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诫子书》是诸葛亮对儿子的训示，也是他自己多年修身从政的经验之谈，其中融会了一些道家思想。原文的第一句话是：『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思是说，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以心静来修养自身，以俭朴来培养美德。不清心寡欲就无法确立远大志向，不心情宁静就无法达到深远境地。
诸葛亮很欣赏孔子的一句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主张统治者要正己教人。他说：“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还说：“先理身，后理人。”“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也强调身教重于言教，统治者要给手下的人做出样子来，才有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诸葛亮本人也注重“正己”，严格要求自己，很注意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影响。
诸葛亮正己的标准是什么呢？主要的是孝、悌、忠、信。《礼记·乐记》：“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孔颖达注疏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惯常所说的“三纲”。“纲”是指居于主要和支配地位。其中尽忠尽孝是道德品质的主要标准。由“三纲”君臣关系的忠、父子关系的孝，再到兄弟之间的悌、朋友之间的信，都是重要的伦常之道，也就是重要的道德标准。当然，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不只是这些。
诸葛亮在实践中是如何严于律己的呢？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第一，诸葛亮效忠蜀汉，注意处理好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诸葛亮非常信奉儒家的忠君思想，以兴复汉室为己任。他在《兵要》中说：“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还说：“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
诸葛亮不仅对刘备忠心耿耿，对刘禅也是毫无二心。刘备托孤时，诸葛亮表示一定“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而且在实践中毫不动摇，履行了他的诺言。
在北伐期间，李严给诸葛亮写信，劝他进爵称王，接受“九锡”。他回答说：我与足下是老相知了，难道还不相互了解？足下现在用光耀国家来教诲我，告诫我不要拘泥于常道，因此我不能再沉默了。我本来是东方才学低下之士，辅佐先帝，误被先帝重用，地位居大臣之首，所得俸禄赏赐也非常多。如今讨贼尚未奏效，先帝知己之恩还未报答，就比照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受到尊崇，坐自贵大，这与义理不合。假如灭掉魏国，斩了曹叡，皇帝还于故都洛阳，那时我再同诸位同僚一起升迁，就是十种赏赐，我也可以接受，何况是九锡呢！
李严劝诸葛亮受九锡晋爵称王，是有他自己的打算。联系他前后要大官争大权的表现，他鼓动诸葛亮称王，是为了自己得到升迁，或者是为了陷诸葛亮于不义。正因为如此，诸葛亮才立即给李严回信，表明自己并无称王之心，谢绝了他的“好意”。
那么，诸葛亮信中所说的“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又如何解释呢？这是指“灭魏斩叡，帝还故居”，立大功、建大业之后，而且是与“诸子并升”。他明明知道，在自己有生之年是很难灭掉曹魏的，所以这样说，实际上是对不图建功立业，一心只为个人争官争权的人的一种“批评”，是对李严不良居心的一种“敲打”。其实，按照诸葛亮的功勋、权力和威望，他是可以受“九锡”、称王的。如果他真想“受锡”称王，就是不灭掉曹魏，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诸葛亮以蜀汉的利益为重，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了防止别人借机搬弄是非，挑拨蜀汉君臣之间的关系，他没有这样做，一直到累死在前线军中。事实胜于雄辩：诸葛亮一生的行动表明，他不是不能称王，而是不想称王。有人根据诸葛亮的这封信认为诸葛亮北伐的目的不是“兴复汉室”，而是积累资本，树立权威，受九锡称王，进而称帝，有“不臣之心”，这纯粹是别有用心。
