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CS），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PoSt－KeYNeSIANMAINStreAM），是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圣殿。尽管从现在来看，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25年中，新古典综合派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所作的综合，使经济学有过一段相对平静和一致的时期。当时，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的确极为一致，众多的经济学家都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信徒。该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不仅对美国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古典综合派的名声远远超出其他学派之上，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
70年代中叶，新古典综合派的正统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开始动摇，它的衰败标志着经济学取得共识时代的结束。新古典综合派在综合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时，未能注意两者致命的弱点，这铸就了该学派的没落。新古典主义的弱点在于把市场看得至善至美，而凯恩斯主义的弱点在于过分强调政府赤字的刺激作用。新古典综合派在对两者进行综合时，忽视了这两点，更谈不上克服这些弱点。结果，新古典综合派无力诠释“滞胀”现象，也提不出有效的治理“滞胀”的对策，从而使该学派备受责难。而后，在新古典综合学派发源地的美国，该学派也随着时势变迁和政局更替，从官方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趋于衰败。从此，西方经济学失去了共识，西方经济学界更加学派林立，各领风骚。
许多学派在“反凯恩斯革命”的旗帜下集结，破除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迷信和盲从，并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府政策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经济学的天下并未归于那个学派的麾下，这些学派中没有一个能像新古典综合派一样，代表着一个经济学取得共识的时代。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一个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综合派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的经济学流派的出现，还需时日。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
新古典综合派是在二次大战后新的经济历史条件下，在诠释、扩展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融合新古典经济学而形成的。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由来
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其大加推崇。然而，也有些学者认为《通论》的理论结构还有不足之处，个别论点有些含糊，同时它行文晦涩，不易理解。为了使凯恩斯主义更易为经济学界所接受，较好地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服务，不少被称为“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发表研究、解释《通论》的论着，对它进行修订和理论扩展工作。对《通论》的拓展研究因二次大战后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变得日益迫切。
第一，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方面的历史条件和战前大萧条时期的记忆，使凯恩斯主义在新时期的适应性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次大战后，由于恢复在战争中被大量摧毁的生产能力以及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大量的资本积累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战后的20多年中处于相对繁荣的稳定发展时期。这与凯恩斯主义诞生时的经济萧条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如何使针对萧条状态的凯恩斯主义能适应战后相对繁荣状态，成为西方经济学家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长期经济发展问题。二次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有一段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但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英美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慢。尤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发展速度更显得缓慢，对西方经济学者来说，经济发展速度是个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它既影响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否长期稳定，也关系到能否将发展中国家吸纳到资本主义体系中来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迟缓意味着最终会落后和没落，因此，经济发展牵涉到资本主义能否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领域。然而，侧重短期分析的《通论》几乎完全没有涉及长期发展领域的研究，所以，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必须在《通论》的基础上研究长期经济发展问题。
第三，在通货膨胀的威胁下，价格和工资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统治加剧，政府支出剧增，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军事开支和福利开支，由此导致预算赤字不断增加，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价格和工资成了人们迫切关心的问题。对于通货膨胀，凯恩斯在《通论》中没有系统的论述，也未提出具体对策。这与凯恩斯的生活经历有关，凯恩斯时代价格较稳定，在大萧条时期有下降的倾向，所以，他未对此问题加以研究。《通论》在面临战后价格、工资等微观经济问题时显得效微力乏。因此，西方经济学者们必须在《通论》的基础上对通货膨胀、价格和工资问题做出解释，并提出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政策措施。
第四，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一致性问题。《通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产物，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但是，它与当时广为流传的新古典经济学有些不一致之处。如凯恩斯在该书中否定了牵涉到西方经济理论基础的“古典的”劳动曲线，对这条曲线的否定会影响新古典经济学为美化资本主义而论证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这促使西方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学说”加以调和，使西方经济学维持首尾一致的说法。
第五，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有所改变，要求经济理论与之相适应。西方国家在30年代危机后纷纷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战后为了恢复战争后的经济，适应新科技革命引发的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国家干预经济进一步加强，从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获得空前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逐渐具有“混合经济”的特征，由“私营”和“公营”两部分组成。“私营经济”的不足之处可以由“公营经济”来弥补。前者由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后者由国家进行干预，政府对整个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经济理论上应该既有反映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又有反映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学，需要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即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说结合在一起来论证和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新古典综合派正是战后经济发展变化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新古典综合学派虽然是在二次大战后形成的，但是，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说的综合起始于战前。
希克斯在1937年发表的《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文中，以三个方程式和IS－LM模型概括了凯恩斯的理论。希克斯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通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他当时的结论是，凯恩斯的三个方程式不过是“向马歇尔的正统经济学跨回了一大步，以致他的理论很难与经过修订和限定范围内的马歇尔理论相区别”。所以，希克斯这篇重要文献是新古典综合的开始，它把凯恩斯理论综合为宏观一般均衡理论，并将它与新古典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汉森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IS曲线可以根据新古典学派的可贷资金学说推导出来。依照可贷资金说，利息率决定于可贷资金需求表和供给表的交点。可贷资金表是由个人和企业储蓄，由货币增加而增加的可贷资金部分及退出窖藏状态的那部分货币余额组成。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水平而变，因而可贷资金的供给表也随收入水平而变。这样，就会得到不同收入水平的一系列可贷资金表（即凯恩斯的储蓄表）。它们与可贷资金需求表中的投资需求表相结合，就形成了IS曲线。
