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于谦被害时，『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当如狼似虎的锦衣卫奉命查抄于谦家产时，发现这位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却家无余资，四壁萧然，只有一摞一摞的兵书。一向铁石心肠的锦衣卫官员，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呜咽失声。
于谦含恨归西后，其尸体一直裸露街头，无人敢于收尸。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忠义所感召，冒险收拾了于谦的遗骸，暂厝于西山。次年，于谦的女婿从南方千里迢迢赶来，将其灵柩运回故乡杭州，安葬于西湖边的青山之上，与岳飞的墓地相距不远。
负责审理于谦等人案件的是徐有贞，他的助手是都御史萧维祯。
封建社会常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英宗夺取皇位后，黜罢前朝大臣应该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事。但是，像于谦这样的重臣，有大功于国家，本人既没有赃私枉法，又没有谋逆造反，可以降职使用，也可以闲置不用，却决没有死罪。对于这一点，于谦心里有数，徐有贞心里也清楚。可是，徐有贞心里更清楚：于谦的存在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以功劳、人品、才干论，他跟于谦无法相比。于谦今天被贬下去，明天还会再上来。他当朝一把的位子怎么能坐得稳？再说，不杀于谦，他与石亨等人拥戴英宗复辟的功劳也会受到世人的质疑。人们会问：景帝病重时群臣就上章要求恢复沂王的储位，景帝驾崩后大位本来就是沂王或英宗的，你徐有贞等折腾半天，不过是让本来顺理成章的事早发生几天而已，算是什么狗屁功？而“夺门”之功是徐有贞的金字招牌，没有“夺门”，徐有贞算老几？因此，从肉体上消灭于谦是徐有贞的既定方针。
那么，徐有贞将要指控于谦什么呢？
这罪名完全出乎于谦的意料，也出乎当时舆论的意料，但也唯有这样的罪名才能置于谦于死地：谋立外藩，即指控于谦等人阴谋立襄王朱瞻塔的儿子做太子。朱瞻墡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五个儿子，明宣宗朱瞻基的五弟，景帝和英宗的五叔，封为襄王，封地在长沙。
徐有贞能为于谦拟出这样一个罪名来，真显示出阴谋家的才干与深刻，让永世千年后的读者都对此叹为观止。以道德的尺度来评骘，阴谋家都是坏人，但坏人并不都有资格被称作阴谋家。阴谋家是那种心术不正但又才智出众的人。
“谋立外藩”的事有没有呢？没有，根本就没这码事。景帝没有这个意思，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活动。这个罪名完全是徐有贞等创造出来的。
可徐有贞不创造别的罪名，而刻意创造出一个“谋立外藩”来，用心阴损至极。
景帝易储后，自己的儿子不久就死了，再没有第二个儿子可立，可是他又迟迟不肯恢复沂王的储位。朝野不禁纷纷猜测：他到底想立谁？难免会有人猜测他要立别的亲王的儿子为太子。景帝宠信于谦，景帝的任何决策都有于谦的影子。因此，说于谦“谋立外藩”，在外人听来有一定的可信性，沾边。假如你要指控于谦交通瓦剌，或者说于谦想谋反，就没人信。顺应舆论，浑水摸鱼，这是第一。
第二，关于立外地藩王的儿子做太子的意见有没有呢？还真有。
这事也出在前面提到过的刑科给事中徐正的身上。徐正在请求景帝秘密召见时，曾建议将沂王尽快送到山东封地去，绝了人们恢复他储位的愿望，同时也提出过“别选亲王子育之宫中”。把外地藩王的儿子养在宫中干什么？当然是有朝一日立为东宫。可是这话让景帝大为恼火，但又不能将这荒唐的建议公开，怕引起不必要的骚动，于是便找个别的理由把徐正处理了。除徐正外，再没有别人言及此事。从这件事的始末来看，景帝没有立其他亲王儿子的意图，而于谦对此事全不知情。不过这确是事实。有事实就够了。阴谋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改造事实，利用事实。
第三，这样的口实使英宗复辟有了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英宗最容易接受。当初英宗被瓦剌人放回来时曾信誓旦旦地向全国臣民保证过，从此离休，不再管朝政。现在景帝还没死，你凭什么又当皇帝？
当然他也可以不理睬这种质问。不过身为一国之君，总要有君德，做出道德完美的样子，言而无信，抢班夺权，名声不好。有了“谋立外藩”这个理由，英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说，他的复辟是出于迫不得已，是为了不失皇位。
第四，这也使徐有贞、石亨等人的政治投机有了法理基础，确立其功臣地位。
第五，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条，只有定这样一个事涉篡夺皇位的罪名，才能把于谦等人置于死地，把景帝时期的骨干大臣统统打下去。
