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也先的军队主要是在关外形成威逼之势，其目的还是逼迫明廷同意朝贡而已，只要明军严守边塞，也先的军队是进不来的，何况京城还有十几万的京营。只要严令各要塞城堡严守不许出击，事情就解决了，但王振显然不希望这样，他想做的就是带着皇帝出塞巡视，重新恢复以武治国的传统。
这十几年来，王振一直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找个恰当的时机亲征，其主要目的还是对文官而来。也先犯边给王振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想让皇帝带着大军出塞巡视，吓退也先，这一行动会增加皇帝跟军队接触的机会，会重塑君主的权威，会进一步增强武将和贵族在帝国的地位，其政治意义明显大于军事意义。
但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跟儒家礼法不符，因为皇帝亲自带兵就会将文官撇开，对于文官来说帝国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其手，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中枢。无论是皇帝统兵，还是重用宦官此类跟文官无关的事情他们都是激烈反对，甚至皇室内部的家务事他们也要加以干涉。
英宗皇帝在朝堂上抛出了他要带兵亲征的想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永乐皇帝、宣德皇帝经常带兵出塞是他们所不赞同的，他们认为皇帝就应该待在宫里，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不要到处跑，既不能亲近百姓，更不能亲近武将。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但到了英宗这一代是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走老路。对于王振的跋扈，文官们忍了，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再也不能后退了。
吏部尚书王直领衔群臣上奏曰：“自古边境有事皆是靠忠兵猛将守卫，陛下应当选派良将，增派劲兵，赏赐将士，并严令将士以防守为主，待到敌军人困马乏之际出兵可获全胜。如今正是七月天，天气炎热，水草还不丰盛，水源也不足，一旦天子在外，四方有紧急情况而不得知，况且天子乃宗庙、社稷之主，万邦之主不可孤身犯险，只须坐镇指挥即可。”
按说文官们说的在情在理，尤其是“天气炎热，水草不丰，水源不足”这几条说到了点子上，但英宗和王振显然不会理会这些。英宗说道：“朕明白众卿之言皆是忠君爱国的意思，但虏寇逆天悖恩，犯边杀掠军民，朕不得以才要亲率大军剿之。”
英宗毫无实战经验，空有一腔豪情，打仗哪是说着玩的？
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也看穿了王振的阴谋，他们认为王振老家在蔚州，离大同非常近，怂恿御驾亲征实际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私产。邝埜看到大事无可挽回，在退朝之时，紧握着于谦的手说：
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不能不去。老弟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老弟承担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
有老弟在，我就完全放心，但愿将来有相见之日！
话未说完，已经潸然泪下。
正史记载，此次亲征共调动大军五十万人。事实上，王振调动了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共十七万军队，加上河北守军三万人一共是二十万人。这二十万人每人赐银一两，胖袄裤一件，鞋两双，一个月的炒米，三人配一头驴，二十万人共分了八十万件兵器。这些皆是仓促配备，一个月的干粮更像是出去巡游而不是打仗，兵士对于新配发的兵器更是无法熟练使用。
出征的队伍是豪华的，从英国公张辅开始共十二位有爵位的贵族，加上其他军事和文职官员共计三十二名有名有姓高级官员，帝国精英全体出动，当然这其中更是少不了王振。大军出征之前将回来庆功的赏赐都准备好了，这不像出征，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出塞巡视，在所有人眼里它的确是巡视。因为太宗皇帝最后三次的巡视，蒙古人都是避其锋芒，宣德皇帝的出塞巡视蒙古人也是避其锋芒，这次正统皇帝的出塞巡视，蒙古人实际上还是避其锋芒，但一些偶然因素的发生使得这次的巡视行动发生了质的改变。
七月十六日这支队伍就出发了，从十一日开始只准备了五天时间，这支队伍更像是一支仪仗队，而不是战斗的队伍，所有人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文臣们难得出来散散心，勋贵们也难得陪着皇帝一起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活动，京师三大营这些养尊处优的骄子们更是难得寻找这样的机会。
也先敢于向天朝兴戎起衅，当然有他的必胜信念。早在英宗气势汹汹地扬言御驾亲征时，就定下了佯装败退、诱敌深入之策。所以当明朝的大军浩浩荡荡进发，也先却故意班师后撤。明军的侦探向王振详细报告了也先“丢盔弃甲”的情况，使他精神更加大振，于是又继续向北推进，他要让英宗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看看自己是如何谈笑破敌的。八月初一，明军开进大同。这时兵部尚书邝埜与户部尚书王佐再一次阻挠，请回銮驾；成国公朱勇“膝行而前”；甚至王振的亲信钦天监正彭德清也以“象纬示警”为词谏阻。然而情绪亢奋的王振岂能容许别人横加指责？于是，邝、王尚书被迫罚跪于草丛中一日。对钦天监正的质问“陷御驾于草莽之中，谁执其咎”，王振也轻描淡写地说：“倘如此，亦天命也。”
