同学们高声欢呼起来，又是拍手，又是欢喜叫喊。杨绛为自己的队赢得了一分，最后，杨绛所在的球队取得了胜利。
直到多年以后，杨绛提起这件事还是兴高采烈的。每当她看到电视上的排球赛的时候，想到大学时代打过的那个关键一球，总是要忍不住对人说："我也得过一分。"
刚入大学校园的时候，杨绛很受大家欢迎，当时的室友趁着她睡觉的时候，这么评价她："杨季康具备男生追求女生的五个条件：（一）相貌好；（二）年纪小；（三）功课好；（四）身体健康；（五）家境好。"一旁的杨绛并没有睡实，听到大家聊这个，窘迫得不得了，只得硬硬地继续装睡下去。
事实上大家说得也是很有道理的。杨绛是个很讨喜的女孩，皮肤白皙像极了母亲，白里透红，还是个娃娃的时候，苏州太太见了就夸："哎哟，花色好得来。阿有人家哉。"还要给她介绍人家呢！
那时的杨绛极其羞涩，因为之前都在女校上学，很少跟男同学接触，还没张口说话，就已经不好意思了。还有人写了首诗说她："最是看君倚淑姊，鬓丝初乱颊初红。"诗句里的淑姊是杨绛的室友，年长她两岁，两个人总在一起出现，也就有了上面说的场景。
但是她不认为自己是美女，也很少在意自己的容貌，多年之后，有人要为钱钟书写传记，她还特意写信声明："我绝非美女，一中年妇女，夏志清见过我，不信去问他。情人眼里则是另一回事。"虽然她这么说，但是见过她的人都不禁称赞这位姑娘俊俏。
大家都说，有很多人追求这个年轻优秀的姑娘，情书不断，示好的男同学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不过杨绛却说不是这样，即使有信写来，也大抵是说，你还小，当读书，不要交朋友之类的关心文字。
她回忆说："有些女同学晚上到阅览室去会男朋友，挤在一处喁喁谈情。我晚上常一人独坐一隅，没人来打扰。只有一次，一个同学朋友假装喝醉了，塞给我一封信。我说："你喝酒了，醉了？──信还给你，省得你明天后悔。"这是我上东吴的第三年，很老练了。这人第二天见了我，向我赔礼，谢谢我。以后我们照常来往如朋友。我整个在东吴上学期间，没有收到一封情书。"
几年中，杨绛就如此的一个人沉醉于学习，避谈儿女私情，也许在等待某个人的出现吧。
大学时代就像一朵绚丽的花，在正值青春时妖娆绽放。尽管花期短暂，但是却会留下一生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