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斐
今年五十岁的周久耕是农民的儿子，从基层走上领导岗位。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挖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当时年轻的中国学者裴文中手捧刚刚挖出的头盖骨化石，被后来考古学正式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将人类自身历史整整提前了五十万年。
周口店的惊人发现，震动了全世界。
就在周口店考古发掘工作进入黄金时期的时候，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考古工作被迫停止。五个出土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被存放进了美属北京协陕西在挖祖坟姚於和医院，由中美学者共同创建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负责保管。上千年来，大唐帝国一直是世界史上的重要奇迹，关于大唐帝国，有许多留存后世的人文见证物。比如十八座恢弘的大唐帝王陵。
作为帝王们的长眠之地，大唐帝王陵已经在关中平原矗立了上千年。这些庞大的陵山群，横跨了渭河北岸六座县城：乾县、礼县、泾阳、三原、富平、蒲城。陵山绵亘，长达数百里……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一条让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十八座唐王陵正在面临着灭顶之灾。唐十八陵惨遭破坏，人们愤怒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不知道我们陕西人还要不要祖宗？！
尽管在唐末五代时期，唐十八陵因为战乱和挖盗遭到严重破坏。但随后的历朝历代，人们都对它极为呵护：宋太祖登基后，曾下诏进行全面修缮，并为每座皇陵令人遗憾的定陵发掘高蒙河重新下葬龙袍两件，以表示尊敬；从明洪武三年开始，朱元璋每年必派专员前考古结果无不伴随着遗憾，而遗憾总是出现在考古发现之中或之后。倘若像国外评选最差电影那样，如果评选中国考古发现史上最大的遗憾，估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把发掘定陵排在首位。
发掘定陵是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偶然选择，但却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必然结果。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合葬的陵寝，位于北京市北部昌平一片山谷中的十三陵陵区。定陵的主人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到今天都很神秘的皇帝。他十岁继位，二十二岁开始修建自己未来的寿宫，多次亲临陵址现场督察。陵寝在六年后建成，他却在紫禁城中度过了三十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几乎从不上朝，也从不理政，直到长眠于这一座闲置了三十年的地下宫殿。皇帝的地下玄宫是什么样子？著名的《永乐大典》是不是陪葬在永乐皇帝的陵寝里？这样那样的疑问一直吸引着人们，也困扰着像明史专家吴晗那样的学者们，总想探个究竟。
我们“地大物博”吗？
高强一九五五年十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先生作为发起者，联合了当时的目前，我国共有煤炭、森工、石油等各类资源型城市一百一十八个，其中煤炭城市六十三座、有色金属城市十二座、黑色冶金城市八座、石油城市九座。然而一些城市的定语由富含资源变成了资源枯竭。
二〇〇八年，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共有十二个城市。
二〇〇九年三月，又有三十二个城市被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
全国一千零十个大中型矿山资源潜力调查，结果表明，六百多座成为储量逐年萎缩的危机矿山，占了近63%。
不仅仅是这些资源城市，一些经济大市面临着的是另外一种资源困境。
北京，成为了世界上最缺水的大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为领导人特制服装八分之一，世界水平的三十分之一。
从上世纪初革命先驱孙中山试制第一件“中山装”开始，每个时期的“国服”都随着党政领袖要表达的“革命”诉求而相应作出改变。可以说，来自社会底层的裁缝们用刀剪针线，在一代代党政领导人的衣服上“记载”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流变。
而北京市最后仅存的一家国营服装企业——红都服装集团，作为大陆最早的领导人制衣特供部门，见证了中共建政后的服饰政治变迁，也几乎独享了为领导人制衣的政治光环。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在日本横滨的中国城，向封建帝制“开了改革的第一枪”，即废除长袍马褂，“尽易旧装”。
孙中山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意图传达给日本服装界的华侨后，华侨们采用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参照日本学生装、士官服和铁路工人的制服，融入中国服饰文化传统，依据中国人的体型、气质和社会生活新动向，试制出了后世以“中山”命名的中山装。
这种中山装，直翻领，装有附代盖的四贴袋。袋盖做成倒山字形笔架式，称为“笔架盖”，象征着中国民主革命要重用知识分子。胸前原先是七粒纽扣，后来把门襟的七粒钮扣改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袖口四粒钮扣改为三粒，象征三民主义。
