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贝克认为，全盘国有化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弊病，反而会给经济生活带来新的矛盾——经济缺乏刺激和官僚主义。因此，他主张在私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如对公共产品和公共劳务的基础设施（铁路、邮局和电站等）实行国有化。林德贝克既不同意哈耶克关于国有化必然导致独裁的观点，也反对全盘国有化，其主要理由有：
（1）在历史上，除了苏联外，还没有任何国家的例子足以说明国有化导致了独裁专制，或两者一起发生。因此，国有化这种经济结构与独裁专制这种政治结构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2）在现代社会中，有两种类型的资本：一是物质金融资本，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不能国有化的，物质金融资本也只能部分国有化，否则将会抑制经济活动者的积极性，导致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以致出现官僚主义和经济的低效率。
2．林德贝克认为，现代经济的正常运行的机制只有两种，一种是市场机制，另一种是中央计划机制。只有市场机制而没有中央计划机制，便会导致经济生产中的无政府主义，反之，只有中央计划机制而全盘排斥市场机制，就会导致官僚主义。瑞典学派虽然十分重视政府干预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极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寻找“集中和分散以及市场和行政管理方法之间的最优结合”。
例如，瑞典的金融系统就是由私营的货币和信用系统与政府的金融系统组成的，资本市场很有效地聚集国家有用的投资基金并把它们有效地分配给各种私人和公共借款者，而政府也通过对私人储蓄和投资过程作全面的指导的方式来干预资本市场活动，但并不直接干预个人或私营企业和金融组织的贷款和借款的具体活动。国家还制定指导性的计划，对不同时期的各种私人和公共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和供给总额进行预测，以便企业能较好地制定自己的投资、生产、价格和销售计划。
3．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政策是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社会福利问题早在维克赛尔的着作中就被提出来了，维克赛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阶层的利益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是会发生抵触的，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因此，他说，“我们一旦认真开始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整体，并为这个整体寻求增进福利的条件，就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考虑。”
维克赛尔主张改革当时的瑞典的经济制度，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扩大公共经济成分，由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弥补由于根据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进行初次分配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
瑞典学派继承了维克赛尔的传统，为政府提出了许多福利政策主张，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瑞典学派的林德贝克等人主张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其基础仍然是私有制，只不过是在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同时，由政府实行干预经济生活的各种经济政策，即日常的生产和消费的决策权仍归私人或私营企业，而经济稳定、环境保护、公共消费、收入再分配等决策权则归政府掌握，由政府实施一系列旨在增进全社会成员福利的经济政策，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因此，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实质上只是“混合经济”的变种而已。
（第六节）经济政策主张
在瑞典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半个多世纪过程中，他们根据自己的经济政策理论提出过许多具体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有：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实行的以公共事业投资为中心的衰退对策及其他经济周期对策。60年代的保障就业政策、通货膨胀对策、社会福利政策和产业民主化政策等等。
1．20至30年代间大规模失业的增长，在资产阶级政府和自1917年起加入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中引起了严重的不安。1927年，瑞典成立了“失业原因和防止失业措施研究委员会”，1931年该委员会聘请了哈马舍尔德、缪尔达尔、奥林等着名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工作。1933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财政预算采用了以扩大公共事业为中心的扩大总需求政策，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凯恩斯之前的凯恩斯政策”。1935年，哈马舍尔德执笔撰写了“失业委员会最后报告书”，概括了委员会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对瑞典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做了详细的论述和总结，提出了以宏观货币政策为主，宏观财政政策、商业政策、工资政策为辅的消除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在这一时期，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还陆续提出了各种应付经济周期变动的政策和制度，创立了考虑到经济景气好转和恶化使政府预算平衡的长期预算制度，以及萧条期供公共事业预备费之用的公积金制度，还制定了繁荣期控制民间投资支出、萧条期促进民间投资的投资税制度和投资基金或投资预备金制度。
林德贝克教授把这种投资平衡化的两种制度称为瑞典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两个发明”。所谓投资基金制度，是在繁荣期企业将其部分利润，以基金的形式冻结在中央银行的特别账户，萧条期在政府要求时，用这种资金来投资可以减税。
