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烹饪美食台北咖啡时光:美味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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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遥望文化大学

文化大学是我在台北最大的遗憾,阳明山上这所风光秀美的校园本是我最向往的地方,结果却眼睁睁错了过去。从蒙马特咖啡馆步行下山,同行的学生们正好就读于文化大学,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遥望过去,天时已晚我们还要赶回市区,遗憾这次不能去追寻心中的那些足迹。

这校园是他们的母校。《天地有大美》和《孤独六讲》的作者蒋勋,虽然枉自学了几年的文艺美学,但关注台湾美学大师蒋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是《孤独六讲》“好像只有孤独,生命可以变得丰富而华丽”,颇合我的心思。以《爱情万岁》和《天边一朵云》闻名的导演蔡明亮,因为喜欢电影,台湾电影届独树一帜的蔡明亮肯定不会忽略。绘本作家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和《地下铁》畅销时,我还在学校做学生,一口气买下他全部的绘本还觉得不过瘾,又买了一套送给朋友。

文化大学也孕育了众多台湾歌手,我喜欢的恰巧都是女性,《铁血丹心》的甄妮、《梦醒时分》的陈淑桦、《就值得了爱》的万芳、《领悟》的辛晓琪、《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的裘海正,全都是特立独行气质不凡的女子。

而另外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三毛和胡兰成更是我对文化大学充满向往的主要原因。

三毛和文化大学的渊源开始于1964年,已经休学在家七年之久的三毛终于同意重新回到学校,她给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写了一封信,很惊喜地就收到限时去学校报到的回复。陈爸爸和陈妈妈欣喜地看着女儿成为文化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旁听生,哪怕她没有选择他们希望的美术系或者文学系。

齐豫演唱的《七点钟》讲述了三毛在文化大学的初恋故事。三毛自己写词,李宗盛作曲的这首歌收录在名为《回声》的专辑中。《回声》中十二首歌都是三毛写的歌词,演唱的歌手是齐豫和潘越云。三毛曾经说过,在台湾只有三个人适合波西米亚的装扮,那就是齐豫、潘越云和她自己。这样的三个女子演绎的《回声》成为我百听不厌的经典。

每一次听《七点钟》,我都会按下重复键,整晚只听这一首歌,一次又一次听齐豫安静地在那里唱着。

今生就是那么地开始的/走过操场的青草地 走到你的面前/不能说一句话/拿起钢笔/在你的掌心写下七个数字/点一个头/然后狂奔而去。

三毛说过,她写的都是真实的人和事,她写下在文化大学对戏剧系才子舒凡的爱慕、追求、恋爱和分手的故事,她从来不回避自己这段美好但失败了的初恋感情。于是我们看到那个执着在舒凡身后跟了几个月的少女,看到她在操场上拿出舒凡口袋里的钢笔在他手心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看到她狂奔回家唯恐错过舒凡打来电话,看到她接到约会电话时心中的狂喜,那一句“火车一直往前去呀,我不愿意下车。不管它要带我到什么地方,我的车站,在你身旁”,爱的风雨欢畅强烈,三毛就这样开始她此生的狂热旅程,从来不曾下车。

三毛在文化大学的第二段生活始于1970年。跟舒凡分手后她只身去了西班牙,在国外的六年时间先后在西班牙、德国和美国学习工作,回到台湾后受张其昀先生的邀聘在文化大学德文系、哲学系任教。

期间三毛遭受了两次情感创伤之后再次出国,与荷西重逢而结婚,度过她这一生最快乐的六年婚姻生活。

荷西去世之后,三毛回到台湾定居,完成《万水千水走遍》以后再次受邀任教文化大学。这一回,她教的是小说创作和散文习作,几年后由于身体原因结束了这里的工作。

在我看来,文化大学是三毛情感生活的分界线,也是能让她安宁平静的港湾。自从当年张其昀先生给她写了那封接收的信函,这个橘子园上建立起来的校园就成为三毛生命中的重要部分,见证着这个女子从青涩到沉静的成长过程。

胡兰成是文化大学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原因。撇开政治因素,胡兰成在文学上的造诣无需争议,即便是他备受指责的情感生活,我也觉得正常。看过《今生今世》,我没有讨厌甚至欣赏他,他对每一段感情都真诚投入,这就足够。他对张爱玲述说了跟其他女子的情感,这对于一个毫无保留的痴情女子来说确实太残酷,他也不愿意做出选择,让张爱玲彻底伤心离去。可是我想,无论如何,他的坦诚也远远好过违心和欺骗。

许多人因为对张爱玲的热爱而不喜欢胡兰成,怒他为何辜负了她,我却正好相反。能让那么骄傲的女子一直低到尘埃里去的男人必有他的过人之处,我对胡兰成的好感再添几分,怎能不好奇地要去了解。

1974年到1976年胡兰成曾断断续续在文化大学任教,那时文化大学还叫文化学院,胡兰成一开始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后来才搬去跟朱西宁、朱天文和朱天心父女做了邻居。

朱天心在《击壤歌》的自序中记录了那一段往事,“我刚上高三那年,随父亲和姐姐天文上阳明山文化大学探访当时在那儿寓居教学的胡兰成老师。之前尽管我们都看过他《今生今世》,但我猜同行之人都暗存这样的心思‘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击壤歌》中有一张书签,书签上是朱天心年轻时候的黑白照片,照片下面正是这一段话。胡兰成那时快七十了,朱天心记忆中当时的情形,老师送他们至巴士站,一马当先前头走着,中式袍袖摆着,衬着满天云霞。

我因此特别想去看一看文化大学的教工宿舍,是否还能寻觅当年的影子,到文化大学校园里走一走,是否也能见到满天的云霞。

胡兰成的大弟子仙枝也是在文化大学入的门,仙枝当时读的是文化学院中文系,在朱天文姐妹之前就被胡兰成赏识而收为弟子,并由苏东坡诗句“别有红尘外,仙枝日月长”为她起了“仙枝”这笔名。

起初我买了仙枝的散文《好天气谁给题名》回来,是爱屋及乌的举动,胡兰成夸奖仙枝的文字甚至好过张爱玲,能以无我为我,张爱玲失在太有她自己。

一看果然就被吸引住了。《今夏荷花一枝开》,单这篇名就韵味无穷,仙枝在里头说,“我小时怕登高远眺,因为看到远处的天边就要起忧思,就会莫名其妙地想走到那儿去,好像我才是从那儿出来的,又像一棵田畔花,太阳底下无名目”,我对这一段反复读了又读,爱不释手。于是也知道仙枝和张爱玲以及朱天心,这几位玲珑女子由性格到文字的不相同。而将她们关联起来的,正是我仰慕的胡兰成。

我便又去买了仙枝的另外一本散文集《萝卜菜籽结牡丹》。我喜欢她随手就将生活写得有趣和轻松。

说了这么多,最终我却没有去成文化大学。

大概最期盼的,总是要留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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