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喜欢读书，更喜欢交朋友，尤其喜欢和同学、朋友们共同讨论文学、社会和政治问题，以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相互启发。他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他喜欢读书，喜欢和同学、朋友、同志研讨有分不开的关系。茅盾曾称赞他和鲁迅：“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鲁迅称他为“敬爱的同志”，并书联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些评价都证明瞿秋白对朋友的看重，对在研讨中学习的看重。
瞿秋白，原名瞿霜，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8岁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成为全党的最高领袖，36岁为中国共产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学识渊博，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对周围同事说：“怎么未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正如毛泽东所言，瞿秋白多才多艺，喜爱文学、文学评论、诗词、小说、篆刻、绘画，同时精通俄文，翻译过多部俄文文学名著，还喜欢音乐，善吹箫，能唱昆曲。
那么，瞿秋白又是如何与同学、朋友们在讨论中思考、学习、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呢？
与友人共同研讨、翻译俄罗斯文学
瞿秋白早在读常州府中学堂时，就喜欢和张太雷等要好的同学们在课余时间聚在校园树下或河边桥头，谈论诗词、小说、篆刻、绘画。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平素因被富家子弟看不起而沉默寡言的瞿秋白，才显得轻松愉快。
一次，瞿秋白和张太雷等同学外出游玩时说：“我看，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和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这段话足以显出瞿秋白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自己也在遗嘱《多余的话》里说：“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
瞿秋白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父母都是读书人，早期受过较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家道败落，母亲因无力承担生活的重压，自杀而死。从此，一家人七零八落。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回忆说：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瞿秋白思想还很不成熟。他原本喜欢中国的文学、历史和哲学，本想进北大，继续学习中国文学，但由于未能得到堂兄瞿纯白的经济支持，退而求其次，转报了学膳费俱免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当时，只是出于生存的压力学了俄文，继而开始研究起了俄罗斯文学。
1919年，瞿秋白同朋友郑振铎、耿济之等人积极投身到文学活动中去。他们共同的趣味就是讨论文学、合作翻译俄罗斯文学。他们对俄罗斯文学持别喜爱。瞿秋白、耿济之在俄文专修馆所用的俄文课本，就是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河夫等人的作品。
瞿秋白于191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译著：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此后，又陆续发表了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和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1920年9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共学社”出版预告中已经列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后因出国赴俄，这计划没能实现，改由好友耿济之翻译了。
瞿秋白又先后为耿济之、沈颖等人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写了序，为沈颖翻译的《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
瞿秋白还与耿济之合作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作为《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时，郑振铎受瞿秋白、耿济之等人的影响，也想找些俄国作家们的小说、戏剧来读。但他不懂俄文，只好找些英译本的俄国作品来读。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生存的压力，瞿秋白不得不在学习之外从事翻译工作。从事翻译，又少不了和朋友的共同研讨。正因为和朋友们的共同研讨和大量的翻译工作，使瞿秋白的人生观和文学观有了重大的变化和提升。
“根本问题在包子上面”
一次，瞿秋白和郑振铎、沈颖等朋友们在北京中央公园玩时，谈到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学不是根本的首要的变革社会的手段。
一个朋友疑惑地问：“那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
瞿秋白神秘地指着大家正在吃着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问题在包子上面。”
一句话，说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瞿秋白解释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现随时随地都可以有。”
沈颖怀疑地说：“你说的我不能完全同意，你是研究哲学的，对文学的意见不一定对。”
“请注意，文、史、哲向来是不分家的，怎么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呢？”瞿秋白订正道，“没有任何哲学观点的文学家是不存在的。”
郑振铎说：“我的‘文学为人生’主张，没有脱离社会和‘包子’吧？”
瞿秋白说：“当然，你的主张比‘为艺术而艺术’是一大进步。不过，你所为的人生还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圈。”
郑振铎说：“我们的争论可是多次了，什么‘文学为谁的人生’啊，什么立场和思想出发点啦，可我还是似懂非懂。”
“是啊，”瞿秋白说，“我们的人生很浮浅，劳动平民才有丰富的人生，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才是真正的痛苦，大家应该去了解劳动平民的人生，了解他们的痛苦，为他们而翻译，为他们而创作，为改造这社会而呐喊。”
“我看秋白所说的正是大家所探讨的，不过只限于我们几个人不行，我们最好有一个表达改造社会呼声的园地，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辩论，让更多的人觉醒。”一向不太爱说话的耿济之提出建议。
