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增加供给就是增加投入，而美国经济在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指导下，抑制了投入。如：福利政策抑制了对劳动力投入的刺激，高税收政策抑制了对资本投入的刺激。因此，要增加供给就必须用对生产投入的刺激代替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人们进行生产性投入的目的是收益，收益大则投入的积极性高，所以要刺激投入就要提高经济主体可自由支配的收入。
其次，增加供给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一书中通过分析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资源贫乏，经济却能够迅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沙特）资源十分丰富，经济却落后，得出结论：财富是人的实干精神和创造性，而不是有形资源，因此，政府应用改变报酬的方式使企业家和工人乐于投资、喜欢工作、善于发明，这样既能刺激人的积极性来增加供给，又能使收入增加，增加消费。
（四）通货膨胀理论
何谓通货膨胀，供给学派给出了一个自称为很有用处的定义：“需求和供给的分离——指人们愈来愈相信一个人的购买力可以长期超过他的供给力，相信一个人可以不劳而获，相信一个人可以继续不断地从别人那里有所取而不必有所给。”费尔德斯坦反对弗里德曼的理论，声称通货膨胀发生的真正原因应在货币体系与货币制度之外去寻找。吉尔德认为，税收会更为直接地引起通货膨胀，“甚至赋税在打击劳动生产率之前，它们就有提高直接成本的通货膨胀的趋势”。这种通货膨胀的背后所掩藏的动因，既不属于需求拉动型，也不完全是成本推进型，因而，“最好的名词是‘税收推动’的通货膨胀”。税收虽然并不直接是成本，但它所导致的成本的增加，将会导致企业利润的相对下降，从而使边际企业退出市场，市场供给面临着更高的社会成本水平，从而在产量不变时，相对于社会总需求，现有的供给商品价格将倾向于上涨。IMF的维托·坦齐和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也指出，在提高所得税以后，工人们会试图使其税后的劳动收入保持一个不变的常数。例如，美国的每次所得税增加，将会使工资增加新增所得税的五分之一。保罗·克雷·罗伯茨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税收制动器”范畴，以此表明税收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机理。罗伯茨认为，高税率是对生产的一种制动器，税收在减少商品供给的同时，没有限制住货币的供给，结果就会出现典型的通货膨胀：“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总之，在通货膨胀成因的探讨中，供给学派联系税制，强调了供给（下降）因素而不是需求（过多）因素，也不是货币（太多）因素。
对于通货膨胀的效应这一问题，供给学派的“温和派”代表人物费尔德斯坦与“极端派’代表人物吉尔德等人所持看法不尽一致。费尔德斯坦认为通货膨胀的不良效应有三：第一，通货膨胀水平的拉升使社会不能制定长期经济计划，促使个人与公司作出用短期和比较可靠的报酬代替长期和更有生产价值的选择。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降低了私人储蓄率，个人投资投向了黄金和其他潜在的“价值储存”；对企业而言，意味着其计划将倾斜于“在设备上或在现在商业所得上的短期投资”；第二，通货膨胀的最直接的影响是降低了在工厂和设备上投资的收益率，其主要原因是税收法令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影响，提高了在工厂与设备投资所得收益的有效税率，因而降低了该投资的除税净值收益率。在此，更为普遍的又是通货膨胀也提高了非财政企业资本收入的总税率；
第三，通货膨胀也是生产能力增长大大减慢的原因之一。由于纳税后投资收益率下降，进而投资下降，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份额减少，投资率下降，股本增长率放慢，长期生产能力下降。费尔德斯坦是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声称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供给边”。
但是，吉尔德反对这一观点，“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通货膨胀”。他认为，货币供给量和总需求一样，主要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其意义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大，“像竭力追求储蓄一样，通货膨胀不一定就是衰落的不祥之兆”。通货膨胀在其处于极端情形时，的确可能导致大的灾难，但灾难并非是必然的，也不常常是“疾病般的折磨”。这是因为，“如果经济是经过很长历史时期发展而成的有机体，通货膨胀有时可以当作是适应新环境的一种正常的调节”。吉尔德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通过不断的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奇迹，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使资本短缺的日本公司有可能向有高度储蓄的公民征税。吉尔德之所以提出反对意见，究其原因，还是为供给学派的“减税”和“供给决定需求”的思想内容来完善服务的。很显然，在“激进的”供给学派那里，通货膨胀只是经济本质问题的表象。相对于生产率下降、投资减少、储蓄降低来说，通货膨胀及其效应是第二位的。
