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卡尔多认为，只要把SP＞SN这一限制条件作为收入分配机制运用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去，那么，经济均衡增长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稳定的。卡尔多确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S同I的任何偏离都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以致使得S适应于I。例如，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增加投资并导致社会总需求的普遍增加，将会产生的后果是价格上涨超过工资提高的速度，因此，收入分配的变化有利于利润的增加和降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由于SP＞SW，结果收入分配的变化使社会总储蓄额增加，S与I恢复均衡。假定出现相反的情形，投资和社会总需求趋于全面缩减，则价格的下跌会快于货币工资下降的速度，收入分配变化将有利于劳动者，由于SP＜SW，结果社会总储蓄额将会相应减少，使得S与I恢复均衡。这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变化来调整储蓄，使之适应于投资的分配机制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卡尔多效应”。据此，卡尔多断言，在短期内，国民收入分配是投资和总需求及相对价格变动的函数。
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国民收入分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积累率的大小。在（2．10）中，若SW和SP既定（同时资本——产出系数也既定），积累率的任何上升（也就意味着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上升），必然要求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大，反之亦然。卡尔多将式中含有的1／（SP－SW）这一系数，称为“收入分配的灵敏度系数”，因为它表明了积累率的变化对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影响。SP－SW之间的差额越大，积累率变化对利润份额影响就越小；SP－SW的差额越小，此种影响就越大。同样，假定积累率是既定的，那么收入分配的变化将取决于资本家和劳动者各自的储蓄倾向，当SW不变时，SP愈小，P／Y值愈大。也就是说，资本家（财产占有者）储蓄的愈少，消费的愈多，利润在国民收入的份额愈大。这也证实了新剑桥学派信奉的卡莱茨基的名言：资本家所得到的也就是他所花费的。
卡尔多经济增长模型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增长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经济要按照充分就业均衡道路增长，势必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
由于社会中各阶级的储蓄倾向是不相同的，因此，收入分配将要精确规定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以保证一定社会积累率的实现；并且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生波动时，分配份额的改变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果将卡尔多模型中的（2．9）写成S＝SPP＋SW（Y－P），并使式子两端同除以Y，则得到全社会储蓄率S（＝S／Y）的公式：
S（＝S／Y）＝（P／Y）（SP－SW）＋SW（2．11）
将（2．11）代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得到
GW＝S／V＝（P／Y）（SP－SW）（1／V）＋（SW／V）（2．12）
由于V＝K／Y，代入上式后，则有：
GW＝（P／Y）（SP－SW）（Y／K）＋（SW／V）
＝（P／K）（SP－SW）＋（SW／V）
＝P（SP－SW）＋（SW／V）（P为利润率，等于P／K）（2．13）
假定自然增长率（GN）等于6％，V＝3；SP＝0．3，SW＝0．05；若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P／Y）为0．4，则将上述数字代入（2．12），可算出有保证的增长率（GW）等于5％，GW＜GN，不能保持经济沿着充分就业均衡道路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调整到0．6，同时假定SP与SW不变，即可改变全社会的储蓄率（从收入分配变化前的15％提高到20％），从而使得GW＝GN。
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模型与卡尔多的模型略有不同，她力图根据由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在技术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引出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关的主要经济变量的关系。她运用了两大部类和两大阶级收入的分析模型，把生产部门划分为投资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把总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两大部分。按照她的分析，工人将其所有收入（工资总额W）用于消费（C），资本家将其所有收入（利润总额P）用于投资（I），这时，工人的收入等于消费品的总价格，资本家的利润等于投资品的总价格，国民收入中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等于消费品的总价格与投资品的总价格之比。如果根据凯恩斯的储蓄等于投资的假定，P＝S＝I，则有下列方程
Y＝W＋P＝W＋S＝W＋I（2．14）
如果加进对资本存量（K）的考察，那么，利润率（Π）就等于资本积累率（G），公式表示为
π＝P／K＝G＝I／K（2．15）
倘若取消资本家将其全部收入都用于投资的假定，这时利润总额中有一部分被用作资本家的消费，其余部分则是可用作投资的储蓄总额。用SP表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储蓄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则利润、储蓄和投资三者间的关系为：