令人遗憾的是，王振的雄心壮志毕竟太短暂了，第二天，前线败讯就毫不留情地传来，他的亲信监军太监郭敬以沮丧的心情将失败的消息如实禀告，气壮如牛的王振才顿觉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美妙。既然命运不给他建功立业的机会，那他也只能下令班师，经过紫荆关，旬日可抵北京。
然而王振并不愿意就这样丢人现眼地起驾回銮，这时他打算邀请英宗皇帝绕道到他的蔚州老家，那里离大同非常近。这一次又遭到随军文武官员的拒绝，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王振哪里听得进去，加上英宗也希望给王振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大军开始朝蔚州方向移动。
这时王振又心血来潮，怕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自己就会背上骂名，于是建议按原路撤军，就这样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当大军行到怀来附近时，由于辎重还没有赶到，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待。
如此反复无常，既耽误了时间，又给也先以极好的机会。这时瓦剌大军接踵而至，形势危在旦夕，大同参将郭登闻讯，急忙转告曹鼐、张益，应迅速从紫荆关回驾，否则就来不及了，但随即遭到王振的拒绝。
八月初十，皇帝的军队退回宣府附近，也先已奔袭而来。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兄弟断后迎敌，不幸兵败战殁。十三日，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人救援，因杀敌心切，竟在鹞儿岭身遭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十四日，明朝大军退至怀来县西侧的土木堡，许多大臣主张应退回怀来县城固守，而王振则以辎重车辆未到，坚持驻扎土木堡。兵部尚书邝埜第三次苦谏，要求率军队保护皇帝疾驰入关，但这一要求又遭到否决。就这样，疲惫不堪的英宗皇帝和他的将士在一无水源，二无险要可守的土木堡驻扎下来。
瓦剌大军很快逼近合围。望着气势汹汹的蒙古人，皇帝和他的将士惶惶不安。但更为焦虑的是，土木堡并无水源可饮，即使掘地两丈，仍不见泉水涌出，而南边十余里的河流又为蒙古人所占据。第二天是中秋节，也先派使臣持书信来到土木堡，声称愿意与明军求和，并暗示他的军队已经撤离。急于摆脱困境的司礼太监和他的皇上竟不辨真假，忙派使臣去瓦剌军中谈判，甚至不等消息传回，就下令移营取水。饥渴难耐的将士争先恐后地到南河汲水，一时行伍大乱，这正好中了也先的毒计。此时，预先埋伏好的瓦剌士兵突然从四面冲杀而来，瓦剌铁骑纵横驰骋，犹入无人之境。
也先的士兵一齐高声喊道：“解了甲，扔下枪的不杀！”明军士兵早已失去斗志，听了这话，好多人居然解甲下马。也先的士兵又是一声大喊，如雨般的箭矢立刻射向毫无防卫的明军，大部分明军都被当场射死，有的尸体插满了箭，简直像个卷曲的刺猬。
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跟随英宗出征的大小官员数百人一个个死于乱军之中。罪魁祸首王振正想夺路逃走，护卫将军樊忠气愤不过，冲近王振，大喝一声：“我为天下人诛此奸贼！”手起锤落，只一下就击碎了王振的脑袋。接着挥舞双锤，与也先骑兵展开殊死搏斗，杀了数十名敌兵，最后力竭而死。
明军土木堡的惨败，充分暴露了明朝最高统治者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将军政大事听任一个宦官摆布，把关乎国家命运的战争当做儿戏，实在是历史上少见的现象。战争开始后，也先虽然集中瓦剌各部，四路出师，突入塞内，但只不过进行报复性的掠夺。明廷边防据有重要的城镇塞堡，京师有数十万机动部队，实力远比瓦剌雄厚。明军只要严守边镇，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击破瓦剌的进攻，根本不需要皇帝亲征。但专权太监王振一再拒绝邝婪、于谦、王直等人的正确意见，一意孤行，扶持着“目不辨旌旗，耳不谙鼙角”的皇帝，胁迫满朝文武，率领数十万大军，从事战争游戏，最后丧师辱国，玩火者自己死于非命，昏聩的皇帝成了敌人的俘虏。
在具体战争指导上，明朝也犯了一系列错误。首先是进军的冒险主义。平时没有战争准备，几十万大军不作任何战争动员，没有严密的组织，临时发放粮饷、衣物、武器，匆忙出发；一路之上，风风雨雨，上层矛盾重重，士兵心绪紊乱，妄图侥幸获胜，完全成了儿戏式的冒险。其次是回师的逃跑主义。到大同后，见到阳和战败惨状，又畏敌如虎。撤退不选择安全路线；敌来之后，既不整军迎敌，也不结营自固；扎营既不就水草和选择有利地形，也不进入城堡，坚城固守。这种无知愚蠢而又专横跋扈的战争指导，只能导致惨败的结果。
土木堡的惨败，还暴露了明京军的素质极差。将领不谙韬略，作战中不是遭敌人的突然袭击，就是中敌人的埋伏；作战不能相互配合，敌军过宣府击明军，宣府守军不出敌后；士兵漫无纪律，土木堡大营稍一移动，队形大乱，敌人一经冲入，士兵四处逃散，自相践踏，不堪一击。
反观也先，他的作战指挥比较主动灵活。他避开明军数十万优势兵力的锋芒，就是在明军饥疲不堪，匆忙撤退时，也不击其前锋主力，而是击其殿后，而且不硬打硬拼，采取突袭、伏击等战法歼灭明军；在对明军主力作战时，先是采取围而不打，继则采取诈骗手段引诱明军离开营地，乘混乱之机，横冲猛打，大获全胜。虽然瓦剌军的胜利主要是因为明朝昏君奸宦乱军，但他们每每能以少胜多在战术上确有独到之处。在战略上也先没有雄才大略，没有长远打算，因此，只获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夺得一些财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