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开了这家店以来，我们一直试着要卖掉一张由一个叫“席德·詹姆斯体验”
（SidJamesExperience)的合唱团体出的唱片。通常我们解决掉我们无法转手的东西——降价到十分钱，或者丢掉——但是巴瑞爱极了这张专辑(他自己就有两张，以免有人借了一张不还），而且他说这张很稀有，说有一天我们会让某个人非常开心。其实，这已经变成有点像个笑话了。常客们会问候它的近况，然后他们在浏览时会友善地拍它一下，有时候他们会带着唱片封套到柜台来好像要买，然后说：“开玩笑的！”然后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
无论如何，星期五早上，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家伙翻看着“英国流行歌曲S-Z”区，因惊喜而倒抽了一口气，然后冲到柜台前，把唱片封套紧紧抱在胸前，仿佛生怕有人会将它夺走似的。然后他拿出皮夹付钱，七块钱，就这样，毫无讨价还价的意思，对他所作所为的重大意义毫无认知。我让巴瑞招呼他——这是他的时刻——而狄克和我监看每个动静，屏气凝神；这就好像有人走进来把汽油浇在身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我们不敢呼气直到他划下火柴然后全身着火，当他走了以后我们笑了又笑、笑了又笑。这给了我们力量：如果有人可以直接走进来然后买下“席德·詹姆斯体验”的专辑，那么当然随时都可能会有好事发生。
自从我上次见到她以来萝拉已经有所改变。部分原因是因为化妆，她为了上班化的，那让她看起来比较不烦躁、不疲倦、有自制力。但不仅仅是这样。还有别的事情发生，也许是实际的事情，也许是在她的脑海里。无论是什么，你可以看出她认为她已经展开人生新的一个阶段。她还没有。我不会让她得逞。
我们到她工作附近的一家酒吧——不是酒馆，是酒吧，墙上挂着棒球选手的照片，还有用粉笔写在布告栏上的菜单；没有生啤酒手动泵，以及西装笔挺喝着美国瓶装啤酒的人们。人不多，我们单独坐在靠近后面的包厢。
然后她单刀直入地说：“那么，你好不好？”好像我不算什么人。我喃喃地说了几句，而我知道我快要克制不住，我很快就要冒出来了，然后，就这样，砰，“你跟他上床了没有？”然后一切全部结束。
“这就是你要跟我见面的原因？”
“我想是吧。”
“噢，洛。”
我只想把问题再问一遍，立刻问。我要一个答案，我不要“噢，洛”和一个同情的眼神。
“你要我说什么？”
“我要你说你还没有，而且我要你的答案是真的。”
“我不能那么说。”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也无法直视我。
她开始说别的话，但是我听不见。我已经在外面的街上，推开所有的西装和雨衣，愤怒反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去听更多吵闹、愤怒的音乐会让我觉得好过一点。
隔天早上那个买“席德·詹姆斯体验”专辑的家伙来店里换唱片。他说那不是他原先以为的音乐。
“你本来以为这是什么？”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别的。”他耸耸肩，然后反过来看着我们两个。我们全都望着他，挫败、惊骇；他看起来很尴尬。
“你整张都听过了吗？”巴瑞问。
“到了第二面中间时我把它拿起来。不喜欢。”
“回家再试一次。”巴瑞绝望地说，“你会慢慢爱上它，它是细水长流型的。”
这家伙无助地摇着头。他已经下定决心。他选了一张“疯狂一族”合唱团的二手CD，而我把“席德·詹姆斯体验”
重新放回架上。
萝拉下午打电话来。
“你一定知道这会发生。”她说：“你不可能全然无准备。
就像你说的，我跟这个人住在一起。我们有一天一定会遇到这件事。”她发出一声紧张并且，在我的想法看来，极度不妥的笑声。
“更何况，我一直试着告诉你，这不是真正的重点，对吗？重点是，我们把自己搞得一团乱。”
我想挂断电话，但是人只有为了再接到电话才会挂电话，而萝拉干嘛再打给我？一点理由也没有。
“你还在线上吗？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曾经跟这个人共浴(就那么一次，许多年以前，不过，你知道，共浴就是共浴)，而我已经开始觉得很难记起她长什么样子。我在想：我真希望这个阶段已经结束，我们可以继续到下个阶段，你可以读着报纸看到《女人香》(ScentofaWoman)要在电视上播，然后你对自己说，噢，我跟萝拉一起看过的那个阶段。我在想：我应该要争吗？我要用什么争？我在跟谁争？
“没事。”
