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价格的均等化趋势使得国内交换比例比贸易前更为有利，居民可以得到较多的商品。如在贸易前的英国，地租高使得小麦的生产成本较高，换取一定数量的小麦需要较多的制成品，现在与澳大利亚进行贸易，英国向澳大利亚出口制成品进口小麦，结果国内的小麦价格下降，制成品和小麦的交换比例发生变化，换取一定数量的小麦只需要较少的制成品。
按照上述分析，赫克歇尔-奥林定理可以简单表述如下：一国应出口运用本国丰饶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而进口生产中需运用本国短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将造成各国生产要素均等化的倾向，使各国都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内容和形式上又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所以人们又称之为“赫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定理”（或“赫-奥-萨定理”）。这一理论把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问题仅仅归结为生产要素领域的问题，用比较生产要素的成本来定义生产成本，用生产要素的禀赋来说明比较优势，用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用生产要素的价格来解释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比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利益及分配，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生产三要素论”和“供求价格论”基础上的比较生产要素优势理论。
尽管赫-奥-萨定理对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奉为金科玉律。但是，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缪尔达尔并不同意这一理论。从现实状况看，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向来是处于不利地位的，缪尔达尔认为，赫克歇尔和奥林教授的国际贸易会促进各国生产和增进各国利益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类观点是建立在利益和谐、自然贸易这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假定条件之上的。事实上，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缪尔达尔用“扩展效应”和“回波效应”来说明国际贸易会导致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
“扩展效应”和“回波效应”最初是在缪尔达尔的《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的，用来说明一国内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一国内的“扩展效应”是指某一地区兴办新兴工业后，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中心，带动了周围地区的发展，导致新的经济中心的形成。一国内的“回波效应”是指某一地区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非但没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反而引起别的地区的衰落。
缪尔达尔也运用这两个概念分析了国际贸易活动中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问题。他认为，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回波效应”十分强烈，而“扩展效应”却是很微弱的。因此，缪尔达尔指出，国际贸易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对贸易国各方有利的，只有在贸易双方的工业化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才是互利的。因此，他主张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贸易管制和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第四节）斯堪的纳维亚模型
瑞典是一个开放式经济的工业化小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市场上的经济波动对瑞典国内的经济波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作为小国开放类型的经济，瑞典（以及与它类似的挪威）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机制具有独特的特征，在通货膨胀理论方面，60年代的瑞典和北欧的其他国家也有其独特的模型，即斯堪的纳维亚模型或称北欧学派的通货膨胀模型。这一模型是由挪威经济学家沃德·奥克鲁斯特于1970年提出的，1972年伦德堡以瑞典实际经济经验支持了这一模型，1973年瑞典经济学家格斯塔·艾德格兰、卡尔-沃尔夫·法克森和克拉斯-艾里克·奥德纳进一步发展了奥克鲁斯特的观点，因而，这一模型也被叫做Aukrust－EFO模型（EFo是由三位瑞典经济学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
对于这一模型，维也纳理工大学教授赫尔姆特·弗里希曾有过这样一段解释：“所谓斯堪的纳维亚模型把对通货膨胀的‘结构性’解释的基本要点同通货膨胀从世界市场传递到一国开放式经济的特殊传递机制结合起来。经济的‘小型’是由下述假定来定义的：在这样的经济中，它的可交易商品面临一个无限弹性的需求和供给函数，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被假定是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一模型把小国开放式经济的通货膨胀同国际价格增长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的差别。”
如果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是开放部门（E部门），二是非开放部门（S部门），前者所生产的产品是在世界市场上交换的，后者生产的产品不进入世界市场。假定π表示通货膨胀率；πE和πS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πW表示世界通货膨胀率；γ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γE和γS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W表示货币工资增长率，WE和WS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AE和AS则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各自在国内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且AE＋AS＝1。