一九二九年，中山装被国民政府定为“礼服”，所有政府工作人员以之为工作制一个北漂艺人之死徐滔服—大小官员无差别，以示与封建制度下的阶级差别有别。而后来的革命者，刘旭是一个曾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趴活”的群众演员，是一位北漂艺人。他有着一对大大的眼睛，一副浓浓的眉毛，一张圆圆的脸，充满男子汉的英气。但当我看到他的照片时，他已经悄然离开人世。
刘旭是一位在北京漂泊的东北艺人，以在娱乐场所“走穴”演出为生。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他的尸体在一家高档娱乐场所的消防水井中被发现。随后公安部门认定，他属于溺水死亡。可是刘旭为什么会在俱乐部的消防水井中溺水而死？他当晚在这家俱乐部里都遭遇了些什么？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死亡一直蒙着一层层神秘的谜团。
在北漂艺人的圈子里，许多人都认识刘旭。他是辽宁人，出生于一九八〇年三月。他的父亲是一名坦克兵，母亲是一家工业设备安装厂的工人。刘旭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上小学的时候，他常常在班里世界每年有多少种语言在消失？
[英]杰西卡·威廉姆斯和学校参加演出，做联欢会的节目主持人。他十二岁的时试想，你是最后一个讲英语的人，你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懂得你所说的这种语言。因为再也不会有人对你的孩子们讲这种语言，因此你会觉得把它教给你的孩子们毫无意义。试想一下，这种语言消失后你的感受：所有不能翻译的英语谚语和俚语，例如a stiff upper lip（谚语，意思是：面对困难或危险而能表现得坚定沉着）、a stitch in time（谚语，意思是：一针不缝九针难补，及时处理事半功倍）、a New York minute（俚语，指一段很短暂或快速的时间），都将消失。也不会再有人唱“咩咩！黑羊叫”和“编一个玫瑰花环”的英文歌了。所有那些与之有关的历史和文化的记忆线索都将消失。
世界上目前有六千多种语言，其中至少有一半属于濒危语种。这些语种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逐渐消失。事实上，有位科学家曾指出语言种类的消失比鸟类和哺乳类动物消失的形势更为严峻。东英格兰大学史蒂夫·苏泽兰教授计算得出，过去的五百年中，百分之四点五的语言已消失——鸟类消失的比例是百分之一点三，哺乳类是百分之一点九。
其中三百种语言的使用者超过一百万人。汉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使用者最多。有十种主要的语言是世界上半数人的母语。但是有六千种语言会的人不多——因此全球有一半的语言其使用者很少。
语言，就像人类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样，出现又消失了，数千种语言没有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只有少数几种语言，例如巴斯克语、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拉丁语，曾经在历史上持续存在了两千多年。现在这些语言消失的进程似乎越来越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世界上每年有十种语言在消失。
世界语言目录《民族语》指出，有四百十七种语言说的人很少，濒临灭亡；目前只有一人会说喀麦隆洛人的语言，仅有一人懂俄勒冈的克拉玛斯语，只有瑞典和挪威的一小部分人会说萨米皮提阿语（SammiPite）。
那些曾在偏远地区存在的语言，在同外部世界扩大接触的情况下，现在几乎都消失了。讲国际通用的语言，肯定会对于那些希望通过交流赢得更多发展机会的人们有所帮助。结果，他们可能还没意识到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的母语教给孩子们。
语言在人们迁移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消失，比如当人们从一个偏远的小村搬迁到一个大都市，或是当他们的生存环境被石油勘探等行为破坏时。自然灾难在夺走人们的生命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的语言，比如印尼马鲁古群岛仅存五十人会说堡罗希语（paulohi），他们在一次地震引发的海啸中全部丧生。
政府对于语言的消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指定了官方语言的国家，官方语言将成为人们教育孩子们的教学用语，成为执行政策法规的语言，也是商人们的工作语言，这样将对许多小语种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澳大利亚禁止土著居民讲他们自己的语言，当时土著语言有四百多种。据“世界濒危语言地图”报道，现在当地只有二十五种土著语言存在。
如果一种语言消失了，又会有什么跟着消失呢？有些人认为语言的消失只是物种不断进化的一个标志，在提倡交流的时代，语种同一化只是进化的一个负面影响而已。很显然，如果全球都使用同一种语言，那将多么方便——有些行业已经体现了这一点，比如英语已成为飞行员和航空管理人员的必学语言。但是，这种便利带来的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语言的消失，这种语言反映的生活方式和系统知识也可能随之消失。复杂的宗教仪式，口耳相传的历史也会随之消亡。世代积累的有关植物、动物和环境的知识也将停止传递。人类独具的描述周围事物的天赋及丰富的创造力也将变得越来越贫乏。