“我也觉得这样好，可我们几个穷学生，办得到吗？还是利用课余时间多译点东西来得实际些。”沈颖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看看，小沈又走回头路了。”秋白半开玩笑地说。
“我每日的翻译可是为人生，为社会，为……”沈颖自己也不知还为什么。
“咦——”郑振铎忽然来这么一声，“大家别争了，我这倒有块园地。我认识的那位孔君倒跟我提起过，说他们青年会想出版一本专给青年阅读的杂志，叫我给他物色几个编辑呢！”
“唉呀，我的振铎兄，怎么不早说呀？”瞿秋白说，“这可是时不再来的好机会。”
这之后的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创刊。郑振铎、瞿秋白、瞿世英、耿济之等人被邀请为编辑。孔君任经理，耿济之、郑振铎分任编辑部正副部长，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负责撰稿和编辑，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
《新社会》《发刊词》说：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它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哪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一方面的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那时的每个星期天早上，郑振铎都要到瞿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耿济之也同去。他们到瞿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地咳嗽着，脸色很苍白。他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文学和社会，他便兴奋起来。
大家可以看出，此时的瞿秋白，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对文学和社会的思考更加深入了。
与朋友共同研讨、宣传马列主义
1920年3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积极加入其中，开始和李大钊、邓中夏、张崧年等人共同研究讨论科学的社会主义。
8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这年年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与破产。瞿秋白读后，立即写了《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
1920年4月以后，瞿秋白在和朋友们办的《新社会》第十七、十八、十九号上，连续出版了三期《劳动专号》，发表了系列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
由于《新社会》旬刊所表现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使它成为五四以后社团兴起、刊物辈出中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刊物，是反帝反封建队伍里的一支勇敢的尖兵。它的影响逐渐扩大，特别是瞿秋白的尖锐异常的正面攻击或明讽暗刺的文章，备受欢迎。
《新社会》旬刊刚刚出版到第十九期，便引起了军阀统治者的注意，于1920年5月1日被京师警察厅查封，同时逮捕了经理孔君。
瞿秋白对这一事件非常愤慨，于是与郑振铎等人商定再出版另外一种刊物来继续进行斗争。这就是在1920年8月15日创刊的《人道》月刊。《人道》月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与《新社会》旬刊一样，在写稿的态度和观点上都有了些进步。《人道》在实际上是《新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人道》的《宣言》说：人道是与畜道对立的。畜道就是“弱肉强食”。人道就是仁与义，“仁是爱人的，义是克己的；一切的道理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字里头。”《宣言》的作者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现象。诸如“政治的权威常常压迫我们”，“富者的金钱的魔力左右社会”，贫富悬殊、智愚不一、风习落后等等，因此《人道》的同人表示，要将世间一切的苦乐描写出来，让人道的光充满世界。
与中苏友人共同研讨、倡导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十月革命后，为了加速当时苏联远东地区10万中国工人的扫盲工作，在瞿秋白的倡导和推动下，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开始研究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
1929年2月，瞿秋白在郭质生的协助下拟订了第一个中文拉丁化方案。郭质生是瞿秋白1921年赴俄时结交的好朋友，当时已是有名望的汉学家、语言学教授。他来到柳克斯公寓看望老友瞿秋白，带来了十年前瞿秋白离俄返国时寄存在他那里的两个抄本，是当年瞿秋白研究拉丁字母的笔记。那时，他受到苏俄扫除文盲运动的启迪，深感中国文盲之多，文化之落伍，与中国文字之弊病密切相关，非作改革不可。这两本笔记，重新引起瞿秋白对于汉字改革的兴趣。
1929年3月19日，瞿秋白在列宁疗养院写信告诉妻子杨之华说：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地改良，以至于可以适用于实际工作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
瞿秋白认识到中国文字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期以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万事开头难，他甘愿和妻子杨之华一起作这样的阶梯，供后人攀登，这种精神是多么地感人肺腑啊！
在苏联的两年中，瞿秋白经常与林伯渠、吴玉章、萧三、妻子杨之华以及苏联汉学家郭质生、莱赫捷、史萍青等一起研究讨论中国文字改革问题。
1929年10月，瞿秋白终于写成了一本《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并在旅莫斯科的华侨和华人中试行。不久瞿秋白回国，吴玉章、林伯渠等移居远东海参崴，这个工作由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组织的中文拉丁化委员会继续进行。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并参考了中国过去的几种主要方案，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制订出《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拉丁化新文字首先在苏联远东地区中国工人中以及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中流传开来。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之后又涌现出许多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全国性的团体是1935年12月陶行知等在上海发起的中国新文字研究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20多个市县成立了团体，恢复推行拉丁化新文字。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全国各地开办的学习班，前后大约有1000多个，参加学习者有十多万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用拉丁化新文字出版的书刊达200多种。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文字书刊的销售量则达130多万册，上海新文字工作协会编的《语文知识》杂志每月发行15万册。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被列宁誉为“东方伟大的革命”。鲁迅、陶行知、陈鹤琴、陈望道等都是这个运动的热心支持者，陕甘宁边区的毛泽东、朱德、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也都是拉丁化新文字的积极倡导者。在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前，拉丁化新文字主要应用于电报、旗语、无线电通讯、注音、速记、索引等方面，在汉语拼音方案推行以前，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拉丁化新文字中的一些特点后来还被汉语拼音方案所采纳。
