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连续多年出现电力紧张，不得不拉闸限电。
我国煤炭人均可采储量98.94吨，仅为世界人均的53%。
石油人均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5%。
天然气人均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0%。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的三分之一，排名第八十八，是全球十三个贫水国之一。
森林覆盖率只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3%，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
我们铜铝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和九分之一。
……
得天独厚的地之禀赋给了我们聚集财富的砝码，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交换无度的疯狂挖掘使资源枯竭，不断削弱我们“地大物博”的底气，越来越多的城市被迫跻身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行列，患上“荷兰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荷兰发现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天然气，天然气“一枝独秀”，荷兰其他产业中断。十年后，天然气几近枯竭，荷兰出现收入降低、失业率增加等不良反应。短暂繁荣的代价是长期的后遗症，这就是“荷兰病”。
资源枯竭型城市，指的是由于该城市资源丰富，把资源开发加工作为主导产业，对资源的依赖性很大，但随着资源的枯竭，城市赖以发展的“龙脉”被斩断，城市经济出现大滑坡。如今，患有“荷兰病”的城市不是几个，十几个，几十个，而是上百个。
这些资源型城市“成也资源，败也资源”，曾因资源丰富而搭上急剧繁荣的快车，但犯了竭泽而渔的错误，短暂繁荣后重症重重，萧条比繁荣来得更为迅猛。
人们不能抱怨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太少，而是由于有些人太过贪婪。资源意识薄弱，只盯着税收和GDP增长，只关心口袋里又多了多少银子。政策上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鼓励采矿者对财富毫无节制地追逐，导致一个个大矿产资源丰富的城市变得疯狂且目光不够长远，中国矿产资源不断被透支。政府恋税，企业恋矿，矿山被掏空的速度越来越快。
矿产地质环境破坏，诱发地质灾害，出现地下水枯竭、水土资源受污染等环境恶化现象；大量矿工失业，除了挖矿，他们什么都不会，下岗这个词语对于他们尤其沉重；大量农民失地，他们的土地再也挖不出“金子”，没有了土地，哪里才是活路；城市依仗的资源优势已经消失殆尽，滞后的资源优越惯性还在发挥作用，经历阵痛，却摆脱不了资源依赖情绪；市场规律被打破，产业过于单一，人员被高度专业化，城市若转型，很难吸引外来产业和资金……这些都是“荷兰病”的后遗症。
“地大物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经典写照。今天，人们向这个约定俗成的词语提出忧患般的质疑，“现在时代不同了。地大物博应该请出中小学课本，从小应该以人均资源的缺少来对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百五十年前，一位叫李希霍芬的德国人随外交使团来华。两赴山西考察后，这个德国人说：“中国是世界第一石炭国”、“山西煤炭资源可供世界两千年之用”。我们也一直把地大物博写在中小学的课本中。但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资源了。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蕴藏着一百七十一种矿产资源，它们的生命周期悄然变化。
自一九九三年中国石油消耗首次出现拐点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进口量逐年增加，直到占据石油消费的半壁江山。有人预测，到二〇三〇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高达80%。另一个预测同样震慑人心：全球石油可用四十年，至多一百年。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清洁的核能。在中国的能源比例构成中，核能仅占微小的1.6%。我国属于贫铀国家，现有探明的天然铀储量，最多可供四千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热核电站运行五十至六十年。未来中国的铀矿资源中，三分之一国内供应，三分之一国外找矿，三分之一依靠进口，中国铀资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6%。
于是，我们不得不依靠煤炭。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石油是贫乏的，煤炭是富足的。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耗国，中国的煤炭消耗曾占能源消耗总量90%以上的压倒性席位。
工业化的阶段性，发电需要煤，燃烧需要煤，冶炼需要煤，中国现在大量地燃烧煤。然而，今日的工业环境，早已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环境，不允许大量燃烧煤炭。热值高又便于储运的石油，成为各国的首选资源。其次为天然气、核能，煤炭最次。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铁矿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位于河北迁安的铁矿，素有“铁迁安”之称。储量丰富，且埋藏浅，易于露天开采。铁矿石主要供京津唐钢铁基地。自一九六八年起，挖掘了不过四十年的迁安水厂铁矿，十亿吨储量所剩无几，这个大坑，面积是方圆数公里。
