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郭化若。
郭化若（1904—1995）将军曾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北伐战争时曾被蒋介石点名去当秘书，曾被毛泽东誉为自己的军事顾问，是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郭化若于1995年11月26日去世，逝世之后他的墓志铭文是“一代儒将”，为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这四个字是江泽民总书记、也是党对其一生的公正评定。郭化若军风豪爽，诗词、书法、军事三绝，创我军“四个第一”，堪称“主席高参”。毛泽东评价郭化若：“古有孙子，今有郭子。”周恩来评价他：“他是我们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他在我国军事理论界的地位和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文学的地位相当。”能被江泽民评为“一代儒将”，其儒雅之风不是一朝一夕而养成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熏陶出来的。
郭化若将军的夫人史翔云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回忆他说：“郭老爱书读书的精神，勤读书多读书的习惯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论战时、平时，还是各种会议缠身之时，没有什么能影响郭老天天学习。平时，不管是假日，还是工作多么忙，郭老每天都要将计划要读的书读了才肯服‘睡觉药’。郭老从不计较名利，对他而言，只有书才是最宝贵的。不论是谁借了他的书，他都得让人家留张借书条不可。”
郭化若将军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但藏书却非常多，所藏古书最多。在郭化若家中的古书柜子上，有他的亲笔题字，例如“不在三更五鼓，只怕一曝十寒”、“集思广益”、“佩文韵府”等等，多年来，他就是用这些文字来勉励自己保持自觉读书的习惯。
郭化若将军从小就养成了自觉读书的好习惯。他出生在福州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四五岁时父母教他读书习字，从此养成了一生自觉读书学习的习惯。在家攻读中国古典文学整整七年，这七年为郭化若将军的文学水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间，他还在报社抄过通讯等。在五年级的时候插班入学，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而且书法极其漂亮，被乡邻一度传为“神童”。因家道贫穷，每逢春节将至，他就在家门口摆个摊，为街坊邻里写春联，挣点钱贴补家用。
当时教他的郑秉诚老师看到郭化若家里穷，经常三餐不继，时时留他在家中吃饭，并且想方设法让他免费上学。他勤奋好学，但是家境贫寒，供不起他读书，他只读完高小就辍学了。
由于他已经养成了自觉读书的习惯，辍学度没有使他放下书。相反，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先后自学完了数学、物理、化学。
1923年，郭家境遇日下，19岁的郭化若便到广州投靠叔叔。受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3年“二七”惨案的影响，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浅说》、《新宇宙观》、《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渐渐地认识到，国家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向黑暗的旧社会宣战，推翻旧的统治势力，彻底扭转整个社会制度。为此，他四处寻找共产党，希望加入党组织，可一直没能如愿。
1925年，他报考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当时，参加考试的有3000多人。在发榜当天，他从最后一名向前找，一直找到第十名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他灰心地往回走，半路上遇到一位同学，苦笑说：“我落榜了。”自己继续前行。不多时，那位同学从后面高喊他的名字，追上后大叫道：“你考上了，第一名！”自此，大家戏称郭化若为“落榜状元”。这真可谓“满腹经纶书生气，一朝入伍为英豪”。
惠州战役后，他与留守部队驻扎在惠州三个月。在这里，他结交了一些共产党人，抽时间阅读了一批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救星。1925年冬，他在缪纭人、廖翰平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黄埔军校近两年的学习、训练，郭化若各科成绩皆优，出类拔萃。毕业之时，在教官的推荐下，校长蒋介石点名要郭化若去当秘书。郭化若在黄埔军校的这些时间里，耳闻目睹身为校长的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知道他表面上赞同革命，实质上是反苏反共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个大野心家。蒋并不知道郭化若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当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下令调他去当秘书时，郭化若以“军人应当战死在疆场”来回绝。
1926年春，他任炮兵大队第二队代理队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即使是在战争中，他也不忘读书。在这期间，郭化若读了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更加领略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对革命者采取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郭化若退出北伐军回到了福建老家。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消息传来时，郭化若喜不可言。他愈加敬仰毛泽东，确信毛泽东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于是急切地希望去井冈山。
但是，郭化若三番五次找地下交通向党中央请示要求上井冈山，都没有被允准，最后组织上安排他去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出国后，他仍然一心要回国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用血肉之躯挽救中国革命。1929年的初春，郭化若终于回到了上海。他一心要找到毛泽东。遗憾的是，他被暂时安排在了朱德的部队里。
