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是一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史与政治史上，留下了他叱咤风云的身影。受其影响很深的毛泽东，后来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的人。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过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在学术上可谓博学多识，才通六艺，他通晓英、法、日语，懂拉丁及德语等多国语言，对文、史、哲都有精辟独到之见解。
能取得这些成就，陈独秀靠的是渊博的学识，而渊博的学识来源于读书。据说，陈独秀读过的书超过一万本，真正做到了“读书破万卷”。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饭菜可以少，书报不能少”，由此可见他对书籍的挚爱。甚至，他在被国民党投进监狱后，还不忘以平和的心态勤奋读书，潇洒地把囚室当成了自己的书房。
陈独秀有一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4月，在南京公开受审，罪名是“危害民国”。不管他的辩诉多么犀利有理，国民党还是判他十三年有期徒刑。
监狱里的生活是痛苦和枯燥的。因为他是“危害民国”的政治犯，被国民党视为洪水猛兽，生怕他的言论引起政治事端，因而狱中为犯人们规定了“三不准”，即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这三点限制对陈独秀来说实在都是无法忍受。
尤其是第三条限制让他无法容忍：若将读书看报的权利也剥夺了去，他感觉自己实在是成了行尸走肉！整日将全部的视线与注意力都集中于屋顶与铁栅栏那些没有生命的静物上，让空虚与寂寞占据整个精神空间，这简真是要了他的命！
陈独秀天生不适合做专制者的顺民，此时的他好似山林中一只被拘的猛虎，孤独中仍不失自信、坚定。
1933年秋，著名美术大师刘海粟旅欧归来，当他听到陈独秀入狱的消息后，便赶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前来探望。与陈独秀阔别多年的刘海粟在去南京前听到了许多关于陈独秀法庭斗争的盛传，他内心十分激动。来到狱中，他一见陈独秀便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了那双常书战斗檄文的手并大声说：
“你伟大……”
陈独秀也很激动，他兴奋地抢着说：
“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
二人开怀畅谈，纵声大笑，旁若无人，使得看守和同狱者都十分惊讶。
临别时，刘海粟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和一瓶墨汁，请陈独秀题字留念。陈独秀接过纸笔，饱蘸浓墨，一副对联一挥而就：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这两句话集中反映了陈独秀面对逆境时的心态。
对于监狱中“三不准”的限制，陈独秀怒不可遏，便联合狱友共同绝食。这让当局者寝食不安，他们担心由此引发一场政治风波，给“剿共”添乱。于是，就逐渐放松了对陈独秀的限制，三不准变成了三默许。
古人云：“养心莫如静心，静心莫如读书。”此时，陈独秀不用再四处亡命，他决心要把此时变成读书做学问的好机会。
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在陈独秀的一再要求下，监狱终于允许他看书，还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修缮，将两个大书架搬进他的牢房，让陈独秀方便读书、写作、搞研究。他的夫人潘兰珍对陈独秀坚贞不渝，全力以赴协助他搞学习与研究，帮助陈独秀搞到了一切学习与研究写作的必需品。
因而，陈独秀狱房的陈设酷似一间研究室，两个大书架上面的书籍摆得很满，经、史、子、集样样都有。不过，既然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陈独秀的阅读范围必然受到限制，马克思著作等一些激进的书籍是不可能读到了。
但陈独秀自有他自己的办法。既然不准读激进的著作，那就专心读古书。这个时期，他大量地阅读了中国的古书，如《老子》、《荀子》等哲学书。
1932年12月1日，陈独秀曾写信给胡适，希望他能给自己找几本书读，并开列了要找的书目，其中有英文亚当·斯密的《原富》、英文李宏图的《经济学省贱税之原理》、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另外他还要求“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
陈独秀把自己的主要兴趣放到了对文字的研究上。他虽没有成为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但他对文字音韵学却有着独到的探索，狱中的生活，使书生意气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
他认为“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早在“八七会议”以后，被停职的陈独秀曾力图在文字学上做出些成就，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与音韵学问题。当时如果有人到他家里去，寒暄几句后，若是湖北人，他便问有些字用湖北音怎样读，若是广东人，他又问那几个字用广东音怎样读，实是到了入迷的程度，学究气甚浓。
1932年12月1日，他写信询问胡适大革命后交转的拼音文字稿出版情况，他认为现在自己被捕了，原来因政治、经济问题不能出版的三年前所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可以由商务印书馆放心出版了。如果商务印书馆仍不敢出版，他又退一步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掌管着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且对他较为崇拜的学生傅孟真。他以为，自己的这部研究结果对于当时以及以后的中国文字研究能够起到“引龙出水”的作用，“早日出版，能够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