我国的稀有金属较多，很多稀有金属如钨、稀土等储量居世界第一。令人抱憾的是，这些工业、国防、航空领域中的“工业牙齿、工业味精”，也濒临殆尽。
二战时期希特勒曾哀叹：“要是再给我一万吨钨砂，就可以征服俄罗斯。”抗日战争初期，德国为了获得中国的钨矿，不肯支持结盟的日本侵华，竭力在中日之间调停。因为支撑大规模装甲作战全世界消耗的80%～90%的钨资源，都是来自中国。二战时期，由于从土耳其进口钼矿的渠道被切断，从中国进口钨矿的渠道被切断，纳粹德国军事工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滥采，中国的钨矿资源也濒临枯竭。有色金属总公司直属的十年以下的大中型矿山有九个，年产钨精矿一万吨以上，预计七八年后都将消失。
甘肃白银，以产铜、金、银、铝、铅、锌而闻名，当地地方志记载：凤凰山下，日出斗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万吨炸药炸掉了连绵数百里七个山头，爆破震惊世界，由此拉开了白银开发建设的序幕。今天，这里的矿山已经关闭了80%。
……
正当我们欢天喜地告别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兴奋地迈向工业社会时，却遭遇了矿藏危机。几千年的资源需求总和，与今天几十年的开采相比，竟是如此微不足道。
突然间，地不再大，物不再博，像一场从天而降的梦魇，人们惊慌了。从“地大物博”到“地小物薄”，也不过弹指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仍然以相同的速度，在我们的国土上滥采，我们将很有可能进入资源枯竭式的彻贫。
大自然终究恩慈，在我们脚下埋藏了世界第一的稀有金属。然而，我们在世界资源分布图上的富饶，往往使得这些稀有资源成为世界各国觊觎争夺的对象。稀有金属资源被滥采并贱卖。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再等三十年，世界上最大稀土矿——包头白云鄂博矿藏将消失；再等二十年，江西稀土资源矿将消失；再等十四年，世界储量最大的中国钨矿资源也将消失。
即使这样，中国还面临着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均数量。再大的数字，用十三亿作基数来除，都将得到一个很小的结果。
二〇〇五年，人均煤炭可采储量为八十八吨，为世界平均值的62%；
二〇〇五年，我国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一点七吨，仅为世界平均值的6.6%；
二〇〇五年，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为一千七百九十七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值的6.5%；
二〇〇五年，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二千三百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根据二〇〇五年公布的“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中国森林覆盖率18%，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人均森林面积0.132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地大物博应该退出中国课本了。中国的资源总量相对丰富，但人均绝对不足。
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大约十倍，同时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四十倍。以二〇〇四年为例，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五十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37%、25%和40%。而创造的GDP却只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这在今天是一定要经过全国人大议程但绝对不会被表决通过的上书，但在那个年代却很快就获得批准，尽管当时它受到了来自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夏鼐先生等考古专家们的理性反对。
不过，吴晗他们上书请求发掘的长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由于建造面积实在是太大，一时难以找到墓道，考古学家们只好放弃原有计划，决定先找一个小一点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一些经验后再发掘长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调查中，他们偶然发现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书发掘长陵计划的试验品。
当两年以后发掘完工时，考古人员已在反对无效却又不得不参与领导的夏鼐先生的指挥下，历尽艰辛地把地宫内的所有文物都清理了出来。遗物总计约三千件，绝大多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这些奇珍异宝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地宫，原本是为了让墓主人在死后仍能继续享受奢侈的生活，可在三百多年后它们被考古发掘出来时，大多已经腐朽破碎。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身也已腐烂，只剩枯骨了，而且他们的葬式看上去显得很奇特。
在棺椁中发现的万历皇帝的金冠，用一百五十根细如发丝的金线，经过拔丝、编织、焊接等非常复杂的工艺制作完成，重量只有八百二十六克。用一百多粒红蓝宝石和五千多颗珍珠镶嵌的凤冠，重二千三百二十克。色泽瑰丽、典雅庄重的凤冠，比起轻薄似纱的皇冠要重了许多，肯定不适合经常使用，恐怕只是在奉迎大典时才偶尔使用。这样的凤冠共出四顶。
