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之二，是以恢复民俗传统、抢救民俗遗产为名，大兴土木，广造新的鬼府神宫，以此吸引公众游客，大赚其钱。这些活动虽然不一定是民俗学者所为，但因其以倡扬“民俗文化”为旗帜，同样会造成社会对民俗学研究的误解。信仰民俗多源自远古，它是在原始信仰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及人的认识能力所局限的，诸如巫术观念、前兆迷信、禁忌、咒语等等，除了一部分已转化为俗信（如吉祥文化等）而外，大部分都是不科学的。因为人的意识观念的传承性特点，这些观念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固性，不可能在短期内靠行政手段完全革除。但民俗学工作者绝对没有必要再去强化这种观念。
误区之三，是在民俗旅游设计中，着意展示民俗文化中落后的而且是已经被淘汰的习俗，旨在刺激、满足部分旅客的某些不良心理，趁机赚钱。这不仅未能反映出我国民俗的现实存在形态，使异国他乡之人无法正确了解中华民俗文化的精髓，也无助于国民观念的更新与进步。对这种现象不闻不问甚或推波助澜，势必助长陈规陋俗借尸还魂，这是与民俗研究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另外还有许多表现，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尽管大多数民俗学者不一定参与其事，但对这些现象，民俗学者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民俗生活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当一种负效应增长到严重干扰社会前进方向的时候，社会对它的反拨力常常是强制性的、摧毁性的。这既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移风易俗、推进社会进步的目的，也会使正常的学术环境遭到不必要的破坏，于是，历史又将重演一遍！这种教训太深刻了，我们不应该忘记。
三、民俗学者的责任
任何一门人文学科的产生，都是根植于适应人类社会生活某一方面的需要这一基点之上的。人类要探求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各个链环的原真状态，以弄清人类进化的奥秘，便有了考古学；为了不断积累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教训，需要借古以鉴今，因而有了历史学；为了探寻认识世界与把握世界的立场与方法，又有了哲学；为了寄托或满足人民精神世界中对更美好、更理想生活的执著追求，才有了文学和艺术……对于人文科学与人类社会的这种密切关系，如果我们不作狭隘的功利主义的理解，而是把它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各种人文学科的存在价值，都是以其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益、有助为前提的。符合这一总体目标，这门学科就有发展前途；反之，则可能会自行萎缩，甚至被淘汰。当然，民俗学也不例外。
面对就来的21世纪，民俗学工作者应该充分意识到肩上的责任，立足现实，观照历史，面向未来。
立足现实，是民俗学者研究的出发点。民俗是一种带有浓厚的传承性，却又存活在现实生活中的民众的文化。民俗从远古走来，但它并不是考古化石，也不是供人鉴赏的古董，它的根须一直延伸到当代各个层次的现实生活里，它的基因依然存活在当代各种人物的、千差万别的情态与心态之中。它既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正如钟敬文先生所指出的：民俗学不是“古代学”，而是“现在学”。民俗文化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民俗学者不能只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不能回避现实，一味关在书斋里演绎推理、营构自己的学科体系，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民俗文化作一些一般性、描述性实录，民俗研究者应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民俗生活的现实存在态。因为，民俗当中，既有我们民族传统中的精华，也有糟粕；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成分。研究民俗，实际上是需要研究民众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伦理观念、心理发展、社会结构、人际关系、调节机制等等的民族性特点及其内部的运动规律。民俗文化的真正价值，或者说发展的真正前景，取决于它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并且把这种关注转化为民俗学研究的任务加以解决。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民俗文化的运动规律，着眼点仍是希望探讨它在当今现实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精神生活中，这些规律在什么范围内或什么层面上发挥着作用？我们应该如何运作，才能把握住这些规律，寻找出传统民俗与现代文化的最佳结合状态，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促使民俗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协调同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使民俗学真正成为有用之学。因此，民俗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复古，即使是对各种古代民俗事象进行溯源性钩沉，那也是为了探寻民俗文化发展的轨迹和规律，以期在对民众生活文化的科学认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汲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民风更文明、更健康、更淳厚，从而为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尽我们的一分责任——尽管绵薄，却是义不容辞的。
