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保险、征税和投否决票。
1．保险投票制
它要求投票入购买防止他不喜欢的议案被通过的保险，保险金额的大小反映了他对公共产品偏好的差别，某议案的保险金额越小，他对该议案的偏好程度越高。
保险投票制的具体过程为，每次比较决定一对方案：现状议案和改变现状议案。保险金额较小的议案为新的现状议案，再将现状议案与新提出的改变现状议案比较，直到有一个议案击败所有其他议案时为止。
2．征税投票制
又称收费投票制。它要求每个人在投票决定公共产品需求时，显示对该公共产品的偏好强度，并通过对投票征收税收或费用的办法促使其显示真实偏好，然后宣布偏好强度最大的议案获胜通过。具体做法是：对每个投票人进行考察，当他的存在不影响投票结果，就不征税；如果影响，就向他征税，这笔税收相当于不同议案给他个人带来的预期净收益。这样，当他显示的偏好过高，可能该议案被通过后实际收益不能弥补税收的风险，显示偏好过低，又要冒议案被否决后所受损失高于税收的风险，因此，显示个人真实偏好是最佳策略。每个人为了个人利益都不再有显示虚假偏好的动机。
3．投否决票
这个方案的思路是，全部N个人每人提出一个议案，加上维持现状的议案共N＋1个议案参与竞选，实行一票否决制，每人只能投一次否决票，随机确定投票顺序，最后留下的议案每个人都否决最坏的议案，从而最后获胜议案中所含的获益最大，并且趋于平等分配使用这一获益。
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在配置上最有效率；在分配上最公平。其缺点是：随着投票人数的增加，参与这一过程的投票人的积极性会下降；随着人数的减少，投票人又会结成同盟而压制少数人。
（第三节）代议民主制经济理论
代议民主制经济理论的内容主要是：政党理论，公共选择者行为论，利益集团论和寻租理论。
一、政党理论
1．政党竞选纲领与公共产品需求
投票人的公共产品偏好集中反映在各自所支持的政党的竞选和施政纲领中，政党的竞选纲领实际上是一揽子公共产品。
如果政党的竞选纲领中的公共产品是单维的，选民的偏好呈单峰正态分布，竞选人为两人，则竞选结果仍然符合中间投票人定理：观点与中间投票人一致的候选人获胜。因此，政治家会竭力使自己的观点向中间观点靠近。当选民的偏好不是单峰正态分布时，政治家的观点将向选民观点众位数靠扰，即向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靠拢。
如果竞选纲领是多维的，包括多种公共产品，选民偏好也呈多峰分布，就会出现互投赞成票相互捧场的局面：每个阶层都只考虑一些关键性的议案而决定支持那一个候选人，因而任何一群选民都可能联合起来支持同一个候选人，出现循环现象，导致竞选结果的不确定和不稳定。不过，循环不可能出现在一次选举中，只会出现在多届选举中。这样，各政党候选人在制定竞选纲领时就会有策略行为。
2．选举规则和政党数目
政治中存在多少政党的数目与选举规则有关，如果限制每个选区的当选人数，将迫使少数派小政党合并以增强获胜的机会，从而减少选区中的党派数目。
（1）过半数制
在过半数制规则下，一个选区往往只选一个代表，或者得到多数票者获胜，每个政党都会争取过半数票以确保当选。在有三个以上党派的情况下，小党派会自行消失或联合成一个大党以获得过半数票的支持。大党则缩小规模，以便即节省政治活动经费又获得过半数票的支持。最终将出现两个规模有差异，但仍属势均力敌的政党或政党联盟。这种制度会产生两党民主制，或党派合作形成两个政党联盟。
（2）比例代表制
在允许有多个代表的比例代表制下，获得票数最多的几位候选人当选，或是参政党根据得票多少配议席，议席数与所获选票总数成正比，这就可能产生多党制，政府将有多数派党或几个党的联盟组阁。选举出的议员可以广泛地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不会出现所有代表都集中反映中间投票人利益的情况。当然，最终结果还是反映议员中的中间投票人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利益。
二、公共选择者行为论
代议民主制是一个由公共选择者，如政治家、投票人、官僚三者之间发生相互关系的复杂的政治过程。投票人如同市场中的消费者，通过选票等政治资源表达自己对立法或公共产品的需求，政治家如同市场中的企业家，提供立法或公共产品。
1．政治家行为
政治家是经选举产生的从政者，如议员、总统等。政治家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是利己主义者。他们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为了争取选票，制定或实行一个反映大多数人愿望的政策。他们的行为类似于企业家，追求选票如同企业家追求利润，制定政策进行立法如同企业家生产产品；第二类是理想的政治家，是利他主义者。他们追求一种政治信念，受一定的道德观左右，认为公共产品是公众应该得到的，为了实现理想而参与政治，制定与实行政策，赢得选举；第三类政治家界于上两类政治家之间，他们追求权力、地位、金钱和名望，同时也关心公众利益，同情贫穷者，主要目的是争取选票力争当选。这类政治家人数最多。