简而言之，语言表明了我们的身份和地域特色。新西兰的一位毛利语老师安妮·若西西总结道：“如果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说本族语言，将不知道自己是谁。”
人们甚至还可以让一种已经消失的语言恢复生机。在公元二百年左右，古希伯来语曾一度被禁止使用，但是后来犹太人把它当成“神圣的语言”又开始使用。在十九世纪晚期，本·耶胡达发起了复兴运动，他的目标是重创希伯来语，使它成为犹太人的语言。创造新语言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当犹太人返回他们的家园时，将使用同一种语言。本·耶胡达还自创了上千个词语，并鼓励大家在家和学校都讲希伯来语。目前希伯来语的使用者有五百多万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一是以色列人。
人们似乎开始明白失去语言意味着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倡导语言多元化，鼓励人们保护文化遗址和有民族特色的公园，同时还鼓励人们保护无形的文化资产。语言处的主任约瑟夫·波斯建议每个人应至少学会“三种语言”——母语、“临近国家”的语言和国际语言。甚至我们还可以在学校教授濒危语言，从而创造一个挽救语言的体系。
现在才开始挽救那些只有几个人使用的语言也许太迟了。因为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已经老了，而且因为用得少，很多以前知道的词语现在都已经忘了。但是这似乎是我们认识这些语言的最后机会，也是我们挽回损失的第一步。
候，父母由于感情不合离婚了。父亲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他们母子，孑然一身离开了家。
在母亲的呵护下，刘旭一天天长大。刘旭天生就有艺术细胞：他不但擅长唱歌和表演，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就自己作词作曲，写出了第一首歌。
刘旭始终不能忘记父亲，在可以靠表演挣到钱的时候，刘旭重新找到了父亲。虽然父亲不肯再踏入他们的家门，但逢年过节，他会去看望父亲，平时父子间也时不时通个电话。
二〇〇三年，二十三岁的刘旭怀揣梦想，来到北京寻找发展机会。刚来北京的时候，因为找不到演出机会，刘旭常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趴活”。不论春夏秋冬，北影厂门口总聚集着许多像刘旭一样追求艺术梦想的人，当年，王宝强就是其中的一位。为了渺茫的成功机会，也为了挣点儿饭钱，刘旭经常一早就守在北影厂门口，直到天黑才离去。
一个初冬的早上，他刚走到北影厂门口，就看见旁边有几辆中巴车，一个光头的人正招呼等在那里的一些人排队上车。“去哪里呀？”“去拍外景！”刘旭一听就上车了。
中巴车把刘旭和其他人被拉到了距北京城几十公里外的荒郊，负责服装道具的人让大家脱下厚厚的外套，穿上又薄又脏的戏服。刘旭和一群年轻的小伙子扮演土匪，其他人扮演老百姓。导演说，今天拍的是一个战乱时期的大场面，“老百姓”在前面的荒地里和山丘上“四散逃跑”，“土匪”在后面追撵。
刘旭和同伴们在高低不平的荒地里拼命奔跑，初冬的北京已经非常寒冷，郊外的风吹得只穿着单薄戏服的他们直打哆嗦，导演不喊过，他们就得一遍又一遍重来。同伴们不停地埋怨，而刘旭没有，他的心被拍电视剧的新奇和喜悦填得满满的。等中巴车把他们送回北影厂门口时，天已经黑了。那个光头给每人发了二十元钱，有的人不满意，跟他大声争吵起来。刘旭才知道，光头和剧组的人熟悉，负责“组织”大家去演戏，然后从中扣钱获利。
除了偶尔拍戏，刘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失落中度过的。北影厂门口每天都有几百人等活，剧组每次需要的也不一样，不是每次都能挑中他。而且拍一次戏，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于是，吃饭就成了问题，住宿则更是个难题。在北京，这两项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这批北影厂外的特殊人群，就这样挣扎着。刘旭住过地下室，吃的是卖给工地民工的盒饭——这种盒饭最便宜；也挨过饿，一整天就吃一个馒头。后来他在离北京城区二十公里外的大兴郊区，租下了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旧平房。为了工作，每天都要花两个小时倒三次公共汽车，辗转奔波到城里。
刘旭坚持了下来，并渐渐有了一些人际关系。二〇〇五年，他认识了在北京某演艺俱乐部担任主持人的牛丽。牛丽经常介绍一些艺人去俱乐部演出，这些艺人多数都是北漂一族。
牛丽和刘旭非常聊得来，为了帮助刘旭，她给刘旭提供了不少演出机会。慢慢地刘旭不用再去北影厂趴活了，固定在牛丽工作的俱乐部里担任歌手。每天晚上八点，俱乐部都会安排一场热闹的演出，有模特表演、人蛇共舞，还有主持人幽默的“脱口秀”表演。最初，刘旭在这儿的工作是一些串场演出，也就是最初级的“跑龙套”：在一段热闹的表演结束后，他穿插着给客人唱几首歌，缓解一下客人的心情。虽然不是什么重要表演，工资却长了不少，每个月都能拿到二千多块钱。
从此，刘旭算是踏进了半个演艺圈，至少身边接触的朋友都是在俱乐部里演出的。没多久，刘旭有了女朋友，叫李馨，也是从东北来京闯荡的年轻人。李馨性格外向，擅长交际，经常穿梭于北京大大小小的演出俱乐部之间。这种到处演出的举动，在圈内叫做“走穴”、“赶场”，谁走的穴多，就说明谁的能力大，收入也越高。刘旭认识李馨时，正赶上李馨在这家俱乐部里跳舞，两个经历相同的年轻老乡一见面，就有了志同道合的感觉。
在俱乐部这种“小演艺圈”里，人际关系尤为重要，一些朋友找到了新的演出机会，没准儿就能帮身边的朋友一把。刘旭通过李馨和朋友的介绍，增加了不少演出机会，他的艺术才华更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刘旭打算签一家演艺公司，做一名真正的艺人。但是刘旭到演艺公司一打听才知道，像自己这种丝毫没有名气的艺人，是需要自己拿包装费的，最起码也得一百万。
