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加速崛起需要世界城市的支撑
1.世界城市是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国际中心城市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相互交织和互为推动加速了全球网络的形成。以城市为载体，在全球网络中形成了资源要素流转和配置的一个个节点。这些节点集结成为一个多极化、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其中，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主要节点城市就是世界城市。
对全球政治经济具有控制力与影响力是世界城市的两个核心功能。世界城市的控制力主要表现在对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再分配。战略性资源是指与国家、城市的运转、发展、壮大息息相关的重要条件和能够带来巨大回报的关键要素，可以是硬性的自然资源、资金等资源，也可以是软性的政策、人才、信息等资源；战略性产业包括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首先表现为很强的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同时，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对带动经济社会进步、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相比较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多地表现为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地质勘探等产业；当然，在全球城市网络当中，资源的流转与配置、产业的分工与合作是需要通道的。战略性通道就是以战略性区位优势为依托，以港口、航空、公路、铁路等现代化、立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为基础，构建面向全球的资源要素流通和产业梯度转移通道；这都是涉及全球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具有把控权、主动权，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城市才可以称之为世界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控制力也就没有影响力。控制力属于“硬实力”，而对于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城市而言，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层面，就是“软实力”的建设，比如价值观、文化文明、城市精神等，而建设的核心都与无国界、多元文化、开放性等关键要素息息相关，更多地表现为对内的感召力和对外的影响力。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控制力，影响力是世界城市的核心功能之一。
从本质上讲，世界城市是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也是世界文明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中心。深港都会世界城市的建设过程就是不断增加其对世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过程。
2.北京、上海、香港建设世界城市是带动三大区域发展，推动中国加速崛起的主要力量
目前，全世界已经有超过50%的人居住在城市，中国2008年底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5.6%，约6.07亿人已经生活在城市，到“十二五”末期，中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50%。城市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载体。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区域未来10年的经济总量将占到全国的75%以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三大区域。长三角的领头城市是上海，上海世界城市的建设将会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进而带动安徽、江西等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环渤海地区领头城市是北京，目前北京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通过世界城市的建设，京津同城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带动整个环渤海区域发展。珠三角地区的领头城市是香港。香港世界城市的建设将会带动泛珠三角地区，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3.深港共建世界城市优势独特，潜力巨大，大有可为，责无旁贷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典范和排头兵，30年来依托香港、学习香港、服务香港，既发展壮大了自己，又为香港、为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香港是深圳扩大开放范围、提升国际化水平、谋求新一轮发展的动力。事实上，从城市人口规模看，深圳和香港两地接近2000万人，可以称得上一个国际大都会。从经济规模看，2007年香港与深圳GDP总量达3000多亿美元。从产业优势看，香港是公认的国际商贸中心，拥有发达的服务业，而深圳是全球诸多产品的制造中心，拥有强劲的高新技术产业。从海运方面看，香港的码头和深圳的港口分别为世界排名第二位和第四位的集装箱大港，香港机场的货运量名列世界首位，而深圳机场客运吞吐量已达2062万人次，深港两地机场的客运总量相加后也排在全球前10位。从金融方面看，香港为世界公认的亚太金融中心，全球金融机构在香港林立，存款额达5.6万多亿港元，而深圳为中国珠三角区域性金融中心，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双双突破万亿元。香港证券交易额已进入世界前7位，深圳是中国两个证券交易中心之一，前景广阔，深港两地证券交易额相加，也可进入世界前5位。如果能够建成深港国际大都会，而深港的GDP可以保持年均约8%的增长率，到2020年，这个国际大都会经济总量将达到1.11万亿美元，排名世界城市第3位，超过伦敦、巴黎；如果以6%的年增长率计算，也会排名世界第4位。
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为中国建设世界城市创造了历史机遇
1.世界城市产生的五个条件
