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提出：“国家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刺激平均消费倾向”。凯恩斯主张国家部分地通过税制，部分地通过限定利率，部分地通过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影响。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影响消费和储蓄，所得税、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都同消费和储蓄有关。如果政府有意识地把财政政策作为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工具，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当然就会更大。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在长期中，利率的重大变动会影响消费倾向；在短期中，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但有间接影响。这种间接影响是，利率变动时，会使证券和其他资产增值或贬值，从而引起当前消费的增加或减少。利率的提高会降低消费倾向，将利率固定在较低水平上，则有利于提高消费倾向。凯恩斯很重视提高消费倾向，他认为，在不能增加投资量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消费倾向，才能达到较高的就业水平。凯恩斯相信乘数的作用，他认为，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提高消费倾向，就可以使一个较小的投资量维持一个特定的就业水平。凯恩斯反对节俭，他把寄生性消费和挥霍消费都看作是提高有效需求的手段。在他的笔下，富豪们生前建高楼大厦作住所，死后筑金字塔为坟墓，或者为了忏悔前非，建造教堂，资助寺院和国外传教活动，都有利于推迟经济衰退的到来。凯恩斯甚至认为，以开采金矿为名在地上挖窟窿，或者财政部把装满钞票的旧瓶埋在废矿中，用垃圾填满，然后把开采权租让给私人，由私人企业挖出这些旧瓶，都有利于有效需求的提高。
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组织直接投资。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有一定作用。例如，通过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但是，他对仅仅利用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就能取得成功表示怀疑。理由是，市场上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估计值会产生十分剧烈的波动，这种大幅度波动不是利率的有限波动所能抵消的。因此，仅靠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不足以达到最优投资率。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既来自对内投资，又来自对外投资，两者合起来构成总投资。总投资量决定于利润动机。对内投资决定于国内利率的高低，对外投资决定于国际贸易顺差的大小。在政府不能直接控制国内利率和其他投资引诱的情况下，增加贸易顺差是政府增加国内投资的惟一的直接办法，也是政府降低国内利率、提高国内投资引诱的惟一的间接办法。但是，凯恩斯强调的是扩大政府职能，加强政府对投资的控制。他说，他的结论是，不能把提供当前投资的职责留在私人手中。国家能从长期观点并根据一般社会利益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应更多地承担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引诱。凯恩斯主张实行“中央控制”，推行“投资社会化”，认为这是获得接近充分就业的惟一办法。不过，凯恩斯为了让资产阶级放心，特别声明，投资社会化并不是生产手段国有化，而是实行国家权威和私人主动性合作。而且，投资社会化的必要手段可以逐步引进，不必打断一般社会传统。凯恩斯还宣告，除了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二者实行中央控制，以便对二者进行调节之外，没有理由使经济生活更加社会化，没有显着理由要实行包容社会的大部分经济生活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上述政策中，凯恩斯认为，政府最聪明的办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由社会控制投资率，增加投资；另一方面，提高消费倾向，增加消费。不过，凯恩斯强调说，不能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应着重于投资。
刺激消费和投资，可以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这些政策中，凯恩斯认为，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很难奏效，主要应当依靠财政政策。
关于财政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而是认为赤字财政有益。在他看来，政府扩大支出时，不应增加政府收入，而应采取举债支出的办法，即赤字政策。凯恩斯说：举债支出虽然浪费，然而结果却可以使社会致富。他甚至把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也看作是使社会致富的手段。
凯恩斯公然说．“战争是大规模举债支出的惟一形式，政治家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他又说：“在整个近代时期，投资支出的规模是令人绝望的，不能够解决问题。……看来除战争时期外，从政治上讲，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可能把支出组织到必要的规模，以便进行一次伟大的试验来证明我的看法。”
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观点，而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无害。他尽管在早期着作中承认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可是在《通论》中却主张通过温和的通货膨胀来降低实际工资以增加利润，压低利率以刺激投资，把温和的通货膨胀看作是防止或缓和经济危机的手段。凯恩斯说：如果货币能像庄稼一样生长，或像汽车一样制造，萧条就可以避免或减轻。克莱因说：“我们必须记住凯恩斯总是赞成稍许的通货膨胀，他所持的理由与促进投资不无关系。凯恩斯赞成通货膨胀和反对通货紧缩的另一理由为通货膨胀的进行是以食利阶级为牺牲的。”
五、凯恩斯经济学评说
凯恩斯是现代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经济学说在基本理论、政策主张、研究方法诸方面都背离了传统经济学，开创了经济学说史的新纪元。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的贡献以及对当代经济学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首先，凯恩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病症”诊断研究的比较准确。因而凯恩斯经济学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政策措施上，都比较符合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实际和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它所开具的“处方”取得了一定的治标效果，资本主义经济曾获得战后较长时期的繁荣。其次，凯恩斯关于消费和生产的论述是可取的。凯恩斯明确认为，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如果消费需求减少，资本需求也将减少。他指出：“一切生产之最后目的，都在满足消费者。”而且还指出“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惟一目的，惟一对象。”再次，凯恩斯经济学以宏观总量分析代替微观个量分析，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凯恩斯经济学以宏观经济为分析对象，研究各个经济总量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总支出所产生的收入效应。这一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研究是经济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凯恩斯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但是，由于凯恩斯理论以30年代大危机的特殊经济现象为背景，因而体系的局限性在所难免，这一点连凯恩斯的追随者们也发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只有宏观理论，没有微观理论。凯恩斯并没有自己的价格或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他只是就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进行研究，从而在微观经济理论探讨和得出有关价值、价格和分配等原理，当作既定的前提加以接受，这一点被认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不足。所以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经济学的继承者或评论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以便把宏观经济学同微观经济学从理论上结合起来。