“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上海多伦多路上的瞿秋白与鲁迅雕像。
从1931年5月至1934年1月的三年时间里，瞿秋白是左联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从1931年起，瞿秋白和茅盾、彭雪枫、鲁迅等人共同领导左联，纠正了左联早期的一些过“左”倾向。在他的建议下，创办了以创作为主、并要有非左翼作家作品发表的刊物《北斗》，同时拥有了《申报·自由谈》这块阵地。在瞿秋白的指导和帮助下，夏衍向电影界进军，田汉介入了唱片公司，电影界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打入电影领域后，把一批导演、演员和有较高艺术成就的老影人，团结在左翼的旗帜下，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春蚕》、《狂流》和《大路》等一大批进步影片。同时，由洪深等人组成的左翼电影评论队伍，几乎占领了上海报纸上全部的影评阵地。党的电影事业由此得以发展和进步。最重要的是，他参与了11月决议的起草，用正确的指导思想保证了左联的健康发展。瞿秋白还十分重视党的新闻宣传事业，在编办报刊实践和新闻理论建设两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左联短短的三年里，瞿秋白以天才加勤奋的创造性劳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亲手树立起一座座丰碑。
20世纪30年代初，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最大、数量最集中的时期。他的杂文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热情奔放，富有鼓动性和号召力。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出瞿秋白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敏感，他把杂文作为一种扫射旧世界的武器，是最早与鲁迅以杂文为武器并肩战斗的杂文家。
那么，已经成为中共领袖的瞿秋白为什么屈尊搞起了文艺？
瞿秋白在遗嘱《多余的话》里，这样评价自己：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
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作为一位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无人能敌，但作为政治领袖，则显不足。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旋涡中，他缺乏临危不乱的气魄和能力，容易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这是他的人性弱点。别有用心的政客王明正是利用了他的这个弱点把他打垮了。
1931年1月17日是瞿秋白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批评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当时李立三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主要的斗争目标。会议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王明等人如愿以偿地占据了中央领导岗位。当时，瞿秋白心里的苦水只能往肚里咽，他再也不愿与王明这些有强硬苏联后台而又具有流氓气质、阴谋手段的政客们周旋了。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对瞿秋白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解脱，他终于可以重新搞他最喜欢的文学事业了。
当时，瞿秋白夫妇每月仅能领到十六七元钱的生活费，瞿秋白每天带病工作十多个小时。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朋友、同事和妻子面前诉说王明集团对他的打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
推动左联的健康转变
让我们先来看看瞿秋白到来前的左联是什么样的状态。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在行动上，要求作家参加飞行集会，到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等。8月间，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而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以“作品主义”帽子。
不过，瞿秋白到来，使左联的“左”倾倾向开始向健康的轨道转变。
1931年4月下旬，茅盾到大西路两宜里找瞿秋白，征求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子夜》的意见。在和茅盾的交往中，瞿秋白常常问起他景仰已久的鲁迅，但他们并未见过面。
5月初，瞿秋白看了冯雪峰带来的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称赞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是瞿家的常客。每当瞿秋白见到他时，总是问，鲁迅近来好吗？在写什么？对左联工作有什么意见？冯雪峰见到鲁迅时，也常谈起瞿秋白，转告瞿秋白对工作的意见。鲁迅很看重他的意见。
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冯雪峰和茅盾打算把瞿秋白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安排到了南市紫霞路68号的谢旦如家。
此时，瞿秋白开始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
4月底，茅盾对他说，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同意他的看法。5月，茅盾任左联行政书记。瞿秋白向茅盾提议改进左联工作，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作品。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总结，吸取经验教训。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专登文艺理论文章，创办大型文学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这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发表在《文学导报》和《北斗》上。瞿秋白还积极倡导文艺大众化，提倡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进行创作。