1929年11月26日，在朱德、陈毅的再一次邀请下，毛泽东从上杭苏家坡回到汀州，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毛泽东当天晚上就问朱德说：“有个叫郭化若的现在在何处？”
“郭化若目前在二纵，任参谋长。他的工作不错。”朱德说。
11月28日，前委在汀州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
郭化若接到开会的通知后，提前来到会场。
“哈哈，郭化若你来了。”朱德忙拉住郭化若的手，向毛泽东介绍说：“这就是郭化若，黄埔毕业的，从苏联回来就急着要找你。”
毛泽东急步走上前，伸出双手紧紧握着郭化若的手说：“你就是给我写信的郭化若？好嘛，信写得不错啊，我们红四军又多了一位秀才啊。”
以下是郭化若和彭祜起草的邀请毛泽东回红军的信：
我们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基层干部战士，谨向你致以诚挚的问候。今年1月初，你和朱军长率领部队进攻赣南，相继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朝气蓬勃的局面。“七大”后，你离开红四军的官兵，我们广大的基层干部战士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你的建军思想与一套做法。我们热忱地盼望你早日回来主持红四军的工作，率领我们继续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此后，郭化若屡建奇功，并写了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被毛泽东称为“我的军事顾问”、“高参”，长期自觉地读书终于使他成长为我军的一代儒将。
第一个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郭化若继续保持了自己幼年养成的自觉读书学习的习惯。他非常珍惜时间，“上马杀敌，下马草檄”。他利用作战间隙，阅读了许多哲学著作和政治、军事理论著作，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基础，一时在军中小有名气。
1936年11月29日，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两所随营学校与抗日大学第三科合并，成立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理论素养深厚的郭化若被任命为教育长。
1937年5月30日上午，郭化若在给学员上战术课做示范时，突然浑身冒汗，两眼发黑，晕倒在地。原来，郭化若担任教育长，一个阶段以来，学校大量艰苦紧张的教学工作，都由他负责。他常常是深夜才睡，五更又起，有时通宵达旦，以致累倒了。此时，郭化若失眠、头晕、食欲不振，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他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思想汇报信，并请求回延安治病。
数天后，毛泽东给他发来电报：
你的工作要求与身体情形已经知道了。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学习、工作应在不损伤身体的原则下，减少到适当程度。
郭化若读着这份字字饱含真情的电报，不禁潸然泪下。此后，不管多么不安定，他终生保存着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
7月底，郭化若完成庆阳步校撤销工作后，随即动身回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
8月，郭化若回到延安向组织报到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秉烛夜战。原来去年他到学校任训练处长时，毛泽东主席曾嘱咐他要注意总结军事教育经验。几天后，材料写好了，他的眼眶充满血丝。然后，他以书信的方式呈送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看后，对他的信很重视，连连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万言意见书，化若同志写得好，有见地，很有价值！”
9月5日，毛泽东给郭化若来信说：
你暂一星期内勿去党校，帮助把红大教育工作改进一番。尔后你虽去党校学习，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因为你懂得这项，而我是不懂得的。你暂去党校学习，不是解除军事，那天我已对你说了，军事需要你的地方是很多的……你的意见书，已批给抗日军政大学负责人罗瑞卿、周子昆、莫文骅、刘亚楼、杨至诚等同志阅看，阅后讨论请你参加。
从毛泽东给郭化若的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军事教育方面对他是很赏识的。
1937年9月初，郭化若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同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军事秘书。
他到毛泽东身边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后，并不自满于所学的东西，不断刻苦学习，虚心向毛泽东请教。
在党校，他读到了总政印发的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哲学记录稿。他如饥似渴地学完后向毛泽东谈体会，毛泽东高兴地说：“大家都跟你这样学习、理解，我就不折本了。”
这时，郭化若在毛泽东身边，一边学理论，一边做宣传抗日战争的工作，同时得到毛泽东的很多教导。
学得愈多，想得愈深，看得更远。这一次进入中央党校系统学习马列著作，使他的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1938年隆冬的一天，一阵阵西北风呜呜直叫，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但杨家岭的窑洞内却是温暖如春，暖意融融。郭化若去向毛泽东请教哲学上的问题。
“主席，我又有几个哲学问题搞不清楚。”
“化若，天气寒冷，仍不放松学习啊。来，过来坐下烤烤火。”
“主席，我越学习哲学越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
“那是你钻进去了。好啊，学习就应该这样，天底下最愚蠢的问题就是不善于问的问题。只有勤思考、勤分析，把问题搞透彻，才能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在哲学方面，艾思奇同志是个专家，你多去问问他。”说完，毛泽东转身从书桌上取过一本书，对郭化若说，“这是我请李达同志寄来的《社会学大纲》，你拿回去认真读两遍。”
“感谢主席的关心。”
“化若，我想找几个人开个哲学座谈会，你算一个，蔡元培也算一个。另外，你再替我去找几个，利用每周三的晚上在我这里进行交流。”
“采用这个形式学习哲学好。”郭化若兴高采烈地拍手赞成，而后跑出去找人了。
毛泽东用这种方式来组织大家学习哲学，旨在传播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掀起了学习哲学的热潮。