政治活动中也存在竞争，政治竞争也促使理想的政治家不能仅从政治信念和理想出发，而要从公众的立场出发制定政策。政治竞争也是不完全的，巨额的竞选费用是进入政治市场的极大的障碍，因而，政治家享有一定的垄断权力，可以为自己或自己代表的集团谋利，从而会牺牲选民的利益。政治家并不总是支持多数人的观点，政治竞争的不完全性使政治家从强有力的少数集团手中获得的选票比从松散的大多数选民那儿得到的选票多。结果是当选的政治家、任命官员与特殊利益集团联合起来操纵立法，使之有利于少数集团损害普通的选民。
2．投票人行为
投票人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希望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能最大程度地符合自己的偏好，同时自己承担的税收尽可能地低。投票人将支持一个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竞选纲领的候选人。分析投票人利己主义行为的典型理论模型是唐斯的“理性无知”模型。
唐斯的“理性无知”模型认为，投票人是利己主义者，投票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投票人缺乏候选人的详尽信息，他要权衡成本与预期收益。若收益大于成本，就收集信息以后再投票。成本包括搜集信息、出门投票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预期收益是不同政党的候选人给自己带来的净收益的差别，即对政党差别的估价。同时，投票人要考虑自己的一票起决定性作用的概率，如果选民人数多，那么，这种概率就近于零。权衡损益之后，投票人的理性行为会导致无知的后果，投票人将不去搜集信息，保持对政治、对政党和对候选人的无知，即唐斯所称的“理性无知”。投票人将只从大众传媒那里获得免费信息。投票人理性地认为他的选票不能影响投票结果，从而不去参加投票，参加投票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唐斯模型认为投票是非理性的，但现实中还有一定的投票率，那么，理性人为什么还要投票呢？这个问题被称为唐斯谜。为此，麦克林、奥尔森等人对投票人行为作了进一步分析，改进了唐斯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选民越多，投票率越低；二是选民越一边倒，投票率越低；三是选举越不重要，投票率越低；四是候选人观点越相近，投票率越低；五是信息越容易获得，投票率越高；六是选民越有参与感与责任心，投票率越高。
发展后的唐斯理论较好地解释了现代西方政治中投票率低的原因。由于难以决定选举结果，投票获益的可能性很小，候选人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完全代表选民意愿，加之收集信息的成本太高，所以投票率低。高收入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政府雇员及白领工人关心时事，经常阅读报纸，容易获得信息，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投票的积极性要高，选举结果对他们的影响也较大，这些阶层的人投票率高于其他阶层。所以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投票率。
三、利益集团论
1．利益集团对公共产品的影响
利益集团指任何一个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组织。这种组织由少数共同利益、特别是有共同经济利益的投票人组成的。集团的活动主要是进行游说，力争通过有利于自己的立法或政策。对集团而言，游说结果是一项公共产品，对集团内所有成员都有利。而对社会而言，游说是一个私人产品，只有利于集团，而对社会其他成员没有好处。利益集团形成的基础是共同的收入来源，共同的收入水平，相同的行业，同一地区，相同的人口统计学上的特征（如同年龄、同性别等）。一般而言，利益集团相同的选民人数越少，越容易形成联盟。
利益集团的力量很大，能够左右议案的表决，通过有利于自己的议案。利益集团和当选议员、任命官员形成“铁三角”：议员批准某一项目，官员实施这个项目，特殊利益集团从中获益。利益集团左右议案的方式有：一是为缺乏信息的选民提供免费信息，鼓动他们支持自己；二是向政治家和议员游说，向他们提供专业技术信息；三是给予议员政治资助，鼓动他们批准有利于利益集团的议案；四是同其他利益集团联手，互投赞成票。
2．利益集团的分类