帕廷金根据希克斯的一般均衡结构论，更深入地进行沟通凯恩斯体系和新古典学派的工作。他于1956年出版的《货币、利息和价格》一书是这方面的代表着作。在书中，他在保留新古典货币数量说的同时运用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法分析经济。
萨缪尔森首创“新古典综合”一词，用以表示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结合。1948年，他出版《经济学》第1版，以教科书的形式对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综合。这本书标志着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在1955年的《经济学》第3版中，萨缪尔森提出把较早的经济学和现代收入决定论中有价值的东西“综合”起来，并把这一结果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在1961年的《经济学》第5版中，他开始用“新古典综合”这一名称来表示其经济理论的特征。在1964年《经济学》第6版中，他对“新古典综合”又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新古典综合就是“总收入”决定论与微观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结合。因为“在管理完善的体系中，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使经古典理论提出的高度就业的假定得到证实时，经典理论就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从萨缪尔森的逻辑来看，凯恩斯理论体系似乎既是攻击新古典学派理论，使其濒临困境的对手，又是拯救它的恩人，以凯恩斯理论体系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是恢复充分就业假定前提的手段，一旦实现充分就业，两者的相对地位就要转化。
萨缪尔森提出的新古典综合论，广泛地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新古典综合成为战后西方正统经济学并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从形式上看，是将两种经济学顺次安排在一起的那种结合。
凯恩斯的总需求曲线和新古典学派的加上工资向下刚性假设的总供给曲线，构成新古典综合派整个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新古典综合派在总需求分析方面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总供给的分析方面，短期采取了凯恩斯的观点，长期采取了新古典学派的观点。
托宾认为，新古典综合既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在理论上的结合，又是两者在政策上的结合。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一般强调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缓和危机、减少失业的有力工具。主张市场调节的新古典学派，一贯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托宾说：“我们坚持‘新古典学派的综合’，强调货币成分和财政成分可以按照不同比例结合在一起。”所以，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和新古典的政策也进行了综合，使之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
1972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8版中，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一词代替“新古典综合派”。70年代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新的困境，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受到严峻的现实挑战，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面临危机，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和责难。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学派——新剑桥学派，公开指责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背叛了凯恩斯，曲解了凯恩斯的原意，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在这种情势下，萨缪尔森不再使用“新古典综合”这个术语，而代之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术语，以突出其理论的凯恩斯主义色彩和它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自命为凯恩斯理论的真正的后继者，暗示其他学派，包括新剑桥学派，只是一种“异端”。
从“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给“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以沉重的打击。按照“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所信奉的物价理论，当失业存在时（即未达到充分就业以前），在货币数量增长的情况下，价格水平可以保持不变或小幅度的上涨，只有失业消失后，才会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失业不能同时并存的说法，违背了“滞胀”的现实。同时“滞胀”的存在也使“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建议无法执行。它提出的补偿性财政政策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时，会产生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扩大赤字增加政府预算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有效需求的增加必将抬高物价，恶化通货膨胀。反之，亦然。简言之，政策选择处于两难的境地。理论的困难和政策的无能，动摇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主张自由经济的新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争相批判“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并发表自己独有的经济理论，力争取代它，争得西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现实面前的无能和理论上的弱点，使其对立的学派占了上风，它的“主流”地位已无法保持。这迫使它对攻击的意见不能再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不得不对新学派做出让步，部分地吸纳新学派的理论和观点。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中，在原有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对上述三个新学派的观点和理论加以新的综合，形成了萨缪尔森在第12版中提出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
（二）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着作
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有汉森、希克斯、萨缪尔森、托宾、索洛、莫迪利安尼、奥肯等等。
1．阿尔文·汉森（1887年-1975年）
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者，美国着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被誉为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建筑设计师。他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1915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随后曾任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等学府的教授。
1937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56年退休。他在哈佛培养了不少优秀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即为其弟子之一。1938年，汉森曾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还担任过罗斯福政府的经济顾问、美国国务院经济专家、美国联邦储备局经济顾问等职。
在理论上，汉森原是研究经济周期和危机理论的，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奉者，对凯恩斯理论曾持有异议。1937年起，他到哈佛大学任教后转向信奉凯恩斯理论，并在美国积极鼓吹和传播凯恩斯主义。他宣传的凯恩斯主义着作，使凯恩斯理论“通俗化”、“美国化”。他的代表着作有《充分复苏，还是停滞》（1938年），《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1年），《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年），《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1953年）《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年）《美国的经济》（1957年），《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1960年）等。
2．约翰·理查德·希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