金器和首饰永远是皇家的最爱。金器二百八十九件，几乎都是手工制成；首饰二百四十八件，其中簪就占了一百九十九件，表明发型和发饰同样是用来彰显皇家威仪的，仅次于皇冠和凤冠。王室和皇家的女性总是引领着新风尚，这不由让人感慨万千。除了头饰，定陵出土的衣物四百六十七件，也大多是供帝后穿戴的。但说到威仪，那还得说是万历大典用的五件衮服最为惹眼——这种一衣所成，用工十年的十二团龙衮服，万历皇帝身穿一件，棺内还放了四件。
与这些华贵服饰相配套的，也是出土最多的随葬品是织锦布料，总计一百六十五匹，仅万历皇帝身边就放了六十九匹。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发现过数量如此众多的古代丝织品，而且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色彩依然艳丽。但这些每一件都堪称精品的专为宫廷织造的衣物和丝织品，在发掘出土后却慢慢变硬、变脆、变霉……比出土文物的变质更叫人痛心疾首和毛骨悚然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是定陵发掘十年后的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馆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大群红卫兵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把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尸骨砸烂后付之一炬。考古学家们精心发掘并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拼合完整的三位帝王、帝后的尸骨，从此不存。在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主编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一书中，特别记录了有关万历皇帝和帝后的骨架被焚毁前后的一些细节：
郭沫若对万历的尸骨十分关心，他对考古发掘人员说：“万历帝一生多病，有人说是瘸子，但到底是什么病使他身体变形，却成了不解之谜。将来可用多种手段测试，凡能做到的都要详细分析研究。”
吴晗在被捕入狱之前，曾以极其悲伤的心情对夏鼐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代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用来化验，好证实真假，然而一把火，什么也别想了。”他含泪说：“作铭（夏鼐的号），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争论，你和老郑（指郑振铎）是对的，你比我看得远。”
这段话是吴晗先生在红卫兵焚烧万历皇帝和皇后尸骨一年后所说的。又过了一年，他怀着无尽的悲愤和悔恨，惨死在狱中。这一年离他当初发起上书发掘定陵墓整整十四年，但月份却是相同的，都是十月。吴晗去世二十一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写的《定陵》考古发掘报告正式编辑出版。吴晗去世三十二年后，定陵考古发掘在二〇〇一年入选二十世纪中国一百项考古大发现。
“如果”二字，永远是遗憾的后悔药。如果不是二〇〇三年而是再早几十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成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昔日皇家陵寝，可能就不会被开启；如果国务院最后不是出于长陵规模大，决定先试掘小一点的定陵，今天在地下含笑的就是万历皇帝而不是永乐皇帝；如果吴晗先生不提出发掘可以开展对明史研究的学术理由，不认为发掘帝陵建博物馆才是贯彻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方针，才能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如果吴晗先生不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只是一位普通的明史专家；如果吴晗先生在郑振铎和夏鼐的极力劝阻后，慎重考虑，改变初衷，不再急切地催请国务院……那就不会给中国考古留下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病灶标本。这个标本一直吊挂在中国考古的天空下，成为后来无数发掘帝陵言论的镇静符和冷却剂。下面提到的乾陵，就是因为当时吸取了定陵发掘结果不利于保护文物的教训，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发掘计划。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一天，因修西兰公路需要大量石料，陕西省咸阳市乾县附近的农民去乾陵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声过后，在清理碎石时他们发现了几根石条。原来这炮点恰好炸在乾陵墓道上，石条就是墓道的阶梯。考古学家随后对墓道进行了清理，还发现了陵墓入口的金刚墙。如果打开金刚墙，乾陵地宫即可面世。但能不能发掘皇陵，不是陕西所能决定的。当时他们组成代表团进京请示主管部门，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乾陵发掘计划》。当时的文物局领导没有明确表态，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正在进行发掘工作的定陵，结果定陵不尽如初衷的考古使乾陵的计划再也无法实施下去。现在看来，定陵的发掘教训可以说是挽救了乾陵。
今天，定陵已成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吸引着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人们在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折服，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和魅力时，可能根本不知道关于它曾经有过一个让我们受用至今的细节：当年极力反对发掘但又不得不受命参加发掘定陵的郑振铎和夏鼐先生，痛定思痛，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当年作出同意发掘批示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批准，随后通令全国，试掘定陵后再发掘长陵的计划，就此搁浅。
