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本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似乎对生产有贡献。但资本本身是商品，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故不能把资本看做生产要素。在舍弃了自然资源的情况下，真正的生产要素只有一个，即劳动。
第二，作为商品的资本，其价格不管在资本家看来意味着什么，都应该用一种和其他商品同样的方法确定，也就是还原为一定时间的劳动量来确定。
面对新剑桥学派的抨击，新古典综合派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从侧面维护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理论上专门讨论资本计量问题的困难是没有必要的，对总量资本没有定义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不能使用资本这个概念。不必追求完全的资本理论，而应把注意力集中于投资的报酬率问题。而新剑桥学派则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错误绝非仅仅是“资本”的定义及加总、计量等技术问题，而是把资本当作纯粹的物质现象，没有把资本同一定的历史时期、社会背景和制度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新剑桥学派在“资本争论”中所提出的关于“资本寓意”的论题。所谓“资本寓意”是指，人们在阐述自己的资本理论或资本观点时，心目中具有的是怎样一种使资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经济形式。新剑桥学派指出，如果资本的寓意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它就应当包括反映现代资本主义典型社会关系的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是资本的所有者，获得按投资资本价值计算的利润，而工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是因为拥有资本所有权，而不是由于技术性的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物质产品。新古典综合派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一种概念或理论的正确性在于它能够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经济现象，而不是仅仅与某一种社会关系形式相联系。对此，琼·罗宾逊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寓意既不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下的现实经济，而是一种幻想的不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的、自由放任和自给自足的私人经济。因此，新古典综合派在政策主张和资本理论之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当他们处理实际问题和政策时是很好的凯恩斯主义者，但是，他们心里保持有一个孤立的领域，其中存在着充分就业均衡的私人企业经济模型。在其中，利润率决定于‘资本的边际产品’。”
3．两个剑桥的政策主张分歧
（1）政府目标的分歧两个剑桥的政策主张分歧首先集中在政策兼顾稳定和发展两个方面。新古典综合派长期以来一直把加速经济增长作为第一位的目标。他们认为，只要保持经济不断增长，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即使产生一些副作用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也无妨。而新剑桥学派则把改变现行的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结构、实现收入均等化作为第一位的政策目标。他们认为，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对投资实行全面的社会管制，经济增长只能是盲目的增长，只会把资本主义经济引入歧途。因此，他们便竭力从凯恩斯的有关论述中寻找改善收入分配的理论依据，而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加以抨击。
（2）政策措施的分歧
在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确定之后，以什么样的手段或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两个剑桥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分歧。新古典综合派认为，为了实现加速经济增长的目标，首先应通过政府部门扩大开支，以弥补私人部门开支尤其是投资支出的不足，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充分就业的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水平。
同时还应辅以“收入-物价政策”和“人力政策”以缓解通货膨胀和就业困难的问题。其次要坚持“政府出钱，私人办事”的方针，由政府筹集资金确保高度就业所需的投资额并确定投资方向，而具体的投资活动则尽可能交由私人垄断企业来办理，以实现宏观计划投资与微观市场调节相结合。新剑桥学派则认为，正确的政策措施是国家对投资实现全面的社会控制，实现收入均等化政策，改善现行的福利和税收制度，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短期不稳定性和长期无计划增长的无政府状态，实现就业人员的合理配置和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
（3）政策效应的分歧
在政策效应方面，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只要政府动用了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创造出高水平的总需求，从而消除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新古典综合派看来，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无论是“补偿性的”、“增长性的”或“松紧搭配性的”，还是结合人力政策和收入-物价政策共同实施的，都能产生不影响经济其他方面的足够的公共和私人的投资需求，从而补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差额。新剑桥学派则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这些政策主张及其实施效果并非如其所声称的那么好。这些政策一方面使历届美国总统相信财政赤字无害和军事工程有益的观点，以致造成国民经济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军事工业盲目扩大的局面；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给私人大企业创造了赚取暴利的机会，使社会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等弊端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新剑桥学派还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收入-物价政策不仅解决不了通货膨胀和滞胀问题，而且会由于限制和冻结工资，使收入不均的局面固定化。
四、新剑桥学派评说
新剑桥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弊端的揭露，对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失调的揭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困化问题的分析，对其他经济学派的某些中肯的批评以及提出的某些政策主张都是值得加以肯定的。然而，基于自身的局限性，新剑桥学派理论的本质仍然是改良主义理论，不仅如此，诸多重大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一）改良主义理论
新剑桥学派把当代西方社会一切病症的总根源看作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似乎解决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就可以消灭西方社会的贫困现象，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他们主张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实行改良。但是，新剑桥学派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完全归咎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回避了造成这种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良主义的理论本质显而易见。
