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撰写的两本教材中，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特色的论述占有相当篇幅。例如书中特别辟出专节提出的“歌谣的艺术传统”、“民间叙事诗的艺术特点”、民间说唱的艺术特点等。在这些论述中不乏作者通过自己的体会总结出来的独到结论。如关于民歌审美形式的总结，将其从意境美、色彩美、音乐美和再生美四方面进行概括，我以为其中关于音乐美和再生美的阐述很精道地表述出了民歌在艺术方面的独特处。她分析了民歌构成音乐美的各种语言方法，如谐音、双关、复语、重字、叠韵等，强调民间语言形式本身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民歌的韵律、节奏本身可以在脱离表意性之外以其音乐性直接构成审美对象。而以起兴和传统歌式为代表的民歌的再生能力是民歌的特色。又如她将“抒情写意”作为民间小戏的基本艺术特征，这与西洋戏剧将戏剧冲突作为第一要素相异。她敏锐地指出，中国的民间小戏一般不以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取胜，而多以诗情画意的抒情写意见长。民间小戏的这一抒情特征是与它和民间歌舞、民间说唱的渊源关系密切相关的。这一特征不仅反映出小戏不同于作家文学的民间创作性，而且表现出其鲜明的民族性。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是在与我国民间各种艺术形式的孕育交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民间文学在这方面的特色是可以从文艺学的视角人手进行研究的。
为民间创作定位的另一支点是它与民俗生活之间的关系。民间创作是民俗生活的组成部分，二者是相融合的关系。“民间创作，本身就是民俗生活的一种存在形式。民俗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它以一种思维形式出现时，它是一种民俗心理、民俗观念；当它以某种行为方式出现时，就构成某种信仰活动或民俗仪式；而当它表现在人们口头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就成了口头创作。”［14］“民俗实际上是民间作品内部结构的细胞，或者说，有些民间作品本身就是民俗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民间作品的民俗美，既指蕴含于作品之中的民俗内容，亦指外化为各种语言形态的民俗形式，是民俗内容与民俗形式的统一”［15］。由于民间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这种水乳交融的特征，我们又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生活的理论和方法对它进行研究。
在民间文学的学科定位上，主要由于受以前本学科在学科体制中的正式归属（一般在各院校的中文系的文学专业之下）的影响，对于民间文学在文学和社会科学这两种领域中的特性的强调一直在理论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争论，这种争论也体现在各研究者们的具体研究取向上，有的研究者偏重于探讨民间文学中的文学艺术表现规律，有的则偏重于研究民间文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在民间文学研究圈内还不时交替出现重此轻彼、扬此抑彼的倾向。在此学术背景中，对研究对象的学科定位有清晰的认识对学科的发展是重要的。研究者可以根据各自的兴趣和学术训练选择自己的研究重点和路径，但应该形成一个开放的、相互交流和启发的学术交流氛围，这对学科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是很重要的。因此，明确提出并强调民间文学的双学科交叉定位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民间文学的价值
在对民间文学与民众文化和与一般文艺学的交叉定位关系认识的基础上，李惠芳教授引申出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认识。
她认为，一方面，民间创作作为一种主动精神的艺术表现，具有文艺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这一价值体现为“它以其刚健清新的风格，丰富深刻的内涵，多姿多彩的形式，旺盛不息的生命力，不断地丰富着民族文化的宝库。”［16］由此指示出民间文学的一个具有很大开拓性的研究空间：民间文学的特点可以为一般文艺学理论提供怎样的启示、为作家文学创造提供怎样的资源，并可以从多种角度探讨民间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表意形式。
民间文学既是民众生活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民间文化的诸多要素，它在民众生活中具有各种实用、礼俗和娱乐功能，并伴随着民众生活的历史一道生长、发展，因此，它也就成为我们理解民众生活的重要钥匙或途径。我们可以通过对民间文学文本的解读和与其他民俗现象的结合分析，研究民众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历史、风情、伦理和心理等）。对民间文学这一认识价值的理解和阐释，指示着一种充满潜力和魅力的研究方向。通过研究民间文学文本本身的结构性特征探讨民众思维及生活深层结构的特征，以及运用将民间文学文本与其流传、利用等状况结合起来的民俗学整体方法，包括引入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将使这一研究路径更加广阔和更有力量。事实上，民间文学在这方面的认识价值已日益为研究者重视，它使民间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研究具有了融汇的基础。
（四）对民间文学创作、流传特征的把握