如果说发掘定陵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中国其他帝王的陵墓从此保住了！
来祭祀；清朝时，清政府曾对唐陵重新进行立碑、划界，并专设“陵护”人员承担陵区保护重任。
关于这横跨六县的唐王陵的毁坏，最早的宁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打破。那时候，皇陵迎来的不是拜祭的后人，而是挖掘机、炸药、雷管和运输车队——随着陕西省内各大城市的迅速发展，铁路以及各种建筑设施的修建都需要大量的石料。在高利润的诱惑下，有人竟打起了皇陵陵山的主意。这期间，国家有关部门曾下重力整治非法炸陵采石的行为，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甚微，毁陵行为愈演愈烈，到了最后，唐十八陵居然遭遇了灭顶之灾。
二〇〇九年年底，《国家人文地理》对这些被后人糟蹋得遍体鳞伤的祖先陵墓进行暗访……
采访的第一站，就是位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咸阳地区三原县，这个因境内有孟侯原、丰原、白鹿原而得名的小县城，在历史上被三位皇帝看作风水龙脉——大唐开国皇帝李渊、敬宗李湛、武宗李炎的陵寝都被安置在这里。
从咸阳市区出发，在一望无边的关中平原上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抵达了三原县徐木乡。史料记载，公元六三五年唐高祖李渊驾崩，就在此地“封土为陵”，后人将它称为献陵。当时的献陵壮观罕见，分为内外两城，内城四门各有石虎一对，南门外矗立着一对高大的华表和石犀，在陵墓的周围，还分布着六十七座皇亲重臣的陪葬墓，宛如众星捧月。
作为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李渊墓的恢弘壮观完全可以想象。但遗憾的是，我们的采访车在狭窄的乡村公路上转了数圈，经过多次询问，最终才搞清这座巨陵的位置。在询路的过程中，甚至连当地人都忘了陵主本名叫李渊，只知道这里有个“唐王陵”。
眼前的一幕却让我们黯然神伤：陵前的华表早已破碎不堪，随处可见散落的石雕碎块，从那被几块砖头重新垫起来的倒塌的墓碑目测，我们才勉强可以辨别出神道的位置——昔日宽阔的神道早已不见了踪影……
记者在献陵旁的永合村进行走访。这里曾经是陵的西门所在地。五十一岁的村民邓大爷祖上几代人都在这里居住，在他的引导下，记者见到了一尊被草垛掩埋得只露出半个脑袋的守护兽，邓大爷解释道：“现在偷盗者多啊，只能这样勉强保护起来……”
接下来，先后走访了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以及唐之先世李虎（李渊的爷爷，被追谥为唐太祖）的永康陵，其状况都让我们备感遗憾；破碎的皇陵，一片废墟，让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苍凉汇聚，也让古代的人文与现代的工业狭路相逢……
我们采访的第二站是蒲城县，这其实是唐十八陵破坏最为严重的地方。
蒲城县共葬有五位皇帝（其中葬于惠陵的李宪后来也被追谥为“让皇帝”），其中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传奇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就是那位曾经把大唐帝国推上极盛巅峰，又因红颜祸水让国家岌岌可危的“唐明皇”。他谢世之后的墓地，历史上称为泰陵，具体位置是以蒲城县东北金粟山为陵，在山腹中建造墓室，四周还绕陵筑墙。据《旧唐书》记载，这个陵墓是唐玄宗亲自选定的。当时，李隆基来到金粟山，看见岗峦有龙盘凤翔之势，就对身边的人们说：千秋后，宜葬此地。
我们惊异地发现：面前的陵山，早已笼罩在采石爆破腾起的烟尘中，飞扬的尘土甚至让神道上原本青翠的松柏，变成了土黄色……当我们一行登上泰陵东门往下看去，一座投资千万的巨型采石场让人震撼：大到六轮卡车、小到三轮农用摩托车，正热火朝天地运输碎石，炮声、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整座陵山，全都成了采石的战场，只有缺胳膊少腿的“守陵人翁仲”（翁仲是秦代一名文武双全的大将，他的石像被广泛立于帝王陵前，象征着帝王的文治武功），还忠心地站在陵前。
陵山上遍布着的，还有“洛阳铲”留下的探洞。所谓“洛阳铲”，其实是一种考古专用工具，是用来探测地下墓葬的。据当地人介绍，这些“洛阳铲”探洞，有些是考古队留下的，但更多的可能来自盗墓者……
泰陵周边的采石活动在二十一世纪初形成规模，采石和石料加工所得的收入，已经成为当地村民家庭收支的主要来源，陵区村庄一半以上的劳动力都参与了其中。
“前几个月，那边的采石场还挖出过陪葬的石马等文物。”一位工作人员叹了一口气：“有关部门已经出了通告，二〇一〇年起停止采石，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难说，唉……你们再逛逛吧，注意别给文件拍照，这些都是不能复原的宝贝，我得多去山上转转，冬天是盗墓贼的活跃期……”
在蒲城县的采访中，我们还看到：遭到爆破的并不仅只是泰陵，还有宪宗景陵和穆宗光陵。穆宗李恒与宪宗李纯是一对父子，他们的陵寝位于距离泰陵仅数公里的尧山一带，在这里，记者看到，陵山满目疮痍，两座陵寝已被多个采石场紧密包围，尤其是景陵，甚至已经有采石场完全侵入了陵园内，严重破坏着景陵的整体风貌。
带着遗憾的心情，我们的采访车一路走走停停。当我们来到穆宗光陵的时候，记者看到了充满反讽的一幕：在一座蒲城县人民政府所立的“陵山文物本体不容破坏”的警示牌之后，就是多个规模庞大的采石场……记者一行遂下车察看，突然，摄影师一声低喝：“快走。”转身一看，原来是采石场的工作人员看见有人拍照，遂冲出来多人，叫骂着向采访车奔来……记者在迫不得已下的情况下，只能迅速驾车离开。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的唐皇十八陵，多数都曾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采石破坏。蒲城县的相关资料表明：在二〇〇六年，当地三十二家水泥企业产值曾超过八点五亿元。陕西省蒲城县文物局局长贺正全对这个问题非常无奈：“陵区五万多名群众都是靠天吃饭，产业比较单一，采石打工是他们无法选择的生计，只能是靠天吃饭，靠山致富，说白了就是挖山。”