母亲孙容从来都是刘旭最坚定的支持者。可是，刘旭这几年的积蓄，再加上孙容半辈子的积蓄，只够五十万这个数字的零头。刘旭找过父亲商量签约的事儿，父亲也愿意帮忙，但是父亲五十多岁下了岗，把全部存款拿出来，也只是杯水车薪。
签约不行，刘旭想到了进修。二〇〇六年五月底，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招生了，刘旭也报了名。但考试当天，他看到电影学院里里外外黑压压挤了上千人，就感觉希望渺茫。
他跟身边的考生一聊，发现不少人都有专业基础，或有提琴、钢琴、萨克斯管等音乐特长。他们都做了精心准备，并经过专业老师的辅导。刘旭看看自己，没有专业基础，没有什么独特的专长，没有背景，没有根基，没有钱，条件显然差得很远。
他连考场的门都没进就离开了。
经过这两次经历，刘旭的心又回到了从前。他安下心来继续在京城各个娱乐场所间奔波，去演出，去挣钱，去寻找也许会遇到的成功机会。
在北京打拼的这几年，刘旭在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尝试过各种角色。他唱歌，给人伴舞，演小品，做主持人，他的机智和幽默赢得了不少人气。做主持人的收入比较高，一般一场演出有近五百元，这让他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为了让母亲住得舒服一些，刘旭退掉了大兴的平房，另租了一处离市区比较近的一室一厅。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一位朋友给刘旭打来电话，说某俱乐部的一位演员临时有急事，晚上无法出演，舞台总监让他推荐个替代的演员，问刘旭可不可以晚上去赶个场。刘旭一口答应了下来。他很高兴，因为这家俱乐部是京城知名的高档商务会所，不少商务人士都在那里谈生意、休闲，以前他还没有机会到这里表演，希望通过这次“救场”，能让自己今后多一条演出的渠道。下午六点，刘旭吃过晚饭，洗了澡，往手提包里装好了演出服和伴奏带。
出家门时，他亲亲热热地对母亲说：“妈，我去一个俱乐部演出，唱几首歌就回来。您甭惦记，我十一点前一定到家！”
可是当晚，刘旭却没有出现在这家俱乐部的舞台上。
刘旭离奇失踪了。
接到刘旭失踪的消息，孙家的亲戚赶到了北京。他们穿街走巷散发寻人启事，还在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六天寻人广告。孙容和亲属们连刘旭可能路过的下水井都看过（他们却没有想到刘旭会在另一口水井里）。所有能找的地方全找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最终还是没有刘旭的消息。
二〇〇七年五月中旬，北京的天气开始转热。五月二十日，一个晴朗的日子，这家俱乐部的一名管道工对位于俱乐部后部演员通道一侧的消防水井进行检查。打开井盖，竟然看见井里泡着一具尸体！管道工吓坏了，一失手，井盖磕在地上，碎成了几块。
当即，俱乐部向派出所报了案。
警方经过比对，发现这具男尸和两个月前孙容报案时所称男子的体貌特征十分相似。经过调查，确定死者就是刘旭。在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四日这天晚上，这家俱乐部并没有发生过打架等治安事件，警方经过调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没有刑事立案。
二〇〇七年九月三日下午二点，法庭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刘旭的小姨孙芹和聘请的律师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出庭。被告俱乐部委派了一位律师出庭。旁听席上，坐着至少二十家媒体的记者。记者们关注刘旭疯了的母亲，关注此案的审理结果，更关注法庭能否搞清楚刘旭的死亡之谜。
原告律师首先进行陈述。原告律师说：“警方对刘旭死亡的调查结果，认定刘旭是失足掉进消防水井中溺水死亡，这是由于该俱乐部的管理疏漏所造成的。刘旭接到演出工作后，到达了俱乐部，他准备从俱乐部后边的演员通道走进后台。在演员通道旁边有一座假山，假山前挂着一个门帘，门帘不远处就是消防井。但因为是第一次去这家俱乐部，再加上当天是晚上八点多钟，天色已黑，通道上不仅没有标志，也没有任何照明设施，刘旭本应该从通道左转上楼，但是通道右边假山前的门帘，让他误以为是上舞台的小门，结果坠入水井中。”原告出示了三份证据：一份警方出具的刘旭落井死亡的证明，一份医院出具的刘旭母亲孙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证明，还有一份是刘旭的亲人随警方到溺亡现场察看后，凭记忆画的事发现场草图。原告当庭提出要求俱乐部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八十四万余元。
轮到被告质证了。俱乐部的委派律师，一上来就否定了刘旭和俱乐部的关系。俱乐部的律师面无表情地表达了俱乐部方面的意见：法官必须要对此案的疑点进行调查，俱乐部不同意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赔钱给刘旭家属。
孙芹无法按捺内心的愤怒。除了愤怒，还有沮丧，因为俱乐部对他们出示的所有证据都不予认可，而他们再也拿不出更多的证据了。她向法官提出一个申请：调阅警方卷宗。
法官同意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决定最后审理结果的极其关键的决定。法官还决定将联络刘旭到俱乐部演出的中间人张离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主审这起人身赔偿案的宋培海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的法官。以办案细腻著称。
这起人身赔偿案判决的关键在于：被告人到底有没有过错？有多大的过错？遇难者自身有没有过错？有多大的过错？
警方的卷宗从公安局调来了，好几大本，摞起来有近一尺高。宋培海把厚厚的卷宗一页一页、一行一行细细地全看了。