SP·P＝S＝I或P－I／SP（2．16）
把（2．16）代入（2．15），得到
π＝P／K＝（I／K）（1／SP）＝G／SP（2．17）
在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下（即假定技术进步并不引起资本和劳动在产品价值构成中的相对份额），资本价值对产量的比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不变，因而，资本增长率（积累率I／K）也就等于整个经济增长率（G）。
根据上述公式所揭示的关系，在资本家储蓄倾向一定的情况下，利润率与积累率（或经济增长率）有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即一定的利润率产生于一定的积累率（或增长率），而一定的积累率（或增长率）又必须以一定的利润率水平为前提，两者是正比变化。按照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理论，资本主义经济要稳定地、均衡地发展，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技术进步稳定而没有偏向，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积累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以相同的比率稳定增长，利润率长期不变，实际工资水平随人均产量上升而提高，资本家对投资的未来收益有足够的信心，投资以每年相同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年产量（国民收入）同资本量（新增资本即投资）以一种适当的比率同时增长。琼·罗宾逊把满足上述条件的经济增长状态称为“黄金时代”。
与卡多尔不同的是，琼·罗宾逊认为，“稳定增长模型不过是用简单形式说明论点的一个便当方法。在现实中，增长决不是稳定的”。决不能根据增长模型就轻率地断言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地趋向一条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均衡途径。
她强调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经常出现资本家的积累冲动不稳定而引起的投资波动、市场竞争机制受阻碍、劳动力的供给不足或过剩、技术进步对生产方法和经济结构的影响等，所以不可能经常具备“黄金时代”所需要的种种条件。
琼·罗宾逊在以“黄金时代”为标准，对资本主义经济失调的类型进行分析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能稳定增长的一些原因，认为“劳动与财产的分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琼·罗宾逊指出，假如资本家的高利润不是高积累率的结果，而是垄断的结果，那么，由于工资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社会消费需求水平的增加将受到阻碍，从而进一步制约了投资需求，使得在高利润的条件下出现投资缩减和经济停滞的趋势。这时，必须通过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来使得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矛盾。由此可见，琼·罗宾逊试图用她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只要政府采取一定的经济干预措施，特别是抑制垄断势力的增长和使国民收入分配趋于均等化，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可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的。
（四）对“停滞膨胀”的解释
新剑桥学派在解释停滞膨胀的原因时认为，必须抛弃物价水平仅取决于货币数量的传统理论，回到凯恩斯关于物价水平主要受货币工资率支配的论断上来。他们从区分商品市场类型或不同类别的经济部门着手，结合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因素，货币工资谈判中的阶级冲突因素，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而解释停滞膨胀现象。
卡尔多将经济生活的部门区分为三类：初级部门，它为工业提供不可缺少的基本供应品，如食物、燃料和基本原料；第二级部门，它将原料加工为成品以供投资或消费之用；第三级部门，它提供辅助其他部门的各种服务（如运输或销售，或各种专门技术），以及提供欣赏的不是辅助其他部门的服务（如戏剧演出）。卡尔多认为，第三级部门是决不可能发生重大问题的。但是，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工业部门）却都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根源。根据卡尔多的看法，“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发展要求这两个部门的产量的增加应符合必要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可出售的农矿产品产量的增加，应该和需求的增加相一致。
这种需求的增加又是反映第二级（以及第三级）部门的增长的”。但是，“从技术观点看，不能保证由节约土地的革新所推动的初级生产的增长率，正好符合第二级和第三级部门的生产和收入的增加所要求的增长率”。这也就是说，如果初级部门产量的增长和工业制造业部门生产的增长之间出现比例失调的话，就有可能导致经济生活中出现停滞膨胀。
卡尔多认为，不同类型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决定是通过不同的经济机制进行的。
（1）在初级生产领域中，对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市场价格是既定的，价格是以亚当·斯密所描述的传统方式，直接响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压力而变化的，价格变动是调节未来生产和消费的“信号”。
（2）在工业部门中，至少是在大部分生产集中在大公司手中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制造品的价格是被“管理”的，也就是说由生产者自己确定的；生产对需求变动的调节是通过库存调节机制进行的，与价格无关；商品积存时，就减少生产，库存减少时则增加生产。工业制造品的这种“管理”价格，不是由市场而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具体地说，是根据“完全成本原则”和“垄断程度原则”来决定的，即在直接的劳动和原料成本上，加上按工厂的标准开工率计算出来的一般管理费和折旧费，再在这两种成本之上加上一个纯利润。按照这种方式决定的价格，对需求的反应不是非常敏感的，但对成本的变化（如工资和原料价格）却能做出迅速的反应。