陕西考古院研究员张建林，从一九九五年便开始参与唐十八陵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他对这些破坏痛心疾首：“陕西境内的铁路、高速公路修建都需要大量石料，于是，更多的采石场在利益驱使下，动作比以前也更甚，昼夜不停地挖，甚至一个月就能让一座小陵山消失……”
同时，记者还了解道，实际上从唐代后，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对陵区采取过严密保护措施。比如在宋代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朝廷不但定期对皇陵进行修缮、祭祀，同时还规定当地农田耕种者需要承担对陵区内所有石刻、林木的保护责任，作为回报，朝廷不征收其农业税……
礼泉县与乾县位于咸阳北部，两地共有昭、乾、建、靖四座唐皇陵、葬有五位皇帝。尽管相较其他十四陵受到的破坏要小，但千年时光里，它们依旧饱经风霜。
这其中，昭、乾二陵最为著名。昭陵位于礼泉县东北九嵕山，埋葬的是太宗李世民，陵墓面积达两万公顷，除了一百八十多座陪葬墓外，最具特色的就是“昭陵六骏”——这六块按照李世民生前常骑乘的六匹战马雕琢而成的石刻，既象征他所经历的六大主要战役，也代表了他在王朝建立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乾陵建于公元六八四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夫妻皇帝合葬陵，里面埋葬着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全陵历时二十三年才修建完成，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
从礼泉至乾县，不过几十分钟车程，但这里却记录了唐帝国最悲惨的记忆：唐陵历史上第一次遭到焚毁就发生在这里：唐代宗时期，吐蕃入侵，焚毁了位于礼泉县的建陵（建陵埋葬的是玄宗李隆基之子李亨，“安史之乱”中玄宗西逃，李亨趁机继位，史称唐肃宗），连皇帝的牌位都被乱兵砸碎，十八年后才得以修复。
在五代时期，这里的唐陵更是多次遭到盗墓者的挖掘破坏。时任幽州卢龙节度使的朱泚、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等人都曾是破坏唐陵的祸首，而最出名者，则当属时任耀州节度使的温韬：关中地区广为流传，温韬出生时有匪星划过昭陵，有迷信者传说：一个会给唐皇陵带来劫难的“灾星”降世了——事实上，许多史书也都对温韬挖盗唐陵有明确记载，后人认定十八陵中除乾陵因开挖时天降暴雨惊雷未能挖开外，其他十七陵均未能幸免，甚至有专家认为，陪葬昭陵的王羲之《兰亭序》真迹之所以再未现世，很可能就是在温韬盗陵事件中被毁。
在昭陵下，记者走访了关中地区著名的“袁家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座大型水泥厂在这里崛起，昭陵的石头使这里成为关中地区最早富起来的村子。后来在政府保护陵山的号召下，水泥厂关闭，昭陵好歹是保住了剩下的身体。不过，人们却很难再见到完整的“昭陵六骏”了——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两骏，一九一四年被盗卖到美国，现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在一九一八年也曾被砸成几块装箱企图外运，幸被拦截，为保安全被迫搬离昭陵，现存于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
难道，我们真的只能眼见这唐皇陵被蚕食成废墟？为什么历经宋元明清的千年风雨，唐皇陵尚能留存，现在却将粉碎？为什么连日本人都会赠巨款修复唐陵，我们自己却为了利益对祖先下如此狠手？
四年之后，包括这五个“北京人”头骨化石在内的全部人类学研究资料，在转移到美国的运送途中，神秘失踪。
如此国宝，何以要转移出国？移送途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谁是最后一个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人？
“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这是一封求助信，信件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写这封信的人是时任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这封信被同时发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信中所提到的“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正是当时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堪称国宝，中国国宝出境，这可是非同小可啊，各方面都不敢贸然行事。然而，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蔓延的硝烟，对于文物的威胁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考虑之后，到一九四一年年底，重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方面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头盖骨化石由美国领事馆安排，带出中国，暂存美国。
想把如此珍贵的文物带出北京，远渡重洋，谁来带？怎么带？这就不能不提到胡承志。一九四一年，胡承志时年二十四岁，是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助手，同时也是专门制作化石模型的技师。当时在转移头盖骨之前，魏敦瑞特别授意胡承志给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制作了相同大小的模型，后来寄去了美国。