第二次庭审在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联络演出的中间人张离来到了法庭，当庭做了陈述：我是这家俱乐部从二〇〇六年三月到二〇〇七年五月聘用的舞台总监，负责管理舞台演出和演员。演员经常要换。当天，因为一个演员来不了，有人推荐刘旭。那天的演出时间是从晚上九点开始，演员们都是自己赶到俱乐部，从俱乐部侧面的一个专门的小通道上楼。
晚上八点十五分左右，我接到他的电话：‘张姐，我到了。’我说我在路上，堵车，我十分钟后到，让他在二层的门口等我一会儿。
“可我在那个门口没有见到他。演出前半小时，我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话筒里的声音却始终是‘您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以前演出从来没有人误过场，后台也特别着急。我就打电话找介绍刘旭来的朋友，介绍人给他电话也无法接通。挂断介绍人的电话，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俱乐部里找了个遍，没能找到人。演出结束后，我还一直给他打电话，到晚上十一点多以后，他的手机就变成‘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了。”
为此，张离还给刘旭发过一条短信：“你到底在哪儿，速跟我联系，不管什么事儿，你得给我解释清楚。”张离说没有人能想到，那时刘旭其实就在俱乐部，泡在冰冷的井水中。
张离的出庭证明了刘旭当晚的确是受邀去这家俱乐部演出的。刘旭自杀的可能被排除了。
然而，被告律师仍然全盘否认俱乐部对刘旭之死负有责任。针对张离的证言，被告律师表示：“俱乐部只与张女士的公司有演出合同关系，至于刘旭是不是张女士公司请的演员，和俱乐部无关。”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五日，宋培海法官第三次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这次，刘旭的家人没有到庭，出庭的只有双方的律师。
当天，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根据现有证据，可以排除刘旭系他杀、自杀导致死亡，可以认定刘旭系因夜间失足坠入被告俱乐部后部的消防蓄水池内导致溺水死亡。”
法院认为：“在建筑物内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对在此建筑物内活动的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经营者没有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俱乐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旭母亲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七十万元。
一审后，这家俱乐部不服判决，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〇〇八年五月，二中院经过审理，驳回了俱乐部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感谢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结果，体现了法律对生命的尊重。但是无论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一个年轻生命的毁灭，以及对他的家庭造成的伤害。
这个世界上最不能被原谅的过错就是对生命的忽视。
包括国民革命军和红军、新四军、八路军军服，无不受其影响。
毛泽东作为中共领导人，同样选择了中山装。
中共建政后，要群塑新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必须有好的西装裁缝，而当时好的“洋服”裁缝和服装店几乎都集中在上海。一九五六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协调北京市领导彭真，以北京被服厂名义，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谈妥，从红帮裁缝的聚居地上海，抽调一些服装名店和裁缝高手赴京工作，“支援首都建设”。
一九五六年三月至四月，沪上二十一家服装店，二百余名职工先后迁到首都，并分别在东交民巷附近以及北京饭店、东单和王府井周围，开设了西服加工的作坊。
同年秋，中央办公厅又从上海招收了十二名服装技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
这十二名服装技师，皆出自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由于洋服店是浙江宁波商帮长期经营的传统行业，因此红帮裁缝中以宁波人最众、技术最强、势力最大。有些裁缝即使不是宁波人，但追溯其师宗多属宁波人。如十二人中的田阿桐，虽然是江苏扬州人，但早年在上海滩拜宁波籍红帮裁缝为师。
“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十二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些名师原来在上海时，大多已成家立业，为让他们安心在中南海里工作，周恩来特批他们携眷来京。
田阿桐、王庭焱等名师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一九五七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
于是，十二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九点准时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