关于民间文学创作、流传的基本特征，李惠芳教授在论述其集体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等特征时，主要是从民众群体意识的角度进行论述的。例如，民间文学的集体性体现在其作品是集体创作、集体加工而成的，而这种集体创作加工实际上是群体意识的体现，它既包括大众社会心理，也集中体现了大众的审美习惯、审美兴趣。民间文学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流传中产生的变异性“常常是以严肃的社会背景和迫切的群众心理为基础的”［17］，而民间文学传承性特征形成的原因则是由于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和民众审美意识、审美情趣的集中表现。同时，在传承与变异之间，也就是在民间文学的变与不变之间，正是民众传统的与新的心理、愿望的融会——“民众很容易在传统作品中找到内心愿望的契合点；也能不断地将新的感受与体验添加到传统作品中去，从而使传统民间文学作品的现代流传与再创造成为可能。不同时代的不同创作之所以能历传不衰，其最深刻的内在原因即在于此。”［18］
例如，在分析民间传说的创作、流传规律时，她采取的也是这一独到的、强调民众群体意识的视角。她将民间传说产生的动因归结为民众历史情感发抒的需要，以及民众对自身创造力和创造精神的肯定和自豪，其产生的心理的基础是共同的民俗信仰和民俗心理。而传说结合当地风物的依物取形的创作特点的心理根源在于人们的爱乡恋土的情怀。
由这一角度人手探讨民间文学的特征，能切入到民间文学的语言载体、结构艺术及修辞手段等形式特征之下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层面，从而为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民间文学和民众生活展示了一个富有潜力的方向。
三、荆楚文化研究
地域文化研究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在“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国民间文化”这类名称下其实包括各种相互之间具有相当的异质性的地域性文化和民族性文化。因此，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间文化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各地域文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长于当地并长期浸濡于当地文化的本地学者的努力，因为他们在研究本地区的文化时往往具有特别的优势。
李惠芳教授生于、长于湖北省武汉市，这里属于古代荆楚地区的中心地带，是一个自古代起就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的文化圈，直至今日，在荆楚地区仍保留着不少独具特色的文化习俗和文化气韵。在20余年问，李惠芳教授到湖北省的许多地、市、县作过民间文学采风及民俗事象调查，并在几乎所有地、县群众文化馆举办的民间文学培训班上讲过课。她与湖北各地区众多民间文艺家以及基层文化工作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保持着长期的联系，这使她能不断地汲纳、掌握关于荆楚地区民间文化方面的鲜活资料，并始终保持着对新出现的各种民间文化事物的敏感。她的有关民间文学、民俗学和荆楚文化的诸多论述正反映了她在这方面的亲历亲为，以及对民间文化第一手资料极其熟悉的程度。
李惠芳教授在荆楚文化方面的研究既包括她对楚地民间文学及民间文艺家的研究，［19］还包括她对楚地民俗的搜集、分析和总结。［20］2003年出版的图文配合的《楚风楚俗》画册，由李惠芳教授对合作者吴志坚拍摄的图片进行了反复筛选，去伪存真，并按照“岁时节日”、“生产生活”、“婚嫁生养”、“丧葬祭祀”四类进行编辑排列，她还担任了全书的文字编写工作。她那配合图片的追本溯源、生动详尽而又挥洒自如的介绍文字为这本精美的画册画龙点睛，展示了楚地风俗的各种现实活态，分析了它们的历史起源及其所反映的民俗心理，同时也显示出作者对楚地民俗的深厚积累和民俗学理论的素养。
李惠芳教授还担任了《中国民俗大系·湖北民俗》的主编以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北卷》的副主编，后者获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编撰成果一等奖，湖北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一等奖。
她长期以来担任湖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一直在为推动湖北地区的民间文化研究而努力。李惠芳教授是一位不懈而深入的荆楚文化探寻者，她的辛勤耕耘和所取得的成就，为荆楚文化的进一步研究作了重要的积累。
四、教材编写及教学成果
除了在学术思想上的总结与创新，李惠芳教授对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便是她在教材编写和教学方面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所作出的重要成就。
李惠芳教授参与了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1980年）和《民俗学概论》（1998年）的编写工作，担任前书的“史诗和民间叙事诗”一章和后书的“岁时节日民俗”一章的撰写工作以及参与了后书的定稿工作。这两本书分别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的基本教科书，是这两门学科的教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的基础建设部分，李惠芳教授与其他前辈学者一道，为此事业付出了辛勤的思索和劳动。