现有资料表明，胡承志就是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移前的全部装箱工作，就是由他来亲手完成的。
根据胡承志的回忆，“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楞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
对于头盖骨的丢失，胡承志非常痛心，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在胡承志当年向国民政府提交的这份遗失报告中，他详尽描述了装载化石的经过，包括装化石所用的两只大箱子的形态：二〇〇六年，胡承志向北京周口店遗址工作人员又一次回忆了当时的装箱情况，这位当年的技师还凭记忆画出了清晰的箱子草图。
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这两只箱子会被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义，从前门火车站装车，直发秦皇岛，之后搭载计划于十二月十一日停靠进港的中美间定期航班：“哈里逊总统号”，前往美国。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五日清晨，两只木箱由专人护送，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登上了开赴秦皇岛的专列。八日上午，列车按计划抵达目的地。但“哈里逊总统号”，却根本没能靠港。因为就在这一天，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作为袭击美国战斗的一部分，驻扎华北的日军也迅速地占领了京津和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和设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物资和行李，一并成为了日军的战利品。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不翼而飞！
所有相关人士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落在了日本侵略者手中。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日本人也同样在寻找着这两个箱子。日本，早就对名扬四海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垂涎三尺，据说日本天皇本人就是一位超级的古生物化石迷。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方面就曾经派人到北京打探过相关的情报。
曾经发现过一张秘密草图，在这张图上，不仅列出了和北京人头盖骨有关的关键地点，还分析了头盖骨可能的去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张图上还用英文标出了几个关键人物，其中就包括裴文中和胡承志。这张中英文草图究竟是何人绘制，目前已经不可考，但证据表明当时日本密探就是根据这张草图来搜查“北京人”的去向的。
中国人在找，日本人在找，美国人也在找，自从北京人头盖骨神秘丢失的那一刻起，有关头盖骨下落的线索就层出不穷。每一条线索，都在事件历史的回溯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作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以及保管、丢失事件的重要知情人——裴文中在二战结束后，立刻写出了一份详细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裴文中提供了这些信息：（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北平《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从这些当时的英文报摘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战争中北京人头盖骨的确被带往日本，存放在东京帝国大学，而战后，这些标本已经由日本交给了美国人。各大通讯社发出的言之凿凿的新闻，让人们不难看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北京人头盖骨的确是被日本侵略者劫走了；二、日本方面已经将头盖骨上交盟军。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作为战胜国，中国在战后迅速派出使团赴日本，参与受降等有关事宜，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京，李济见到了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但是，斯脱特司令的回答却使李济十分失望：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根据报端的信息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回答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原本白纸黑字的官方通讯社电讯，到了日本却变成了一团迷雾。这是日本人在捣鬼，还是美国人在掩盖？
从李济向盟军提交调查报告整整两年之后，盟军才给出了回复。
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是二战后归还被侵略国物资的执行部门。在这份发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上，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表示，头盖骨化石并没有在日本被发现。他们同时还表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秦皇岛及其周围驻扎的日本部队的相关资料已经丢失，该部队姓名和现在的地址不详。这样一来，中国方面通过调查驻扎部队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线索，就此中断了。