1931年11月瞿秋白指导冯雪峰为左联草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改变了左联的“左”倾倾向，并长期指导了左联的文学活动，标志着左联从此步入了健康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茅盾回忆这段历史时说，1931年11月的“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184“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瞿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在当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瞿秋白（前排左一）与鲁迅（前排右一）的合影。
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又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指导左翼作家占领《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等宣传阵地。他们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夏衍说：“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瞿秋白还非常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法国人创办的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公司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不可以争取任光的帮助，录制进步歌曲广泛发行。瞿秋白完全赞成田汉的意见，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通过任光，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录制成了百代公司唱片。从此，《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唱遍了华夏大地。
“敬爱的同志”：“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来介绍”
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都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茅盾曾经称之为“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如果把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艺家队伍比作一支向反动派冲锋陷阵的大军，那么，这支大军的统帅就是鲁迅，而瞿秋白当之无愧是这支大军的杰出政治委员。正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的精诚合作并肩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在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中，冯雪峰扮演了关键的中间人的角色。当时，鲁迅从日文本转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当冯雪峰把瞿秋白对这些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时，鲁迅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水平确是最适宜的了。此后，只要有俄文书刊到手，鲁迅就交给冯雪峰带给瞿秋白。
鲁迅也很看重瞿秋白的杂文，说写得尖锐、明白、晓畅，真有才华，真是佩服！也指出了不足。鲁迅更看重瞿秋白的文艺理论文章。有几次，他对冯雪峰说，其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出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鲁迅最初交给瞿秋白译的书，是苏联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土地》，可惜这部书稿后来毁于“一·二八”事变时日军的炮火。
1931年秋，曹靖华把《铁流》译稿寄给鲁迅，但未及译出涅克拉托夫写的序文。鲁迅便托冯雪峰请瞿秋白译。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译出，并将《铁流》部分译稿与原著校核。送出译稿时，瞿秋白写了一封信，亲切地称鲁迅为“迅”。信中语气也充满亲切感。不久，鲁迅又拿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唐·吉诃德》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立即动手，译文从1931年12月起，在《北斗》上连续刊登；1933年10月，又由鲁迅交联华书店出版单行本。鲁迅在后记中说它“是一部极度可信任的本子”，“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度可庆幸的”。
1931年11月间，《毁灭》译本出版。瞿秋白对照俄文原著校读后，于12月5日写长信给鲁迅，欣喜地说：“我也许和你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他又诚挚地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得信后十分高兴，于12月28日写回信，热情地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的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它，并且由它想到儿子的儿子……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地来介绍。”在这两封信中，瞿秋白和鲁迅都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这在鲁迅是极少有的。由此可知，鲁迅和瞿秋白相知之深。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1932年夏天，瞿秋白终于见到了敬慕已久的鲁迅！一天早晨，他一吃过早饭，就和冯雪峰一起到北川公寓拜访鲁迅，一直到晚上才回来。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鲁迅把瞿秋白当成了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来款待，毫不拘礼。两人从日常生活、战争谈到文坛，滔滔不绝。这次会见，使瞿秋白感到非常振奋，以至于在1932年6月间他连续在10日、20日、28日三次写信给鲁迅，谈他对整理中国文学史和翻译问题的意见，而且每封信都写得很长，像有说不完的话。
这一年的9月1日上午，鲁迅和许广平偕海婴冒雨来到紫霞路68号回访瞿秋白。瞿秋白喜出望外地从书桌旁站起来表示欢迎。两人热烈地讨论文字改革，瞿秋白还找出一些字，请许广平用广东方言发音。午餐时，两家人谈笑风生，非常亲热。从此以后，两家来往更为密切。