“如果你要的话，我们可以再约出来喝一杯。如此我才能好好解释。我至少欠你这么多。”
这么多。
“要多到多少才算太多？”
“你说什么？”
“没事。听着，我得走了。我也要工作，你知道。”
“你会打给我吗？”
“我没有你的号码。”
“你可以打到我上班的地方。我们再找时间见面好好谈一谈。”
“好。”
“你保证？”
“对。”
“因为我不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我知道你什么样子。”
但是她一点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我一天到晚打给她。我当天下午晚一点就打给她，当巴瑞出去找东西吃而狄克忙着在后面整理邮购的东西时。我六点以后打给她，当巴瑞和狄克都走了以后。等我到家时，我打电话给查号台查出伊恩的新电话，然后我大概打了七次，然后每次他接起来我就挂断；到最后，萝拉猜到怎么回事，然后自己接起电话。
我隔天早上又打给她，然后下午打了两次，然后晚上我从酒馆打给她。离开酒馆后我走到伊恩住的地方，只是为了看看从外面看起来长什么样子(只不过是另一栋北伦教的三层楼房屋，虽然我不知道他住哪一层，而且全都没亮灯)。我没有其他事情做。简而言之，我又失控了，就像我为了查理一样，在很多年以前。
有的男人会打电话，有的男人不会打，而我真的、真的宁可当后面那种。他们是上得了台面的男人，女人在抱怨我们时心中想的那种男人。那是一种安全、实在、毫无意义的既定形象：那种看起来不屑一顾的男人，他们被甩了后，也许独自在酒馆里坐上几晚，然后继续过日子；虽然下一回合时他比上一次更不轻易相信，但他不会让自己丢脸，或是吓坏任何人，而这个星期这两件事我都干了。前一天萝拉既愧疚又自责，然后隔一天她又害怕又生气，而我要为这种转变负起全部的责任，这么做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住手，但这件事我似乎毫无选择：我满脑子都是这件事，无时无刻。“我知道你什么样子。”萝拉说，而她真的知道，有那么一点：她知道我是那种不怎么花力气的人，那种有好几年都没见面的朋友，再也没有跟任何一个上过床的对象说过话的人。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改善这种情况。
如今我想见见她们：艾莉森·艾许华斯，她在公园里三个悲惨的晚上之后甩了我。彭妮，她不让我碰她，然后彻底转变成和那个混账克里斯·汤森上了床。杰姬，只有在她跟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交往时才有吸引力。莎拉，我跟她组成一个反对世上所有甩人者联合阵线的人终究还是甩了我。还有查理，尤其是查理，因为我要为这一切感谢她：我美妙的工作，我的性爱自信心，所有种种。我想要成为一个成熟健全的人类，没有愤怒和罪恶感和自我憎恶这一切盘根错节。我见到她们时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只是聊一聊。问问她们的现况，还有她们是不是原谅我恶搞她们，当我恶搞她们之后，还有告诉她们我原谅她们恶搞我，当她们恶搞我之后。这样不是很棒吗？如果我轮流跟她们所有人见面，然后驱除掉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只留下柔软、温润的感觉，像布里白乳酪而非又老又硬的帕马森干酪，我会感到洁净，而且平静，而且准备好重新出发。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向来在他的歌里这么做。也许不是向来如此，不过他曾经做过。你知道出自《生于美国》（BornInUSA)的那首BobbyJean(“巴比珍”)？总之，他打电话给一个女孩，但是她好几年以前已经离开家乡，而他很懊恼他竟然不知道，因为他想道声珍重再见，然后告诉她他思念她，然后祝她好运。然后那种萨克斯风独奏进来，而你全身起鸡皮疙瘩，如果你喜欢萨克斯风独奏的话。还有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我真希望我的人生像首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曲。一次就好。我知道我不是“天生劳碌命”，我知道七姐妹路一点儿也不像“雷声路”，但是感觉不可能差那么多，对吗？我想打电话给每一个人，然后祝她们好运，和珍重，然后她们会觉得很好，我也会觉得很好，我们全部都会觉得很好。这样会很好。甚至会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