这种制度在瑞典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根据伦德堡的看法，60年代以来瑞典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结构原因造成的。例如：部门、行业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大量移民的入境以及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工资、成本、价格的相互关系和变化。瑞典经济学家认识到，在这种条件下，只凭凯恩斯、缪尔达尔的宏观总需求管理政策，不能实现每个劳动市场的充分就业和有效作业，而且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难以两全。
因而除了考虑宏观总需求管理政策外，还有必要调整每个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实行促进行业间工作变动的职业训练和实行促进地区间劳动力转移的各种政策。
为这种劳动市场政策提供论据的，是瑞典工会的经济学家果·廉，按照廉氏的理论，如果为了使萧条行业和萧条地区的大量失业领域的失业者充分就业而扩大总需求量，那么由于需求过剩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避免发生这种现象的方法之一是，扩大总需求应恰如其分，对失业率高的劳动力市场，应通过个别的劳动市场政策去谋求就业稳定，将宏观总需求政策和微观劳动市场政策配合起来，稳定物价和稳定就业就可能兼而得之。根据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60年代瑞典和挪威的就业政策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宏观总需求管理政策和廉氏的劳动市场政策相配合的结果。在这一时期，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率都较低，经济稳定成长。
3．70年代以后，与世界经济形势一样，瑞典经济情况也开始恶化，于是人们对注重效率的就业政策产生了怀疑，工会要求的不是把劳动力转移到效率高的部门的政策，而是要求实行侧重稳定、公正和保证劳动者生活质量的政策。
在这一情形下，产生了1974年的保障就业和促成残疾者就业的政策和新的劳动安全法以及1973年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等一系列工人参加经营管理和改善劳动环境的政策。在制定这些法律时，全国工会组织掌握主动权，有关保障就业的法律就是以参与制定该法律条文的全国工会组织的律师的名字命名，称为奥门法。奥门法中的保障就业和促进残疾者就业的政策，提高了劳动者生活的稳定性，并有助于弱者在劳动市场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
瑞典是一个在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福利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的社会保障发展是惊人的，公共开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950年只是25％，1970年增至45％，到1981年达60％。瑞典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地给予社会的全体成员，他们反对那种主张大大削减国家干预和否定国有化的理论和政策建议，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会使福利国家的活动大大削弱，从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个人缺乏社会保障。为此，许多瑞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模型，例如林德贝克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主要部门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三者的结合），阿德拉等人的“职能社会主义”即对生产资料所有权本身并不实行社会化，但只要对构成其所有权的职能或权限实际社会化，也可以达到社会化目的。这些主张都充分反映了瑞典学派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色彩。
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产生的“瑞典病”（财政赤字增长、生产率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加剧）越来越严重地折磨着瑞典社会，瑞典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的前景十分悲观，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也在面临着新的考验。
（第七节）瑞典学派的评说
瑞典学派是在各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流派之外，更多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经济问题的西方经济学流派。瑞典学派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相似之处，例如，瑞典学派和凯恩斯经济学都反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将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分割对立起来的“二分法”；他们都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他们也都主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瑞典学派和凯恩斯经济学大致上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但是，瑞典学派在某种角度上看，似乎可以说，比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更早一些。
应该说，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和分析中有一些独特的、较有价值的观点。
比如，瑞典经济学家们始终坚持批判货币数量论的传统，认为货币数量论丢掉了货币本质职能中一些重要的方面。另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长久保持经济的稳定，而在经济波动中，工资收入者始终处于不利地位。瑞典经济学家们还指出，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于经济不发达国家是不利的。此外，他们对通货膨胀在国际间的传递的分析，对外汇购买力评价的决定基础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一些问题的制度分析，也都具有特色，具有参考价值。
在分析方法上，瑞典经济学派注意将动态的和总量的分析方法与静态的和个量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注意运用结构分析，这些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机制的解释推进了一步。尽管他们的分析基本上还是从一般均衡的出发点考虑问题，但是，其结论和分析方法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当然，他们的分析方法并未脱离效用价值论，有些分析方法也未必具有现实性，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前景的看法也不见得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