这些红帮技师们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守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与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自己工作上的事，会暴露首长们的隐私”，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他们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
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定向采购。十二名服装技师各有千秋，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焱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
为毛泽东制作中山装时，十二名红帮名师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按照毛的体型、神态大胆改进了原来的中山装。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最大，领口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格式。
“八大”来临，毛泽东穿上这套中山装后，拍了标准像，站上主席台的一刻令海内外瞩目，西方将这款大尖领中山装称为“毛装”（Mao suit）。之后，标准像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
“毛装”就此让中南海里的红帮裁缝们名扬海内外。
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十二名红帮裁缝于一九五八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实际上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
对红都公司而言，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性任务。红都服装店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
而中办根据领导人的偏爱，往往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给人“量体裁衣”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为领导人做衣服却会例外。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只能靠“目测”解决问题。第一次，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午夜十二点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五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红帮名师余元芳也有过类似经历。一九六四年的一天，为周恩来做过几次服装的余元芳，被周安排到中南海会见厅，要求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王妃和王子，随后为他们一家三人做大衣和西装。余元芳经仔细观察，两天后送来三套服装，西哈努克一家穿后发现很合体，大为惊奇。
同年四月的一天，余元芳突然被中办人员电话催促，赶往西郊机场乘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去昆明。当时这架外交部租用的专机上只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余沛文和一名普通官员，上机后余元芳才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后，准备再到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刘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衣服作一番修改。
在田阿桐等老一辈裁缝的回忆中，中南海众多领导人中，最难做的是邓小平的衣服。邓小平不要衣服里有衬布和里子，因而设计、制作起来相当麻烦。但这并没有难倒红都的裁缝高手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田阿桐终于做出了令邓小平满意的衣服。
一九八三年之前，红都公司不对外营业，来这里定制服装的人须持有部级以上介绍信。看到衣服领口有红都品牌，当时人们马上会产生两个印象，你是政府高官，或是出国人员。除了红帮名师的老乡亲朋，普通北京市民一般无缘穿上红都服装店制作的衣服。
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服装新潮流，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红都公司变身为“红都服装公司”，红帮裁缝们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受团体业务。
一九九二年，红都加工部正式对社会开放，与市场接轨的红都时装集团公司，传统政治优势不减，仍为中央领导，国内外政经界、文化界等知名人士制装，独家承担为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代表制装的任务。
二〇〇〇年以后，除了红都公司，外交部礼宾司有时也会派人在全国范围内甄选服装厂家给领导人制装。
（摘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