在信中他劝说“已谈政治”的胡适远离政治，埋头著述，称“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以“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长江万古流”作以勉励。他希望胡适能像如今狱中的自己一样研究文字与音韵学、并且如在新文化运动中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时的勇气，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像当年那样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当然，胡适是不会接受他的意见的。
这样，陈独秀只有依靠狱中的有限条件独自一人朝着文字学领域的纵深处迈进了。
当年，陈独秀的学生傅斯年、王森然等人都为他将精力过多地花费在政治上而痛感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那么“当代名家，实无其匹”。1934年，当王森然得知老师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不由得欣喜激动地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庭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政治理论家，可胜惜哉。”
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个笑话。一天，一位江苏南通姓程的老先生，对文字的研究也颇有造诣。他慕陈独秀之名，到南京监狱里看他。两人一见如故，互道钦佩，继而交换著作，互相表扬对方“卓见异常”。可不一会儿却面红耳赤，拍桌指鼻，互斥浅陋。两人都拍桌高声大叫，幸而没有动武。监狱长来了究其因，他们说，为了一个“父”字。陈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程说，纯属扯淡，“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懂；陈说你浅薄，程说你也不深。当时在场看护陈独秀的濮德治好不容易才将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并诌了几句打油诗凑趣道：“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饭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程老先生笑了，陈独秀骂濮德治“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打你脑壳”！濮德治说：我岂止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隔了一会儿，陈独秀又和程老先生和好了，陈独秀还写了一封信给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推荐程老先生教文史。
连坐牢都不忘读书和做学问，看来，陈独秀真是把囚室当成自家的书房了。他广泛涉猎中国古典书、经济、政治理论、文字学、传记、历史，主要是文字学。他立志要“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制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并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著述计划：《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
在狱中，陈独秀把牢房当成了研究室，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去汲取、去创造。“苦心人，天不负”，他在学术领域中频结硕果。
文字学方面，《干支为字母说》探讨了“干支”的起源，将阴阳五行家关于干支的解释批评为“逞意妄为”，并提出了诸如“干支之解释求之于义，不如求之于音”等独到的见解。
《实庵字说》是一部逐个解析汉字的文字学著作。该著在《东方杂志》连载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42年6月9日的《新民晚报》曾有人这样评价说：“《实庵字说》于金石甲骨文字，多所发明……”
《识字初阶》主要研究汉字的规律，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是陈独秀竭力推动汉字拼音化未果的情况下寻求的路径，汇集了他对文字音韵学毕生的研究成果。
在音韵学方面，他的研究富有成果，作品有《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宗韵表及考释》、《荀子韵表及考释》，《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晋吕静韵集目》。此外，还有作品《老子考略》、《孔子与中国》相继问世。虽然他的著述计划由于提前获释出狱而永远定格成计划了，然而，他在文字学与音韵学方面的研究却收获不少。
从陈独秀对文字与音韵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敢于怀疑权威、敢于挑战传统的无畏精神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在这个文字音韵学领域里，陈独秀勤奋研究，精心求证。
陈独秀在逆境中尚且能够静下心来坚持读书和做学问，这种治学精神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