第二，只有需求理论没有供给理论。凯恩斯认为“危机”和“失业”存在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理论核心就是“有效需求”原理，他的政策主张又称为“总需求管理”。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只要存在着需求，社会便可以生产出任何数量的产品与之相适应，这一说法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正好相反。
新古典经济学信奉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凯恩斯提出的则是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这为后人进行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相均衡的分析开辟了道路。后凯恩斯主义者用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法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和“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综合。
第三，只有短期比较静态分析，缺乏长期动态分析。所谓短期，是指需求增加从而价格提高后增加的供给，不是靠增加和改良新设备（这需要较长时期），而是依靠原有设备，增加人工和原料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商品所增加的成本即边际成本，一般会比以前高，从而商品价格，在扩大了的供给和增加了的需求重新达到均衡时，也将比需求未增加前更高。所谓长期，是指需求增加从而价格提高后，来得及通过增加设备同时增加人工和原料以增加供给，其结果是，随着供给的增加，每增加一单位商品所增加的成本就不一定会增高，甚至可能降低。这样就使商品的价格，在扩大了的供给与增加了的需求重新达到均衡状态时，价格不一定提高，甚至只能降低。在这两种分析中，凯恩斯基本上采取短期分析，作为他的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在西方经济学中，早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之分。静态分析的基本特征是，只对某一时点或时期的经济现象进行静态的分析，即只分析其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和后果，而不分析其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过程，因而排除了对某一经济现象运行变化的时间因素的考察。与此不同，动态分析则不仅对一个经济现象变动的前后过程进行事前事后的考察，还要对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的变动过程进行时间的、序列的考察，即分析各种变量如何随时间的推移从前一个均衡到达后一个均衡的调整过程。这种分析方法特别强调时间概念。而凯恩斯的比较静态分析却要研究基本事实的变动（一次的但不连续的）。汉森（A．H．Hansen）曾经指出，“当某些基本事实的变迁引起了一个向着新均衡状态运动的时候，比较静态分析帮助我们理解在这些变量之中变动的数量和方向。”例如，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在这里，商品的价格、供给与需求都不是常数而是变量。静态分析是研究这些变量如何达到均衡值，动态分析是研究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的过程中所有变量的时间轨迹，而比较静态分析则要研究独立于上述三个变量之外的某些基本事实的变动对于三个变量均衡值的影响。如人们对商品的未来价格变动的预期就属于这种基本事实，它会使今天商品的需求量、供给量和价格向不同方向变动。如果人们预期明天的商品价格会提高，那么，就会争相购买，从而今天的商品需求就要增加，供给就要减少，价格就要上升；如果人们预期明天的商品价格会下降，将出现相反的情况。其他如人口的变化、技术的改变等等，也都属于影响三个变量的基本事实。在静态分析、动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中，凯恩斯基本上采用了比较静态分析作为他的主要研究方法。
凯恩斯在《通论》中所采取的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方法建立在两个假设前提上：（1）技术和装备的质和量不变。（2）社会结构不变。这两个假定前提是与客观事实相矛盾的。这种方法显然对研究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体系某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具有参考价值。但是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没有把经济活动如实地看成是一种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活动，从而对于经济活动达到均衡状态以后如何变动无法作回答。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就需要将凯恩斯的分析加以长期化和动态化。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在这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
最后，就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而言，则求助于主观的心理分析。他认为，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有两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其中，凯恩斯的消费倾向不仅把客观的依存关系涂上浓厚的主观心理色彩，更重要的是用主观心理因素抹杀消费的阶级差别；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所解释的货币需求不仅曲解了货币需求理论，而且掩盖了利息的本质；凯恩斯用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心理预期来说明预期利润率，把未来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利润率变化趋势，变成只有随资本家主观心理和情绪的变化而变化的难以控制的变量。
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不仅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理论充满主观心理色彩，而且乘数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都是建立在主观心理因素之上的。乘数理论的基础是边际消费倾向，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或储蓄心理的强弱，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的高低，就能决定是否达到充分就业。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是资本边际效率，资本家的乐观心理或悲观心理，资本边际效率上升或下降，就能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或萧条。
尽管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并不尽善尽美，甚至有严重的错误，但由于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直面当时的经济现实，因而受到世界各国垄断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重视，并对经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凯恩斯经济学的拥护者宣称，美国60年代几乎连续8年时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高涨（1961年-1969年平均增长5．9％），是凯恩斯经济政策的胜利。更不容置疑的是，从战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盛行于整个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成了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在英、美，形成了影响很大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两大学派。一派企图把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和传统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所谓“新古典综合派”，或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这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基本上是美国的经济学家，所以有时又称之为“美国凯恩斯学派”。另一派企图进一步割断凯恩斯经济学说和传统经济学的联系，形成所谓“新剑桥学派”，又称为“凯恩斯左派”或“新李嘉图学派”，该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所以有时又称之为“英国凯恩斯学派”。
（第二节）新古典综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