实际上，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只是通过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矛盾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中，分配对生产确实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则会阻碍生产的发展。虽然如此，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它从属于生产关系。因此，“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二）对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评价
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是价格决定于生产函数而非需求函数，这就彻底摒弃了新古典学派的以主观效用论为基础的均衡价格论，给价值奠定了客观物质基础。
然而，斯拉法的价值论尚有不当之处，从而招致不少批评。其主要缺陷为：
1．标准商品的计算繁杂，难以实际应用
以标准商品作为价值尺度，从理论上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样的价值尺度运用起来十分不便。每次运用它来衡量商品价值，都必须计算许多基本产品的产量与资本比。而且，当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时，原来确定标准商品的各种比例关系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不能再成为不变的价值尺度。所以，他的标准商品的设计在新剑桥学派内部也很少提及，更谈不到实际运用了，他提出的不变价值尺度，甚至比以物价指数确定货币价值的理论更易遭受批评。物价指数虽不能反映商品价值，但它易于编制，并在编定后便于应用。而标准商品既不易确定，确定后也难以应用。
2．把工资作为剩余产品的一部分，没有分析工资的本质特征
将工资视为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似乎工人既获得了自己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又获得了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没有看到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他把利润看成是一部分剩余产品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掩盖了利润的真正来源。在这一点上，斯拉法比李嘉图后退了。李嘉图虽然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未弄清工资的本质，但他看到工资是劳动者维持其最低生活的必要品的价格，不是剩余产品。商品价格扣除工资后的余额就是利润，承认利润来源于劳动而不是来自于资本。
3．斯拉法混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和生产价格
在斯拉法的价格决定方程中，商品价值、价格和交换价值的决定完全是一回事。他确定了商品交换关系和比例，但未由此出发去探索决定交换价值的价值。实际上，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不等于价值。当他把平均利润率作为确定商品价值的前提时，他的价值方程所确定的不是价值而是生产价格，因此，他只能从表象上考察工资、利润。而且，他认为生产价格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然后，用国民收入对资本的比例作为不变价值尺度，这样，斯拉法的价值论就成为生产费用论的变种，难以从本质上阐明价值决定问题。
（三）对卡尔多经济增长理论的评价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后果，认为在现实条件下经济增长只能加剧收入分配的失调；不解决收入分配失调的问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就必然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富裕中的贫困”。在当今西方各国对经济增长普遍赞扬声中，新剑桥学派能够揭示出经济增长带来的种种弊端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但是，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分析社会总产品价值的实现问题，从而使经济增长模型显得空洞无力。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等人的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考虑到物与物的关系，没有深入考察生产关系对社会总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也无力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以致于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模型不过是一种“寓言”。帕西内蒂曾针对卡尔多经济增长理论中忽略工人储蓄问题，将卡尔多模型作了补充，引进了工人也有储蓄的假定。但帕西内蒂对卡尔多理论的补充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工人储蓄倾向虽然较资本家低得多，但由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较大，工人储蓄绝对量较大。资本家的利润份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本来就小一些，还须把利润中一部分用于奢侈品消费，因此，工人储蓄与资本家储蓄相比不会过小。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储蓄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会随之增大，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况且资本家消费不易收缩，而工人储蓄还可能增大，工人储蓄所产生的利润对利润总额也有影响，这一来，卡尔多提出的资本家的利润率会随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增大的结论就不能成立，使得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出现了矛盾的结果。为此，萨缪尔森等人将之称为“帕西内蒂矛盾”是不无道理的。
（四）对收入分配理论的评价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但是，他们的分析是极为肤浅的。他们的收入分配理论以斯拉法的价格决定论为理论基础，试图回到李嘉图价值论的轨道，以此反对新古典主义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是值得肯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然而，他们又背离了李嘉图关于价值论证的正确探索，继承了他的错误因素，只研究价格及其决定，这是一种后退。而且，他们把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归结为历史因素、所有权因素以及劳动集团和资本集团各自的谈判能力，不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说明利润和工资对立的根本原因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虽然斯拉法没有批判马克思，但由于他把李嘉图对价值和资本的解释同马克思思想相对立，因而他的理论客观上是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马克思所认为的李嘉图理论中的一切弱点，都被斯拉法拿上作为了自己分析问题的出发点。
应该强调的是，凯恩斯本人着重分析的是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而不是收入分配问题。新剑桥学派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很难让人相信新剑桥学派的学说比新古典学派的学说更符合凯恩斯的原意。应该说，对于凯恩斯这样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我们应当主要根据《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来认识他。如果说凯恩斯早期着作中有某些观点和分析方法与此不尽相同，那就应从发展的角度来对待它们，即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也是发展的。我们知道，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论证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需要政府调节，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各国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是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手段维持充分就业，实现经济稳定。如果说凯恩斯也提出了现实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均状况，那么这只不过反映了凯恩斯与某些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分配失调的“经济和谐论”的鼓吹者不同。更重要的是，凯恩斯关于失业者得到工作，低收入者得到补助的建议的出发点，是如何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是资本家的投资得以获取预期利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