如果北京人头盖骨没有进入日本本土，莫非，它丢在了中国？
装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上面写着美军军医的名字。
威廉·弗利，二战时期美国的军医，头盖骨出境的押运人，他是整个事件链中最关键的人物。但他在哪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之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皆无。三十年后的一九七一年，一个叫威廉·弗利的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是这样写的：“十二月八日，我在秦皇岛被日军逮捕，一周后被释放回天津租界，之后，我收到了从秦皇岛战俘营寄回的行李，以及应该装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我打开自己的行李，发现被人动过。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第二天，我就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则交给我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人。”
根据弗利的这些线索，天津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询问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所有老职员，得到的回答却惊人的一致：“提箱？什么提箱？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美国军医。”
而至于弗利所提到的那两位朋友，两人的叙述倒是相当吻合：当年，弗利是托付给了他们两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医疗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外加五百美元。绝没有任何和化石乃至骨头相似的东西。在当时不可能互相通气的情况下，两个人叙说一致，可靠性应该不容怀疑，结论是：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北京人”头盖骨。
虽然从弗利的回忆中，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得出的一个推论却令人兴奋。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会不会根本就没去秦皇岛。
这样的推论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在民间早就有过传闻：美国公使馆跟日本人玩了一出“调包计”，表面上，所有的化石被送上专列押往秦皇岛，但暗地里，北京人头盖骨却被秘密送往天津，准备从天津出海。
一九八〇年秋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踏上了中国大地，在北京稍作停留，就直奔天津，因为他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中查到：北京人头盖骨，当年的确曾经在天津的美军兵营中停放过。
四十年过去，天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军营已经成为了医科大学的卫生学校。夏皮罗认为当年有可能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六号楼，在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坍塌，之后被夷为平地改成操场。据陆战队员回忆说，六号楼的地下室是“木板地面”，但是学校负责人介绍，在清理大楼废墟时连地基都挖开了，根本没有木板结构。
天津没有，那北京呢？一旦有了调包计的推论，那各种情况就都有可能。
多年来，学者们寻访过当年设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旧址、协和医院，甚至周口店龙骨山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名当年参加了侵华战争的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出了一段神秘的忏悔：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
老兵不敢讲出自己的名字，只是说他当年是日本“七三一”部队的上尉军医，在中国期间奉命在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军侵占北平不久，就已经截获了“北京人”化石，并决定：将化石继续放在协和医学院保存和进行研究，这位老兵，被指定为护卫保管“北京人”头盖骨的负责人。
老兵说，一九四五年日本失败后，他奉命迅速转移“北京人”，由于形势紧迫，这些东西已经没有运往日本的可能。仓皇之间，老兵决定在北平找一个僻静之处，先将化石掩埋，留待日后再作打算。
据这位老兵讲述，在秋天的一个沉沉黑夜，他把“北京人”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两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二十厘米的树皮。
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勘测定位，在广阔的北京东部，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而且痕迹老旧。中科院立刻动用地理物理研究所的现代科技手段——电震探测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