第一，世界城市产生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区域。换句话说，只有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区域，才能实现要素的集聚与流动，才能吸引大批国际机构、高端人才的进入，才能形成高端产业体系，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对全球经济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世界城市。第二，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世界城市区域体系的强大支撑。世界城市的发展都不能靠单个城市的发展，而是要靠整个世界城市区域的繁荣。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伦敦、迪拜等城市发展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腹地”。第三，世界城市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相互作用的产物，集聚和辐射是世界城市发展和演进的重要机制。世界城市通过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形成要素的集聚和辐射，以获取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人流、物流、资本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分工有序的产业关系，共同构建国际经济增长引擎。其中，总部集聚程度则决定着世界城市的网络集聚和辐射能力。第四，创新能力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是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不仅为城市产业结构带来生机和优化，促进产业扩充和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从而提升城市价值。同时，也有助于避免结构失衡、社会矛盾加剧、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从而促进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第五，世界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纽约、伦敦、东京三大世界城市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由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伦敦、东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发展中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已经开始谋划建设世界城市。
2.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走向世界前台，为中国建设世界城市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了全球经济的衰退，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和实力加速上升，并在后危机时代占有更大的发展先机和空间。世界金融体系正在重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重新洗牌，中国有理由成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主角之一，并逐步走向世界前台发挥其大国作用。大国崛起中的中国城市有条件、也有必要承担全球经济引领者的职能，从而释放中国的大国影响力和控制力。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也将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带来世界经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迅速出现一大批具有实力的城市，中国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城市。以香港-深圳、北京-天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城市必将伴随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脱颖而出，成为一批新兴的世界城市。
3.深圳、香港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与地位决定了深港合作将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
从层次上划分，世界上的国际城市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世界城市，也被称为全球性国际城市，即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的世界顶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城市，即在世界某一区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如香港、新加坡、巴黎、芝加哥、洛杉矶、首尔等；第三层次是国家性国际城市，此次国家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列为国家中心城市。深圳不在其中。因此，严格来说深圳还算不上是国家性国际城市。而香港的世界地位已经为世人所公认，与纽约、伦敦共同被称为“纽伦港”发展模式。香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顶级世界城市。但就现实而言，仅靠香港自身发展则很难达到，香港必须联手深圳，共同形成世界经济一个新的增长极，进而带动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方可与纽约、伦敦、东京并驾齐驱。与此同时，深圳也必须依托香港，在共建合作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城市等级。
深港共同建设世界城市时机和条件日趋成熟
1.构建深港都会是两个城市共同发展的必然趋势
深圳与香港有一种天然的珠联璧合性的合作关系。深圳应该而且也必须与香港联手，共同构建全球性的世界城市。毋庸讳言，在回归初期，“两制”之间的分界、隔离被人为强化，阻碍了两地之间的合作交流。现在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两地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减少各种限制，尽可能实现人员、货物、资金的自由流动。在构建全球性世界城市的进程中，更好地借助香港优势，是深圳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在同深圳的合作中寻求珠三角乃至祖国内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强劲的发展动力，也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融合、共同发展，已成为深港两地的共识。事实上，深港两地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及利益格局。在经济发展方面，无论深圳还是香港，都不能完全避开对方而自行其是。深港经济正在日益密切融合，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2.深港共建世界城市应上升为国家战略
从长远来看，按照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大中华圈经济实力接近美国，也接近欧盟。这就要求未来中国要有纽约、伦敦这样的世界级国际大都会和国际金融中心。纵观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经验，中国有条件建设世界城市的是北京、上海和香港。这三个世界城市的崛起，将带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腹地繁荣，推进世界城市区域体系形成，从而引领中国在世界的加速崛起。因此，通过构建深港国际大都会，使经济中心功能得以集聚，充分发挥香港通往国际的路径和管道作用，发挥深圳连接内地广大腹地的功能，对于提升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亦非常重要，因此深港共建世界城市应该上升为国家战略。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正处在新一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在过去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历程中，深圳和香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先锋带头和积极推动作用。构建深港超级国际大都会，不仅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且将进一步带动新一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热潮。显然，打造深港超级国际大都会，不单是为了深港本身及区域经济，更是为了国家的改革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3.构建城市综合创新体系，深化制度合作，加快深港一体化，真正成为珠三角的龙头城市