郭化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不仅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辩证法开始进行研究，而且逐步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些实际问题。抗战初期，他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日本的速胜论为什么必将失败》等文章。1940年8月，他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军事辩证法”讲演，这是继毛泽东之后，对军事辩证法理论作的进一步阐述。郭化若在这篇讲演稿中，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发展的规律，对战略战术之差别性与同一性、战略的全局性与战术的局部性、战略战术之斗争形式与军队之物质内容的关系、战斗力中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时间与空间、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以及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是战略量变到战略质变的斗争过程，在判断情况中辩证方法的应用等问题作了探索。之后，他又继续对这次讲演进行修改、加工和整理，1941年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为题，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八年后，他又以《军事辩证法》为书名在上海新群出版社出版。这部论著是自毛泽东提出军事辩证法的概念之后，最早的一部军事辩证法理论专著。它的出版对于人民军队的军事理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看到这部论著后，赞扬他说：“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
郭化若的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在理论上充实了军事辩证法的内容，使之更具有系统性。他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理论对比了资产阶级学者、专家的观点，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战略战术的辩证法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与论述。
在延安的人们读了郭化若这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后说：郭化若是军队里第一个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人。
1938年，中央军委研究决定，由郭化若担任军委一局即作战局局长。有一天，他正在考虑撰写“抗日游击战争战术”问题的文章，王稼祥找到他说，“郭天民同志调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由你接替他的工作，任军委一局局长，怎么样？”郭化若指着摊开的资料说：“主席要我写文章呢。”王稼祥说：“我请示过主席了，我是借你去一局工作。”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好嘛，既当官，又做文章。”
在军委工作中，凡是毛泽东起草的文电稿都必须由郭化若亲自交机要科译发，或者是由郭化若直接送机要参谋王诚受理。
为此，郭化若在一局工作时接触了毛泽东起草的大量的文件稿，这些文件稿，不仅有指示、命令，还有决定、批示等等。在工作中，郭化若是个有心人，他从毛泽东起草的文电稿中汲取了大量营养，获取了许多新知识。同时，他又在抓参谋业务工作中，利用毛泽东起草的文电稿来作范文，组织大家深刻领会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学习毛泽东的写作文风，使参谋人员的办公文书水平与业务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郭化若将军常用印
在读书学习中尝到甜头的郭化若突然想：战争年代能够收集到诸如毛泽东起草的高质量的文电稿资料是少而又少，如此宝贵的资料为何不把它装订成册？用来宣传和教学，同时将它完好保存下来，将来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与资料。
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且对如何保存又拟制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此后，他无论调到什么岗位，时时不忘保存毛泽东的文稿。
“古有孙子，今有郭子”
郭化若将军被公认为研究《孙子兵法》最有威望的专家。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在忻口地区抗击日军的战役失败之后，郭化若改任中央军委参谋部第二局局长。有一次，他给毛泽东送电报，毛泽东边看电报边说：
“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花岗岩脑袋，能不打败仗吗？不承认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不搞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处处招架，处处挨打。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古代兵法的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国民党军的长官，搬古代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
郭化若当时负责编辑《八路军军政杂志》，有许多方便之处。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找了一些资料，认真阅读，然后就做起文章来。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搞分裂，破坏抗日的伎俩。怎么办？写文章骂，当然无济于事。为了巩固统一战线，郭化若认为必须耐心去做国民党军官兵的工作，尤其要做好中下层军官的工作，而且只能是说理。他翻阅了许多古代战例，对“赤壁之战”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这一战例说明了一个道理：孙权刘备能胜曹操的根本原因是吴蜀联合，联合则胜，分裂必亡。于是他写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一文，之后又写出了《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宣传团结抗战、转败为胜、争取抗战胜利的思想。这两篇论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结果，许多国民党军将领阅后无不深有感触。有的将领给杂志编辑部写信说，《赤壁之战》、《即墨之战》等论文读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