奥尔森将利益集团分为三类：一是特权集团，一般规模比较小，集团成员为了集团的公共产品，愿意承受所有的成本；二是中级集团，规模大于特权集团，集团内的成员相互监督对方行为，通过威胁、允诺而实现有条件的合作，承担公共产品的部分成本；三是潜在的集团，这是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集团，集团规模大于中级集团，每个成员不愿意提供或参与集团的公共产品。
选择性刺激使潜在集团变为现实集团。正选择性刺激是一种选择性收益，具有排他性，可以只提供给对集体产品作出贡献的人，如汽车俱乐部只为他的成员服务。负选择性刺激是一种选择性强制或惩罚，专门施加于非集团成员或不参与集体活动的人身上，如工会有种种方法使非工会会员受害。选择性刺激将消除搭便车行为，促使人们参与集团活动。麦克林也将利益集团分为三类：
生产者集团，消费者集团和利他主义集团。其中生产者集团力量最强大，其次是消费者集团、力量最弱的是利他主义集团。
四、寻租论
寻租是指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如纺织业寻求政府的关税与配额的保护，将外商拒之于国门之外，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耗费资源，浪费了社会资源，扭曲了分配格局，是西方政治中的内在缺陷。
寻租可分为三种：一是为了获得垄断地位进行的寻租，如争取政府对未管制的行业加以管制；二是为维护已获得的垄断地位进行寻租，又称护租，如出租车行业让政府维持既定的许可证数量，防止他人对自己已获得租金的侵蚀；
三是反寻租（避租），防止他人寻租可能对自己造成的损害而进行寻租，如烟草行业设法防止政府在他人游说下对本行业征税或增税，以维持税后高额利润。
1．寻租的社会成本
寻租理论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的垄断理论。传统垄断理论认为，与竞争相比，垄断条件下的产品价格高、产量低，消费者从市场中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少。
由产量减少引起的消费者剩余是社会损失，是垄断的社会成本。寻租理论认为，垄断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不止这些，寻租、护租、避租都需要耗费资源。
寻租的成本在不同的情况下有差异：在完全竞争的寻租中，寻租者众多且信息畅通，众多寻租者的相互竞争促使寻租成本不断趋升，直到与经济租金相等时为止，经济租金被全部浪费掉；在不完全竞争中，寻租成本可能超过经济租金，产生更多的浪费，但在寻租者明白真象后，寻租成本会下降；如果寻租者反感风险，他们会因害怕寻租失败而不参加寻租，从而寻租成本低于经济租金。寻租有时也能以拍卖等有效率的方式进行。如公开招标竞卖能产生100万元的经济租金许可证，某企业出价100万元买下这个许可证后，寻租的资金由企业转入政府手中，收入在分配上发生变化，但资源没有被浪费。可是这种方式在政治上有时不可行，所以寻租总是采取隐蔽且无效率的方式进行的。经济上的寻租有时采取贿赂当权者的方式进行，这些官员获得正常收入以外的收入，这也是经济租金。除了经济方面的寻租外，还有政治上的寻租，为获得政治特权进行投资。经济上的寻租往往采取院外活动甚至贿赂当权者等形式。院外活动使议员得到额外收入，贿赂使当权者的官员得到额外好处，这都是政治家利用政治特权获得经济租金的形式。为了获得经济租金，一些人想方设法地活动，以取得政治上的特权，如成为一名税务官员或海关职员。政治上的寻租也需要资源，但这部分资源不具有生产性，都被浪费了。
寻租引起的社会成本包括三方面：一是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二是由经济寻租引起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三是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经济效率，即传统经济学分析的社会成本。
2．寻租收入再分配效应
在寻租活动中，有三类人受损害：一是消费者因垄断而支付更高的价格，消费者损失了一部分消费者剩余；二是不成功的寻租者，他们浪费资源寻租却没有任何回报；三是未进行寻租活动的厂商，在某一行业中，有的厂商参与寻租活动，有的厂商不参与寻租活动，不参加寻租活动的厂商会受损失。如未参与寻租活动的厂商由于其他厂商的寻租活动而承担更多的环保税。
寻租的得益者为：一是成功的寻租者；二是政府，寻租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出售垄断特权，收入会从消费者手中经成功的寻租者部分或全部地转入政府手中；三是政府官员，如果存在贿赂，寻租贿赂转向政府官员手中；四是有特殊寻租才能的人，如有特殊专长的律师、公关人员，能在寻租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收入，收入从消费者或寻租者手中转向这些人手中。
3．寻租与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