对于解决通货膨胀，供给学派找到的是税收、税制及其相关制度，是政府规模不断扩张所导致的非生产性费用通过价格结构而扩散出去的价格效应，以及高税率之下生产率下降等原因。因而供给学派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是：（1）削减政府规模或提高政府效率。在政府部门似乎已经变成一个生产要素的时候，“要减轻它对价格的影响，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削减政府的规模，或是增加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政府这一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益”；（2）鼓励生产和革新，增加供给；（3）减税。供给学派认为，引起“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不是联邦政府的赤字”，而是弥补赤字的手段，在于提高税率，以及高税率对经济中“供给边”的负面冲击效应。所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机械地缩减赤字，而是减税。另外，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会在短期内拉动需求，而在长期内才增加供给，由于政策对供给和需求的影响的非对称性，因此，减税虽然在短期内使通货膨胀率上升，但是，短期更高的通货膨胀能够使得生产率恢复增长，企业生产实现创新，最终消除通货膨胀。因此，不必惧怕减税引起的负效应；（4）调整税收结构。调整税收结构可以减轻减税时的负效应。如在所得税和投资税之间，政府应该多削减投资和资本收益税，少削减所得税。最糟糕的减税方案是在降低所得税的同时提高投资税。
（五）供给学派的企业理论
总的来说，供给学派的企业理论运用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理论，以及当代制度经济学派先驱人物的思想方法。供给学派的企业理论服从于其中心主题，它既不是着意去打开企业“黑箱”，也不是单纯去研究产业组织结构与行为，而是着力于分析不同规模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这些不同规模企业的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动力等等。供给学派声称：经济发展取决于“依赖效果”的大小，这就是说，在需求依赖于产出（供给）时，经济增长和进步的速度有赖于供给者的创造能力，企业并不是一般的产品供给者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者，也并不只是依据市场需求而被动地适应市场去提供所需商品的生产单位。从本质上说，企业或者“生产者”，在引起、形成和创造需求方面起着主要的首创性的作用。企业的决策，尤其是投资决策，在决定消费者购买的数量和基本类型方面是关键性的因素。
这种企业的作用，在加尔布雷斯等人那里，只有大规模的企业才能发挥，似乎只有大公司才具备创造能力。供给学派认为其实不然，“依赖性效果”也适用于小型企业，它们也创造自己的需求。这是因为，不同规模大小的企业在创造“依赖性效果”时各具其独到功效。首先，从大企业的成功来看，不是规模而是效率，效率才是其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乍一看，人们一般认为规模大小是公司成功的关键，然而，“大公司成功的关键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即产品的性能、制造的方式以及推销技术”。供给学派在考虑产业组织（企业）成长时，始终关注效率前提。如果没有效率的持续实现和维系，大企业也同样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正是“效率”这一关键因素，贯彻于企业演变之始终，也渗透于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交互关系之中。
有关大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供给学派甚至认为，小企业就总体来说是优于大企业的。吉尔德所作的解释是，从静态的观点看，大企业或大公司具有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从经济的全面增长和技术革新的观点来看，这些庞然大物对经济是无足轻重的。据资料载，美国的大公司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内经济中的统治力量并未增强，同时小企业的数目一直在增长。在破产的企业中，小企业的比例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小企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吉尔德认为，工业几乎永远不会从其现存主要大公司那里获得发展；在商业上，新产品往往是由小企业生产的。
经验表明不是大企业，而是数以百计的小公司，在默默无闻的企业家领导下“进行着工业革命”。丰田、英特尔、微软公司的崛起仅仅是其中的三个着名案例。供给学派指出，大企业存在着自身所固有的弊端，大企业在昔日借助高效率与不断创新而成长起来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相反的特征：一方面，其产业（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正规化或曰“官僚化”，将必然会出现他们也承认所有者和管理者职能分离的客观情况，职能分离确实有助于“使一公司成为该项工业中生产率最高的公司”，但是，与此同时，企业的成长已经隐藏着对立因素，那就是在另一面，“它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较前减少”，在会计账簿体系反映的表面化的投入-产出效率之外，所掩藏的恰恰是其深层效率创造性或创新性的丧失。因而，由于经济僵化，大企业将最终成为无效益的经济形式。例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是世界上财力物力最充沛的大公司，但是，属于它经营的领域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发展，大部分都没有获得成功。