观照历史，指的是对诸多民俗事象的源流发展、良莠优劣，务求有一个科学的、明晰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评判一定要是充分说理的、客观的，才能让人口服心服，民俗学的价值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认同。譬如，对民间信仰的各种表现形态，既不能迁就纵容、任其蔓延，也不能简单地以一顶“迷信”的帽子一扣了之。
信仰民俗源自远古，与人的原始信仰的各种遗留有关。因此，信仰民俗都带有极大的神秘色彩，被称为“神秘文化”。卜卦求签、相面测字等等皆属此列。表面看去，算命的方法似乎各有玄机。然其命理学说的基点，乃是阴阳、五行、八卦、八字等等。算命是不科学的，但如果因此就将阴阳五行、《周易》八卦不加分析地说成是“迷信的总根”，那也是不对的。阴阳八卦最早作为一种“天人和一”的宇宙生存图式，它的理性精神从一开始就是和非理性因素纽结在一起的。它的理性精神不断被后人阐发、弘扬，结出了中华文化智慧的累累硕果：作为一种自然哲理，阴阳五行说为我国早期的自然科学提供了最初级的辩证的方法论模式；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阴阳五行说启发了思想家们效法天道、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作为一种“有机宇宙”学说，阴阳五行说催发了独具特色的中医理论；军事家则按照这一阴阳消长的宇宙精神，制出虚实相生、声东击西、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置之死地而后生等充满辩证法的暗计明谋……这些都是文明进化的成果。而作为一种神秘的“天意”、“天命”，阴阳八卦也成就了人间不可知、不可解的命运情结：这便是阴阳八卦学说中的非理性成分衍化而成的末流谬端——看相算命、请神下马之类。对于专事此类活动的迷信职业者，绝对不能扶持。
对于在生活中已经转化成俗信的一些习俗，如吉祥文化、语词禁忌等，只要不妨害人的身心健康，多可顺其自然。
对于民间传统节日中的传统活动，也应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我国传统的岁时节日，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是民众集体创造的文化产品。与其说它是古代信仰物化形态的一种遗留，倒不如说它更是一种生活的节奏——一种顺应自然、应时而作、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律，一种逐渐形成的自我调节机制。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节奏的，人的生活不可能没有张弛。生活中不可无节日，节日里不可无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岁时节日虽已基本失却了早先的信仰内核，但许多传统节俗依然存活在民众的生活之中，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丰富、更加多彩。对于节日的一些传统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诸如宗族械斗、烧香拜佛等，重要的还是要靠正面教育、加强组织、因势利导来加以解决，强行禁止传统活动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也不一定能一劳永逸地收到预期的效果。
至于对气功、特异功能等一些正在研究的现象，建议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者，姑且存疑，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且待科学发展的结果，既不要视而不见，更不要捕风捉影、盲信盲从，甚至闹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面向未来，说的是民俗工作者要始终不忘移风易俗、推进社会进步这一学科终极目标。
民俗的历史传承性、规范性特点，能使我们民族内部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向心性的凝聚力足以使中华民族世代相传，即使经过万般劫难，也还是能以一个统一的实体，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强大的凝聚力的某些因素，带给我们民族的因袭重担也是相当沉重的，民俗又具有极大的保守性。
民俗一般都源自古代，特别是民间信仰，它扎根在民族土壤的深厚积层中，它是民众创造的精神产品，又是桎梏民众精神的可怕律条。中国虽然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中国人对于人类科学的昌明也曾作出过非凡的贡献，但是，由于从家族到整个社会的封闭式结构，由于几千年中封建统治者从来无意于民众智识水平的开启，甚至以“下愚”作为被统治对象的条件，他们最关注的，是通过伦理教化来规范社会行为、稳定封建秩序。这种伦理说教与心智上的愚昧的混和，便成了不可知的迷信滋生的沃土。因此，社会虽然前进了好几千年，生产关系、政治制度、上层意识形态都发生过巨大的震动和变化，但是，在广大民众的意识领域中，还有不少领地依然沉睡在古老的年代，这些意识，既古老，又落后，最难改造，又极易复活，这是民俗研究者必须清醒面对的现实。如果说，在新的世纪里，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尚可预期的话，那么，观念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却是很难预测的。而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是不完善的，鸦片战争以来多次“现代化”运动的流产，便是明证。所以，民俗的变革是必然的。我们承认传统的力量，并不等于就是承认各种民俗事象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和它们的永恒性。研究民俗的目的，也不在于能如数家珍似地固守传统，而是希望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一下我们民众的生活文化史，提取其仍有生命力的优质元素以倡扬光大，剔除扬弃那些阻碍社会前进的消极成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获得更快、更健康的发展。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