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游牧射猎为生的契丹人在早期并没有崇尚宗教的习俗，然而，随着契丹社会日趋封建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契丹贵族也开始有了宗教信仰，而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便是佛教。提到契丹人和佛教的渊源，那就要从辽太祖时说起，因为契丹贵族最早信奉佛教就在辽太祖时开始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到辽代中期，契丹人的汉化水平逐渐提高，佛教也开始迅速在辽国境内发展起来，至辽道宗时达到极盛。
如果仔细翻阅一下辽代的佛教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萧太后摄政时期是佛教在辽国被发扬光大的一个关键阶段。
佛教第一次传入契丹地区是在唐代末年。起初，契丹人大多信奉原始的萨满教，到辽太祖立国时，原始的萨满教信仰已不能适应辽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由于当时很多汉人归附于辽，而这些汉人又信奉佛教，受汉人影响，契丹统治者也开始渐渐接受了佛教。
902年，辽太祖在潢河边上的龙化州动工修建开教寺，辽国兴建佛寺之风由此开启。912年，辽太祖在皇都修建寺庙，并将五十余个战俘安置在此，取名天雄寺，以示“天助雄武”之意。
918年，辽太祖又在上京兴建佛寺，并命述律皇后、皇太子耶律倍分谒寺观。辽太祖修建佛寺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此举行祈神降福，祭告亡魂等“饭僧”之类的佛事活动。
辽天赞四年（925年），辽太祖曾亲临安国寺进行“饭僧”，并下令大赦京城内的囚犯；当年辽太宗攻克燕京后，也将城内大悲阁白衣观音像移至木叶山下，建寺安放。辽太宗将这尊佛像当做“家神”，常常在春秋之际举行告祭仪式；而每次率军出征前，都会事先到佛像前祭告祈福，以求作战顺利，大胜而还。
正是在契丹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使得佛教得以在辽国境内迅猛发展开来。渐渐地，很多契丹百姓也开始信奉起来。据史料记载，当时仅在上京附近就有很多佛寺，里面的僧尼多达上千人，他们大都来自河东的太原、汾州和河北的幽州、蓟州等地。
事实上，在辽代初期，辽统治者多半是出于麻痹民众、强化思想统治的需要而倡导并传播佛教的，然而到了辽代中期，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当政的辽景宗和萧太后已经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其不仅自己崇信，还一心倡导士卒皈依、众生剃度。为此，他们常常举行饭僧、布施、建寺、奖励名僧等佛事。为了使广大群众皈依佛教，他们甚至不惜给予僧侣以极高的待遇，有的还许以官职。
辽景宗保宁六年（974年），辽景宗和萧太后以沙门（僧人）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此次授封乃是辽廷第一次授予僧侣官职，从此也开了辽国赐官于僧侣的先河。
圣宗即位，临朝摄政的萧太后对佛教更是竭尽全力倡导之，曾多次举行各种佛事。统和二年（984年）九月，萧太后以辽景宗“忌日”，下令各道京、州皆派官员前去佛寺行香、饭僧；统和四年（986年）七月，萧太后一举击溃了宋军对燕京城的围攻，大获全胜，高兴之余，特下诏令在上京开龙寺大行佛事一个月，饭僧达万人；统和九年（991年）四月，萧太后又因辽景宗石像完工，而前去燕京延寿寺进行饭僧。史载，萧太后为表自己虔诚向佛之心，每年正月皆不食荤。而为了给辽圣宗祈福，萧太后曾大肆修建各种斋会及寺院。
受萧太后影响，辽国的妇女也很快兴起了崇佛之风。当时，契丹贵族妇女大多信佛崇佛，她们或舍宅为寺、募财营塔，或施食饭僧。崇佛已经成了当时流行的社会风气。如燕京城内的竹林寺为楚国大长公主舍其私宅而建，秦晋长公主除施舍宅邸外，还捐赠田地、户口等。而据《辽史》记载，辽朝的很多公主都出家当了尼姑。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向富有政治头脑的萧太后在崇佛之余，为防僧尼过多、佛事活动过盛而扰乱社会秩序，在大力倡导佛教以强化思想控制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对佛教活动进行管理。由于担心僧尼过多、寺院过盛而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萧太后在摄国当政之初，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比如，下诏书废毁“无名寺院”，禁止“私度僧尼”，将剃度僧尼之权收归国家，禁止各山寺“滥度僧尼”等。
在萧太后的掌控下，此时的辽国虽然崇佛之风日盛，但其管理并未失控。在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后，辽国迎来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在此阶段，辽境内各阶层崇佛之风大盛，正如史书所云：“城邑繁富之地，山林爽垲之所，鲜不建于塔庙，兴于佛像。”特别是到辽穆宗后期，燕京一带的佛事活动已达到极盛。
辽国上下崇佛之风如此疯狂，使得亲政后的辽圣宗深感不妥。为抑制这股崇佛之风，辽圣宗于开泰四年（1015年）下诏“汰东京僧人”；还明令禁止僧人“燃灯炼指”等行为。
然而，辽国的崇佛之风并没有因为萧太后和辽圣宗的努力遏制而停止，随着萧太后和辽圣宗先后逝去，因继位的辽兴宗“酷好佛法”，从而使得辽国社会上的佞佛之风大炽，辽朝的政治、经济活动因此受到了极深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辽兴宗“沉溺浮屠法”，曾在重熙七年（1038年）亲幸佛寺受戒，皈依佛祖。其在位期间，极力提高佛教的社会地位，使得当时的僧人受到多方优遇。为了提高僧人的社会地位，辽兴宗甚至对名僧官拜三公、三师，尊崇备至。
在辽兴宗的影响下，当时很多契丹贵族也纷纷效仿，他们的子女很多都出家为僧，以至辽国境内的僧侣人数激增。
而继承兴宗之位的道宗，其也同样“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史书记载，道宗对华严学有相当高的造诣，曾自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他对于僧侣的尊崇亦不减于兴宗。他曾屡次召请名僧到宫廷说法，授以显官：清宁二年，僧纯慧加检校太傅、太尉，后又加守司徒；咸雍二年，僧守志加守司徒；咸雍五年，僧志福加守司徒；咸雍六年，僧圆释、法钧并加守司空。
在他执政时期，竟然创造了“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人，一日而祝发（出家）三千人”的纪录，很多寺院中的僧侣往往多达数百上千人。那些成为贵官的僧侣在享受到高官厚禄给其带来的荣耀和快乐的同时，往往凭借其特别身份而插手朝政，甚至还常常干一些伤风败俗、鱼肉百姓的勾当，气焰十分猖獗。
然而，已经完全痴迷于佛法的辽道宗却对此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他甚至还给那些僧徒传法鸣锣开道，曾下令各地方官员不得禁止僧徒开坛讲法、收徒。在他的庇佑下，那些僧侣们更是有恃无恐、肆意妄为。
到了晚年的辽道宗更是深陷于研习佛法之中，竟把国家大政抛于脑后，甚至不惜花费白金百两造了两尊佛像。此时的辽国官吏为取悦皇帝，也大肆效法，常常奉佛饭僧、持诵经教，甚为虔诚。如此荒诞之举，终于结出了恶果。到辽代后期，政事不修、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国势江河日下。
因崇佛而使辽国遭祸，这大概是一心想以崇佛来推行汉文化、强化思想控制，进而加强其统治的萧太后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