Aukrust－EFO模型假定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率等于世界市场的通货膨胀率，即πE＝πW；再假定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于非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γE＞γS（所谓“生产率缺口”）。这样，Aukrust－EFO模型可以表述如下：
π＝πW＋AS（γE－γS）（11．5）该模型表示，小国开放式经济的国内通货膨胀率是由外生变量πW（世界市场通货膨胀率）和γB－γS（两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差）和经济结构因素AS（非开放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所决定的。
如果采用序列分析，那么小国开放式经济的通货膨胀过程可以分解为如下序列：
①在固定汇率条件下，πE随πW的增长而增长；②πE和γE共同影响WE，亦即E部门的工人根据πE和γB的变化提高了货币工资；③S部门的工资向E部门看齐，WS随WE提高到同一水平；④S增加后，S部门企业主按成本加成定价，并根据γS的情况决定价格上涨幅度，即S部门的（WS与γS一起影响到πS；⑤结果是πE和πS以及AS（即πE和πS的加权平均）共同决定一国的通货膨胀率（π）。
例如，假定开放部门占瑞典经济的比重（AE）是1／3，非开放部门的比重（AS）是2／3，设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γB）为7％，非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γS）为2％，世界通货膨胀率（πW）为2％；这时，开放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WE）为7％＋2％＝9％，非开放部门于是向开放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看齐，WS也提高9％，由于非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仅为2％，故其9％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引起的价格上涨率为9％－2％＝7％。将上述有关变量值代入Aukrust－EFO模型，则可计算出小国开放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π＝2％＋2／3（7％－2％）＝513％。
根据这一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小国开放经济的通货膨胀具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其通货膨胀率受世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很大；二是通货膨胀从国际传递到国内与部门结构有很大关系。由于这些特点，对付通货膨胀不能单纯采取抑制总需求的政策。考虑到瑞典国内强大的工会组织，也不能采取限制工资的收入政策。而必须加强开放部门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本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以调节国际收入，缓和通货膨胀。美国经济学家A．齐巴利斯特和H．谢尔曼在评价这一模型时指出，“正如所谓的EFO模式中所指出的，出口部门合同工资的提高相当于受到国外竞争部门的生产力提高与国际价格上涨之和，它会使国外竞争加剧，国内价格上升，但并不会使瑞典的国际竞争地位恶化。然而，在1973年之后，物价的不稳和汇价的剧烈波动，使价格变化预测日趋困难。在70年代，模式的适用性变得更为模棱两可，使人犹豫”。
（第五节）经济制度理论
瑞典学派的经济制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由瑞典学派第三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林德贝克提出来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
林德贝克年轻时师承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后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和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瑞典中央银行顾问，其主要代表作是《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1974年）和《瑞典经济政策》（1975年）。在这两部着作中，林德贝克从新古典综合派和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出发，全面地评述了西方激进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系统地总结了近百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的经济政策，并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
按照林德贝克的定义：“一种经济制度是用来就某一地区内的生产、投入和消费作出决定并完成这些决定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
林德贝克认为，传统的研究经济制度的方法只是把经济制度简单地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带来很强烈的政治争论性质，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现代经济制度是一个多维性的概念，它至少应该从下述这些方面来加以考察。
（1）决策结构，在决策过程中是集权还是分权，即关于消费、生产和投资的决定是像在分散化的制度中那样，由消费者（家庭）和生产者（公司）作出的，还是像在集中化的制度中那样，由中央权力机构作出。
（2）提供情报、分配资源和协调经济决策的机制，即在资源配置方面是市场调节的方法，还是行政管理的方法。
（3）所有制，财产所有权是公有还是私有。
（4）经济刺激，是用经济刺激方式还是用行政命令方式来调动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者（企业或公司）的积极性。
（5）竞争，各个不同的经济决策单位（包括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及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还是垄断。
（6）国际化，即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制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开放的还是闭关自守的。
林德贝克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瑞典经济制度，既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制度。这一特殊的社会制度，在政治生活领域方面仍然保留着民主制度。在经济生活领域方面，具有如下特征：
1．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仍然是私有制，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没有采取工业国有化纲领，瑞典的工业直到今天仍几乎全部归私人所有，在农业方面，也没有实行土地国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