此外，李惠芳教授还在民间文学教材的编写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她在1986年和1996年分别出版了她自己独著的《民间文学的艺术美》和《中国民间文学》两本教材类型的专著。《民间文学的艺术美》一书章节编排颇有新意，且资料丰富、叙述生动流畅，是“民间文学学中的一种新的尝试”［21］，在较长时间内，是武汉大学民间文学课程采用的教材。1995年，此书被中国版协妇女读物研究委员会作为精品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中国妇女读物展”。1996年出版、1999年再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一书，是李惠芳教授在总结了她十几年来的教学经验和国内民间文学研究的新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教材。在这本作为学科发展基础的教科书中，不仅包括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其中表现出的作者对这一学科内诸重要问题的观点对本学科的研究实践颇具有启示意义，同时又给具体的教学留下了充分的发挥空间。钟敬文先生评价此书“是一本比较优秀的大学教材。与十几年前由我主编、惠芳同志也曾参与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相比，本书反映了近些年在中国民间文学的考察和研究事业上所取得的一些新成绩，因而是中国民间文学教材编写史上的一个可喜的进步”。它对于调整和更新我国高校民间文学教学的知识结构、加强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此书自印行以来，在民间文艺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被武汉大学、湖北大学、辽宁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山东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院校选作本科生或研究生教材，并获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此书曾获1995～1996年度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一等奖；2001年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二等奖；2002年获武汉大学本科优秀教材奖，已被定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教育部重点教材。
李惠芳教授在民俗学领域中的另一块阵地是讲台。自：1971年起，李老师便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从1980年以来的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在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教学工作，主讲民间文学、民俗学、神话学及民俗学史等本科生或硕士生课程，并经常带领学生到湖北各地农村做调查及搜集资料工作。在她的学术引导和感召下，很多学生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由此激发出的对于这一学科的兴趣引导了不少学生继续在这一领域中求学、探索，一些学生就此走上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道路。1990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武汉大学建立了民俗学（原名民间文学）硕士点，李惠芳教授为主要学术带头人。她一共培养了近十届的硕士生，在对这些研究生们的基础知识教学、学科规范和调查技术训练，以及学术视野及学术人格的培养方面，李惠芳教授都倾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她一直在以她强烈的学术责任心和敬业精神从事着民间文学、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输送工作，且成就斐然。我以为，民俗学界既有像李惠芳教授这样倾心培育学术后继者的一些前辈学者在，那么民俗学的发展光大应是有可期待前景的。
注释：
［1］［2］见《世纪之交的民俗学思考》，《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3］见《世纪之交的民俗学思考》，《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4］见《民俗研究与作家创作》，《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5］见《论我国传统的岁时节日的形成及特点》，《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从（荆楚岁时记>看古代岁时节日风俗的生成》，《楚俗研究》（第一集）。
［6］见《民俗研究与作家创作》。
［7］［8］见《论“民俗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
［9］［10］见《世纪之交的民俗学思考》。
［11］见《从（荆楚岁时记）看古代岁时节日风俗的生成》。
［12］［13］见《论“民俗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
［14］《中国民间文学》第57～5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民间文学的艺术美》第14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6］《中国民间文学》，第66～6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18］《中国民间文学》，第38、3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相关研究见李惠芳教授发表的《关于三峡民间故事》、《论民间故事家刘德培》以及《三峡一带的龙传说与民俗》等文章。
［20］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李惠芳教授发表的《荆楚民俗生成的土壤》、《荆楚民俗三题》以及《楚俗散论》等论文。
［21］钟敬文：《民间文学的艺术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