诸葛亮的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同李严的口是心非、虚情假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如此，才出现蜀国“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的局面。有人评论说，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唐代裴度在碑文之中也说，诸葛亮“权倾一国，声震八纮，上下无异词，始终无愧色”。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并不为过。
正因为如此，后主刘禅对诸葛亮非常信任，毫不猜忌，明确地对诸葛亮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让诸葛亮放手地去做。诸葛亮也对得起刘备、刘禅父子对他的信任。
不过，个别敌视诸葛亮的人还是有的。一个叫李邈的蜀汉官员，原以为诸葛亮“功高震主”，一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可是诸葛亮注意处理好上下关系，使人无隙可乘，李邈大失所望。于是他在诸葛亮死后发丧的时候，上疏后主说：“诸葛亮身仗强兵在外，狼顾虎视，野心勃勃，臣常担心发生意外。现在诸葛亮已死，刘氏宗族能得保全，西戎可以静息，大小可以为之庆幸了。”刘禅看到他这样无中生有，胡说八道，肆意诋毁、中伤公忠于国的贤臣，勃然大怒，把他下狱治罪，最后处死。
为了蜀汉政权的利益，诸葛亮对年幼无能的后主刘禅，一方面忠心辅佐，毫无功高欺上之心；另一方面也坦诚地对其进行帮助，经常匡谏，要求非常严格，要后主多征求意见，求取善道，察纳雅言，如果他不在后主身边，就委以正直的人管理宫中事宜，以匡正后主。如北伐时，后主要扩大妃子的数量，“秉心公亮”的董允坚决谏阻，指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后主只好作罢。
诸葛亮这种“委质定分，义无二心”的品格，深受当世人和后人的赞扬。西晋人张辅在其《乐葛优劣论》（论乐毅与诸葛亮的优劣）中说：“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关于如何评价诸葛亮的“忠”，后面还要说到。
第二，诸葛亮对于孝道也是很重视的。
孔子说：“入则孝，出则悌。”又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不仅要养亲，还要尊亲。孟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诸葛亮由于“幼失怙恃”，又过早地离开家乡，未能尽“人子之道”，但他哥哥诸葛瑾“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诸葛亮在孝亲方面其思想当与其兄无异。后主刘禅的生母甘夫人不是刘备正妻。刘禅即位后，诸葛亮上表追尊甘夫人为昭烈皇后，以满足刘禅尊奉生母的“寒泉”孝思。在表中诸葛亮引《礼记》中的话说：“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诸葛亮这样做，固然是沿袭“母以子贵”的礼法，但也体现了他弘扬孝道以孝教民的良苦用心。
第三，诸葛亮注意处理好公私之间的关系。
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孙权手下担任重要官职（后来官至大将军），效忠孙权；诸葛亮是蜀国丞相，效忠刘氏政权。因此，两人的关系便成为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早在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出使东吴，孙权爱其才，想要诸葛瑾以兄弟关系挽留诸葛亮为自己效劳。孙权对诸葛瑾说：“你与孔明是亲兄弟，弟随兄符合大义，为什么不劝留孔明呢？”诸葛瑾回答说：“弟亮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公元215年，孙权派诸葛瑾出使西蜀，通好刘备，诸葛亮只按接待别国使臣的礼节对待他，除公事会面交谈外，兄弟俩从未私下会面。后来诸葛瑾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与蜀汉的接触较多，有人密告孙权说他私通刘备、诸葛亮。孙权说：“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也。”至于诸葛亮，刘备对他更是深信不疑，所以才有临死托孤之事。
诸葛亮辅佐刘禅后，与诸葛瑾有书信往来，书信的内容往往是谈公事，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双方的联盟关系。如公元229年的《与兄瑾言陈震书》，是在孙权称帝后派陈震去东吴致贺时所写的，目的是帮助陈震顺利完成使命。公元231年，诸葛亮在《与兄瑾言孙松书》中，对孙权侄儿的去世致以哀悼之意，也是从维护两国的盟好关系出发的。
第四，诸葛亮坚持以信为本。
信的中心含义是诚实不欺。不仅朋友之间要讲信，治理国家也要讲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这表明信既是交友的准则，也是立国的根本。