当时，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写出了一部短篇小说《豆腐阿姐》，瞿秋白就让她拿给鲁迅看，请鲁迅指正。鲁迅收到小说后，当天下午就改妥了，还将文中错字一一改正。后来鲁迅编译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收录作品10篇，其中《岔道夫》和《一天的工作》两篇是由杨之华译、瞿秋白校定的。当良友公司答应出版、书稿刚送出、稿酬还未付时，鲁迅从当天所得的版税中抽出60元给杨之华，以补贴瞿秋白家的生活之用。
1932年11月下旬，瞿秋白听说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他立即转移到了鲁迅家中。为了鲁迅家的安全，杨之华在街上转了三天三夜，确信甩掉叛徒后，才来到鲁迅的住所。
1933年2月上旬，得知特务要在当晚破坏紫霞路一处机关，瞿秋白夫妇再次到鲁迅家避难，后又转至中央局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这样躲来躲去，使鲁迅寝食难安，他决定替瞿秋白寻找一处比较安全的住房。
1933年3月，鲁迅托内山完造夫人为瞿秋白夫妇租下了山阴路东照里12号的一处亭子间。3月1日、3日，鲁迅两次去看房。4日和5日，瞿秋白夫妇迁到这里。6日下午，鲁迅拿着一盆堇花来到瞿秋白夫妇的寓所，祝贺他们乔迁。小小的亭子间经过一番布置，特别是挂起了鲁迅手书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语，顿使满室生辉。
4月11日，鲁迅一家从北川公寓搬到了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从此两家住在同一条马路上，相距不过10分钟的路。马路对面的鲁迅几乎天天去看望瞿秋白夫妇，还时常带上几个刚出炉的面包。他们无拘无束地谈话，一起探讨时事、文艺。
瞿秋白利用这段安定的条件，写出了一批精美的杂文。其中不少文章是在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漫谈后写下来的。
许广平回忆说：“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这些杂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那时杂文的高峰，堪称与鲁迅并驾齐驱的大手笔。
这些杂文，大多由许广平抄录后，用鲁迅的各种笔名由鲁迅当作自己的文章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等栏目发表。后来，鲁迅在编辑自己的杂文集时，曾分别将其中的十多篇杂文收入《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
这些文章有：3月5日《王道诗话》，3月7日《伸冤》（原题《苦闷的答复》），3月9日《曲的解放》，3月14日《迎头经》，3月22日《出卖灵魂的秘诀》，3月30日《最艺术的国家》、《〈子夜〉和国货年》，4月11日《关于女子》，4月11日《真假唐·吉诃德》，4月11日《内外》、《透底》，4月24日《大观园的人才》（原题《人才易得》），9月28日《儿时》，10月25日《中国文与中国人》等。
四夜写成《〈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是文化革命战线的主将，敌人攻击他，朋友误解他。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惧怕鲁迅、诬蔑鲁迅，贬低鲁迅杂文的战斗意义，说他是一个“杂感家”，有的进步刊物甚至攻击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
1933年春，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对鲁迅杂文的误解、偏见和攻击，瞿秋白开始编辑《鲁迅杂感选集》，并花四夜工夫撰写了一万七千多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对于鲁迅本人，瞿秋白称誉他“是封建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后来，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又多次搬家，多次到鲁迅家避难。
转眼到了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临行前几天，他决定当面向鲁迅、茅盾辞行。他可能预料到，日后天各一方，恐难有再见面的机会。
杨之华非常理解瞿秋白此时此刻的心情，出于安全考虑，她让瞿秋白在1月4日晚前往鲁迅家辞行，并约定第二天晚上回家。当时，瞿鲁二人已经有三个多月没见面，而此后将是长久的离别，他们似乎都有说不完的话。晚上，鲁迅坚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则干脆睡在了地板上。
第二天晚上归家后，瞿秋白对杨之华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不过，瞿秋白的心中还是有点郁悒的，毕竟是不得不离开肝胆相照的挚友，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
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鲁迅的悬念之心总算放了下来。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不幸在福建长汀县被捕，6月18日在长汀英勇就义，年仅36岁。临终前写有《多余的话》。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抱病编辑了他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嘱托内山完造将书稿寄到日本印制，并亲自撰写出版广告，他认为这是对瞿秋白最好的纪念。《海上述林》出版时，是用“诸夏怀霜社”署名，“诸夏”即中国，“霜”是秋白的原名，寓意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生死与共的友谊，成了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可传诸万世的佳话。
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都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茅盾曾经称之为“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正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的精诚合作并肩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瞿秋白一生经历了一个从文学到政治，又从政治复归文学的历程。他一生博览群书，从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到俄罗斯文学，再到马列主义，再复归文学。他喜欢读书，但并非闭门读书。他非常重视朋友，重视他人的意见，非常重视与同学、朋友和同事们的交流和研讨。无论是早期他与朋友们研讨、翻译俄罗斯文学名著，与朋友们探讨文学与社会问题，还是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后来与中苏友人共同研讨、倡导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鲁迅以非正式的身份领导左联纠偏，都是在与他人的研讨中实现共同学习，相互启发，相互激励。他取得的一切思想成果和文学成果，与他重视与他人讨论的读书方法有分不开的关系。今天，我们重新回顾瞿秋白的读书生活，应该学习、借鉴他的读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