根据以上分析，卡尔多得出一个“基本的命题”：从世界经济范围来看，“农矿产品价格的任何巨大变动，不论它对初级生产者是有利还是不利，对工业活动往往起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
（1）初级部门的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虽然有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的初级产品，同时由于食物价格的下降会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从而有可能因此而增加了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但是，由于贸易条件（初级产品和制造品两类价格或两类总价格水平的比率）在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对初级部门生产者极为不利，所以就将减少初级部门生产者对工业制成品的有效需求，结果势必是抵消了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而有余，造成一种灾害性的后果-经济大萧条。卡尔多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正是由此引起的。
（2）当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时，它在工业品成本方面具有强有力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农产品、基本原料和燃料的价格的上涨，通过各个生产阶段，将依次进入制成品的成本中，使得工业制成品价格提高。这种价格上涨将有利于利润而不利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在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中，它是引起工资压力增加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工人将通过工会与资方的工资谈判，抵制实际工资的降低，要求增加工资，以保持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本身也有着缩小工业制成品有效需求的作用，一方面初级部门的生产者利润的增加和他们的开支增加不相称，例如石油生产者积累了大量的金融资本而未花费掉；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有可能采取财政金融措施来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这些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将会减少消费者的需求，并抑制工业部门的投资。这样，农矿产品价格上涨很可能在工业部门引起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它反过来又使工业部门的活动受到紧缩性经济政策的限制。卡尔多认为，美国1972年-1973年的通货膨胀就是起因于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同时工资随着生产费用的上涨而上升）。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抑制主义的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从而造成了一次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
琼·罗宾逊除了通过区分各种类型的市场和分析操纵价格外，还从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方面来解释停滞膨胀问题。琼·罗宾逊认为，按照凯恩斯的看法，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而货币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不因为它仅仅只是一种交易媒介。货币本身还具有贮藏的职能，正是它的这种性质使得它成为“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联系环节。因为货币在所有价值储藏手段的资产中，流动性最高，风险性最小，人们愿意把一部分收入或财富以货币形式保存在身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切契约也都是用货币来计量和订立的。同时，货币和信用制度的存在，也为资本家的投资提供了取得资金的便利，使他们的投资不受自有的收入或财富的限制，资本家可以通过投资来控制经济资源在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分配。当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投资率较高时，势必造成比较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投资品生产，比较少的经济资源用于消费品的生产，结果是工人的实际工资份额将相对下降。在货币经济中，工资是以货币支付的，货币工资是由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制定的，可是一定的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即工资所能购得的消费品）却是受企业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决定的；投资率的提高所引起的消费品产量的减少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将会产生一种“通货膨胀障碍”，即通过通货膨胀来制止利润的提高和实际工资的下降。琼·罗宾逊指出，“在一个工会强大的现代经济社会中，厂商要提高利润率以压低综合工资份额（特别是它如果导致实际工资率下降的话）的企图受到坚决抵制。于是厂商提高货币工资率以免工人罢工……这被认为是提高利润的通货膨胀障碍。”这也就是说，投资率提高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时，就会促使工人通过工会提出提高货币工资的要求，从而导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最终造成经济停止增长和大量失业，出现停滞膨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