诸葛亮在《论诸子》中，专门选了信的事例。他说：“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可见诸葛亮对人与人之间守信的重视。尾生是一个坚守信约的人，《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尾生这种守信行为被人们所赞扬，如《国策·燕第一》里说：“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诸葛亮在这里一方面肯定了尾生的守信，另一方面否定了他不知“应变”，以致被水活活淹死。
诸葛亮以诚信与朋友相交。他在隆中时与徐元直、崔州平等人友善，以诚信互勉。后来他怀念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以诚信为本的。诸葛亮主张朋友之交应该是“石交”，即友情要像坚石那样牢固。他在《论交》一文中明确反对交友的“势利之交”，这在前边已经做过介绍了。
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统治者对下的讲诚信。
蜀汉在军队中实行“十二更下”的制度，就是服兵役的人员定期轮换，在一定时间内回家休息团聚，从事生产。“十二”是指十分之二，即更下番休的人员占总兵员的十分之二，如果总兵员为十万人，则番休者为二万人。《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记载：“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十二分休，常四万人，且田且守。”即五万人中有一万人番休，一万人是五万人的十分之二。蜀汉这里的“十二分休”，也是指十分之二。“更下”与“分休”是一个意思。这是一种有利于兵员休息、发展生产的好制度。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领兵十万出祁山攻魏，司马懿率兵三十万拒之。诸葛亮下属人员认为魏军人多势大，建议暂停更下制度一个月，以壮声威。诸葛亮不同意这样做，回答说：“我统帅部队，以坚持信用为根本。从前晋文公不愿为攻占原国而失信于人，古人就很珍惜信用。现在轮休的士兵收拾行装等待行期，家里的妻子像鹤一样翘首盼归，计算着丈夫回来的日期，虽然按规定减少了一些兵员，但信义不能废弃。”
诸葛亮坚持以信为本，信守诺言，坚决按制度办事，遣令应“更下”的两万人回家，使兵士们非常感动。他们纷纷要求留下作战，取得了“杀张郃却宣王（司马懿）”的胜利。
第五，廉洁奉公。
诸葛亮“清心寡欲”，注意为官清廉。他对春秋时期的孙叔敖十分敬佩，因为孙叔敖相楚，生活简朴，十分廉洁。为了改变东汉以来官吏贪图享乐、贪残浮华的作风，诸葛亮要求下属为官清廉，自己生活也注意简朴。他病重期间在给后主上表时曾说：“如今我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弟的衣食，已比较宽裕。至于我在外任职，没有其他花费，随身的衣服伙食，全部依靠官府供给，不会再经营别的生计，增加点滴私产。到我死时，一定不要使我家中有多余的财物，外地有多余的财产，不然就辜负陛下的恩宠了。”
到诸葛亮死时，果然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诸葛亮“位极人臣，禄赐百亿”。除刘备刚入成都，赏赐给他的金五百斤、银一千斤、钱五千万外，刘备、刘禅还赏赐给他很多，加上俸禄所得，达到了“百亿”。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田宅，自家生活所需，其余的他都用于别处，没有据为己有，他对皇帝刘禅说：“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是不会有假的。
诸葛亮家中的桑树、田地比一般平民多出了不少，但对于一个官至丞相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就不算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不谋求私产。他生前在给李严的信中曾提到：“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诸葛亮的妾连多余的服装都没有，正表明了他律己之严。张澍对此感慨地说：“（武乡）侯之妾乃无副服，其俭德可师矣。惜妾之姓不传。”在封建社会中，官宦、地主、富人纳妾是一种习俗，不能认为诸葛亮有妾是他在道德上的缺损。
为了反对东汉以来厚葬风气，诸葛亮遗命把自己葬于定军山下，殡仪从简，依山造墓，能容下棺材就行，入殓时穿平常的衣服，不搞随葬器物。在封建社会里，像诸葛亮这样一位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能够做到这些是难能可贵的。蜀汉政府的官员，有些人能够做到“不治私产”，比较清廉，应该说与诸葛亮以身作则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无独有偶，汉末三国时期另一个杰出人物曹操也是崇尚节俭的。他“雅性节俭，不好华丽”，也深得人们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