毛泽东也很高兴，他说：“化若同志，已经开了个头，文章还要接着做下去。”
郭化若阅读了大量兵书之后，深刻地认识到，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郭化若开始潜心研究《孙子兵法》并准备撰写论文。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兵法》，要精虑《孙子兵法》中优美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以新的内容去充实；研究孙子就要批判曲解孙子的思想，贻误中国抗战的戎机的思想。还说，必须深刻地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性质、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再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
1937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点，郭化若收集大量的关于孙子的古代著作，认真进行研读。对历史上评注《孙子兵法》的十家，曹操、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哲、何廷锡、张预等的观点，都进行了比照学习。还拜师访友，与人切磋，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也给他不少帮助。只是当时一局工作很忙，他只能利用晚上时间读书，边读边作笔记，常常熬通宵。差不多花去三个月的业余时间，终于在1939年写出了洋洋四万言的《孙子兵法初探》的提纲。提纲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孙子时代政治经济状况及哲学思想。
第二，孙子的姓氏、世系、年代及功绩。
第三，《孙子兵法》的成书问题。当时学术界有两个疑问，一是《孙子兵法》系何人所写，二是《孙子兵法》是否就只有13篇。
第四，孙子的战略思想。孙子的战略思想主要是速决的进攻的运动战。
郭化若呼吁军事界对孙子引起更多更深的研究，更热望正在抗战前线的将军们，能从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中得到一些宝贵的武器，来帮助我们的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郭化若学习《孙子兵法》的一点体会，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看过了郭化若写的提纲后，称“这是我军第一个用辩证法解释《孙子兵法》的人”，让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讲演。之后叫郭化若又整理了一下，分三期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篇文章在国民党军将领中还是很有读者的。
有一次周恩来从延安去重庆，有些国民党高官问他：“写《孙子》文章的郭化若何许人也？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周恩来回答说：“他是我们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他和郭沫若先生没有亲戚关系，但他在我国军事理论界的地位和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文学的地位相当。”有一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对郭化若说：“你写的孙子的文章蛮好的嘛，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打听郭化若是何许人，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说郭化若是我们共产党的秀才，是专家学者。”毛泽东也风趣地说：“郭化若也算是名人了。”
从此以后，尽管事务繁忙，郭化若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孙子兵法》的钻研，而且时常有新作问世。
郭化若于1940年底发表了《孔明兵法之初步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孔明兵法呢？他看中了孔明兵法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即坚持“联吴抗曹”的统一战线思想和重视山地运动战的思想。这篇文章刊发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3、4期，反响很强烈，国民党军中一些中下层军官还来信索要这两期杂志。编辑部留的机动数很少，第3、4期一本不剩，最后郭化若的一本也不知道被谁拿走了。毛泽东对此说：“好呀，写文章就是要有人看才算好啊！”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与读懂《孙子兵法》，郭化若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把它译成白话文。经过数十年孜孜不倦地辛勤奋斗，终于把《孙子兵法》全部译完，并将13篇内容更新编排。
后来，他又于1957年7月出版了《新编今译孙子兵法》，1984年9月出版了《孙子译注》。毛泽东这样评价郭化若：“古有孙子，今有郭子。”
郭化若在研究《孙子兵法》上所取得的卓著成就，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赞扬和高度评价，他被一致认为是当代最有威望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和其他刚解放的大城市一样，百业待兴，百废待举。身为淞沪警备区党委书记、司令兼政委的郭化若，深感肩上担子重，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城市经济建设和民主改革，他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他在工作中有一个信条，就是一定要把学习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放在首位，对每一份文件、每一份电报，总是认真学习，细心领会，一件一件地抓落实。
1973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对军事科研痴心不改，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写了一批军史文章。
1995年11月26日4时14分，一代儒将郭化若走完了他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光辉历程，享年9l岁。郭化若将军这种爱书如命的习惯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停止。去世之前，他病重入院，在病床上，他还时时翻阅书卷，口中常常念起儿时母亲教他的《花木兰辞》，就在这首启蒙他的北朝民歌中，郭化若将军永远地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