深港合作建设世界城市建立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因此，必须导入创新理念，谋求区域新一轮发展的路径和对策。深港都会发展合作模式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与合作。制度创新的关键不仅在于促进深港及中国内地各类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更重要的是强调法律制度以及基本的币制和税制的创新与合作，强调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与对接、政府间日常工作的协调与合作机制等。与此同时，深港合作还应该重视社会创新，通过新的、更有效的方法的设计和开发，共同应对城市扩张、交通堵塞、人口老龄化、慢性病以及失业等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深港都会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深港都会建设中，还应充分发挥河套地区特殊地理优势，建设“特区中的特区”成为深港都会的示范区，在河套地区率先进行两地人员自由流动探索。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对接，在“一国两制”和不失各自特征的前提下，共同制定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规则，改善出入境管理方式，实施交通便利化，建设深港一小时都会生活圈，使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科技流高度流通。深港两地政府可以在“一国两制”和不失各自独立性及独特性的前提下，考虑组建深港都市规划机制，通过共同协商，成立深港大都市规划委员会，从深港两地的共同目标出发，对区域基础设施布局、产业布局、环境保护、边境开发、城市发展长远目标与定位等进行深度交流，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深港国际大都会的策略性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规划。这种宏观性规划，不仅是为了相互协调，减少恶性竞争，避免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功能规划的布局带动深港国际大都会经济的共同发展，以早日实现深港国际大都会的宏伟目标，进而拉动珠三角大都会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并服务全球经济。
4.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创新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是深港共建世界城市的发力点
第一，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是全球经济政治的核心元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大优势，是背靠全球经济最活跃的中国内地。推动深港两地金融业的交互和融合，本身就是实现深港国际大都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目标。加强深港的金融合作，不仅可以带动深圳金融业的发展，而且能够从实质性的层面加深香港与内地金融活动的联系，进一步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
第二，加快国际创新中心建设。鼓励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是深圳自身提升综合实力的重要经济支点，而且是与缺乏高科技产业的香港优势互补，共同构建超级国际大都会的战略需要。两地要积极推进深港创新圈合作，深圳除了巩固自身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外，还要加强与香港的创新科技合作，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商贸中心、科研实力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将深圳建成国际级品牌、专利创造和注册中心，建成国际级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基地和自主创新基地。更为重要的，深圳应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排头兵”、“试验田”的成果，深化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领域改革，推进深圳社会创新。
第三，加快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临空时代、高铁时代和远洋时代。建立一种国际化的、立体化的交通体系，才能对战略性资源、战略性通道实现有效影响和控制。深港应加快两地港口业务整合，形成整体优势，抢占全球航运制高点。目前，香港码头建设和集装箱货物来源、容量等均受到不同程度制约，而深圳港口发展和货物源有极大潜力。为此，深港两地应紧密合作，香港应以组合航运的方式，联合并向深圳港口延伸航运，深圳也应以组合航运方式向香港扩展航运，双方有机配合相互组合延伸扩展。通过深港机场铁路接驳，并实行“一地两检”，有效促进两地人员流动，打造全球瞩目的深港“超级空港”。在空港业务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在平等双赢的基础上，实现两地机场的小股权交叉持股。
5.深港共建世界城市必须坚持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
深港虽然实施不同的制度，但是两地都同在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说“一国两制”是深港共建世界城市的基础。也就是说，打造深港国际大都会，除了需要深港两地政府的努力外，还有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在国家政策层面给予支持。一方面，大都会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国家规划的指导和协调。因为大都会城市经济圈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问题，往往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考虑发展对策，何况构建深港国际大都会这样的超级国际大都会，更需要国家加强区域规划工作，发挥规划的指导、协调和约束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一国两制”下的深港合作有别于内地“一国一制”下城市之间的合作，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香港与深圳共同打造国际大都会，实现人员、资金、货物的自由流动，皆需要国家给予有别于内地城市的特殊政策。中央政府应将构建深港创新圈，打造深港超级国际大都会纳入国家的总体规划之中，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支持将深港国际大都会打造为中国第一个超级的国际大都会，使之真正成为充分体现“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和“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世界城市。
（2013年11月18日在“2013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本文刊载于《城市前沿》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