大企业的弊端存在的原因，主要不在其所构成的垄断力量。垄断的存在，反映的恰恰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最能动的因素。同时，供给学派认为，垄断地位的保持并不是无时间界限的，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至少它要受到“未来竞争者的威胁”。这种威胁，一方面是在暂时，垄断者只有价格保持低到足以排除别的竞争者那样的水平，其垄断才能维持；另一方面，未来的竞争者总是会成为现实的竞争者，因为它有“创造性的破旧”、产品与技术等的创新作保证。
供给学派在其企业理论中也引申出了供给创造需求原理。在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供给者）“并不立即或自动地导致消费者预先存在愿望的实现，因为消费者并不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一直到他们试用了以一定价格买来的样品，消费者对有创造性的商业实验才是有反应的”。当企业以“创造性的破旧”为原则，在追求高效率、高生产率的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创造新的供给，这种供给不再是机械而被动地适应消费者既有的需求，而是能够激发起消费者心目中尚未存在或还不甚明确的消费“欲望”。因此，需求对供给——创新性的供给是有所依赖的。换言之，供给创造需求，严格地说，富有创新性的供给将会创造、引致新的需求。
总之，供给学派在其企业理论中，仍然是以强调供给的首要地位，也再次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供给和生产率背后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这固然部分客观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但是，其内在逻辑并不是很严密的。
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
（一）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市场调节
供给学派作为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的代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和不适当的干预，倡导经济自由，强调政府行为的非生产性。供给学派承认在通过政府干预而产生的公共部门活动中，有些是“极富生产性”的，“尽管许多收益来自私人企业的竞争，但是大量的和必要的贡献却是从政府得来的，不只是从研究教育和科学的巨大而明显的利益中得来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公共部门的过度扩张，构成了“一种真正的资本损失”。政府干预之所以能够扩张，其所依据的力量无非是通过增税，扩大联邦政府借债或是通过直接的通货膨胀创造货币而得到的，而这些显然会减少私人部门可利用资本的财富，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挤占效应。供给学派认为私人经济部门的效率要比公共部门活动的效率高，因而减缩政府活动水平、限制政府的不适当干预是必要的。
供给学派非常重视“企业家精神”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把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只有企业家最清楚，因此，让企业自由地经营，才能提高生产率，使生产收到最佳效果。政府管理过多，则会阻碍企业生产的创造性，影响生产的增长。
供给学派认为，从实践上看，美国自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以来，不必要的国家干预太多、太细，抑制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如企业要对一些新产品、新能源、新技术进行开发，往往受有关规章条令的限制，使美国在产品开发方面走在日本等国后面；政府的干预还增加了企业支出，提高了成本，降低了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等等。据此，供给学派认为减少政府干预、恢复经济自由，让市场机制恢复功能，就能达到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经济就能重新起飞。政府的职能应在于刺激经济增长，并为企业家的自由选择提供条件。
政府行为的规范，给私人部门的经济增长设置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经济的自由化。在减税与经济自由化的关系中，“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有多少美元交给政府，有多少报酬给从事风险、消耗精力、放弃消费或摒弃本人闲暇享受的这些人”。供给学派认为，税收增加对从事创业冒险的意愿或者从事耗费时间的项目的影响最大，而减税政策的实行、政府行为的减少，将会唤起开创性企业的活力和英雄般的技术革命精神，而“在一定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决定经济成就的最重要因素是心理的力量。雄心壮志和决心是促进经济增长、企业精神和进步的动力”。换言之，经济自由的实质在于冒险、创业、进步精神的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