为了造成一种声势，也为了使这个案件的处理符合相关程序，石亨与徐有贞唆使一些言官就以这个口径上疏参劾于谦等人。言官们也只好听命。任何强人都不愁找不到喉舌。对徐有贞的指控，王文坚称绝无此事。
徐有贞坐在刑部大堂上，指斥王文道：“尔向来险刻，今犹狡辩！”
王文抗辩道：“迎立外藩，须有金牌符信，遣人必用马牌。金牌在内府，马牌在兵部。究竟有无此事，可查验金牌马牌，何得信口诬人？”
按明朝的规定，调藩王或藩王的王位继承人世子进京，必须持尚宝司的金牌。襄王远在长沙，往来途中要用驿站的马匹，就要到兵部去领取马牌。金牌和马牌是有数的。如果牌子被人领走了，现存金牌和马牌对不上数。王文提出的反证自然是很有力的。
徐有贞当然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便道：“事尚未成，自无动用牌符之理，有此用心亦罪在当诛，无妨定罪。”
王文大声吼道：“犯罪须有证据，岂可不分虚实，以逆揣而陷入于死罪者？”
此刻，于谦对徐有贞的用意已经了然于心，便转头对王文道：“徐有贞、石亨等欲报私仇，意欲我等速死，虽辩何益！”言罢便沉默不语。
都御史萧维祯是个见风使舵的无能之辈，此时完全按徐有贞的调子跳舞，见于谦这么说了，便喜上眉梢，笑道：“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供死，不供亦死，何必枉费唇舌？”
于谦、王文“谋立外藩”案就这样审结。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徐有贞与萧维祯急忙捏弄出一个审理报告，并把当初广西都指挥黄竑上疏易储的事也跟于谦挂上钩，说是受于谦指使干的，然后上报给英宗，仅把“谋立外藩”的“谋”字改作“意欲”，要求将于谦和王文立即斩首。后来有人把徐有贞给于谦加的“意欲”罪名，跟秦桧给岳飞加的“莫须有”罪名进行比较，认为都是历史上奸佞残害忠良的典型案例。岳飞的冤狱史称“三字狱”，于谦的冤狱称作“二字狱”。
据史书说，英宗对此颇为犹豫不忍：“于谦实有功，不宜处极刑。”
见英宗一时难以决断，石、徐二人进一步进言：京师保卫战，非于谦一人之功，而是全体守城将士舍身奋战的结果。皇上仔细想一想，也先几次放言送还皇上，都被于谦以所谓的‘社稷为重君为轻’而一一回绝。不仅如此，更易太子之议也是于谦唆使黄竑所为，像这种无君无父的奸佞之臣，岂能留在世上？更何况。不杀于谦，皇上您复位则为无名！
英宗初时尚在犹豫，听罢此言，想到漠北之苦，南宫之恨，皆由于谦、景帝所为，一股蓬勃的杀机，渐渐在其枯黄色的脸上聚涌，但一想于谦已是待死之囚，景帝已被软禁西宫，要杀要剐全凭自己一时兴致，当前的重中之重，是将自己重登大宝的喜讯，与天下臣民分享。
正月二十一日，英宗将复位诏书颁示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轻松完成了“两朝天子”的过渡。
朕昔年恭膺天命，嗣承大统，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虏之变，唯以宗社生民之故，亲率六师御之，而以庶弟郝王监国。不意兵律失御，乘舆被陷，时文武群臣即立皇太子而奉之，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既而皇天悔祸，虏酋格心，奉朕南还，既无复辟之诚，反为幽闭之计，旋易皇储而立己子，唯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绝谏诤，愈益执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难疗。朝政不临，人心斯愤，乃本月十七日，朕为公、侯、驸马、伯及文武群臣、六军万姓所拥戴，遂请命于圣母皇太后，祗告天地、社稷、宗庙，以今年正月十七日复即皇帝位，躬理机务，保固家邦。其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大赦天下，咸与维新。
复位诏书颁毕，石亨、徐有贞立即奏请英宗，将于谦、王文押赴刑场，处以极刑。此时的英宗再不犹豫，当即应允。
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一个极令人追忆和回味的日子，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被枭首示众，家属戍边。临刑之时，于谦恨望长天，涕泪满面，京城百姓无不失声痛哭，切齿大骂奸佞小人。
史称于谦被害时，“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当如狼似虎的锦衣卫奉命查抄于谦家产时，发现这位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却家无余资，四壁萧然，只有一摞一摞的兵书。一向铁石心肠的锦衣卫官员，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呜咽失声。
于谦含恨归西后，其尸体一直裸露街头，无人敢于收尸。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忠义所感召，冒险收拾了于谦的遗骸，暂厝于西山。次年，于谦的女婿从南方千里迢迢赶来，将其灵柩运回故乡杭州，安葬于西湖边的青山之上，与岳飞的墓地相距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