经过协商，中科院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协议——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上午正式发掘。挖掘过程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围裹起来。但是，挖掘成果令人失望：下挖近三米，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所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一九七二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他向中方提供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阿波丸”号沉没在中国海域的具体方位和装载货物清单。美方还表示，希望和中国政府合作打捞“阿波丸”号。
根据专家对以上情报的考证与推测，已经神秘失踪达六十八年之久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可能就在这艘叫做“阿波丸”的船上！
一九七七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开始打捞“阿波丸”号。只可惜，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潜水员的体能所限，打捞于一九八〇停止。没有发现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任何线索。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前后可能的全部路线图。头盖骨最初从协和医学院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被取出，被装在两个木箱中，送到协和医学院博文办公室，随后被暂存在协和医学院F楼4号保管室，然后被送往美海军陆战队专列离开北京。随后这里的路线就有了分叉，在美国军医弗利一方的线索有三个去向：瑞士人在天津开的仓库；法租界上的巴斯德研究所；或者是弗利的中国朋友处。在另一个分叉上，都和日本人有关，第一个是装有头盖骨的箱子上了日本驳船，之后沉没；第二个是上了日军“阿波丸”号，也随着沉没；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头盖骨现在还藏在日本某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可能性被否定，然而，人们也期待着更多新的可能。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市江宁区民政局当了五年多局长的周久耕，调任区房管局局长。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日，周久耕在媒体发布会上分析了一番房市走向后，抛出惊人之语：“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查处，以防止烂尾楼出现，保持江宁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这番力挺房价的悖论在第二天见报并经网络传播后，大肆流传，在网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日，谴责周久耕的帖子铺天盖地出现在数以千计的大小网站上。舆情直指周久耕违背民意。
平常从不上网、更不会看帖的周久耕，对此却一无所知。直到十三日，他才从有关部门得到消息：他那番言论惹祸上身了！
周久耕并没把网民的言论当回事，在旁人的指点下看了一些网民的评论和谩骂后，他说：“乱哄哄的，别管它。”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传统媒体的介入并和网络互动，周久耕的名字迅速蹿红。众多炮轰者还发明了一个新词：久耕托市。
这时，一篇题为《遍撒英雄帖，追查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的帖子出现在凯迪社区。网友对周久耕的“人肉搜索”由此展开。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许，网友“西方不亮东方亮”发布《腐败不腐败看照片，江宁房管局长抽一千五百元的烟》的帖子，以文字配图的形式证实周久耕所抽的黄盒香烟，正是一千五百元一条的“南京九五之尊”。
十二月十五日，署名“cheyou007”的网友在《周久耕局长抽名烟、戴名表》的网帖里，指认周久耕左手腕上戴的手表也价值不菲。
随着调查的继续，相继又有网友曝出周久耕有多套房产，儿子如何如何，以及妻子曾公开谈论丈夫高档生活品位等“猛料”，周久耕一家都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不少网民据此向南京市有关方面反映，这起网络事件引起了南京市高层的高度关注。
当内幕越来越多地传进周久耕的耳朵时，他急了。他开始恶补上网课，每天下班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帖，他的妻女也时刻关注着网络动向。
据知情人透露，面对难以控制的局面，惶惶不可终日的周久耕曾组织力量到网上打“阻击战”，力求扭转声势，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收效甚微。
十二月二十二日，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在参加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到周久耕：“应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倾听包括网民在内的群众意见，如果网民们对周久耕同志的投诉意见属实，要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朱书记的讲话见报后，让周久耕愈加意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事实上，江宁区纪委在市纪委的组织下，已对周久耕展开了秘密调查。
闻到些许风声后，并不清白的周久耕再也坐不住了，他开始亡羊补牢，全力应对上面的调查。他一方面安排妻子火速退赃，一方面与行贿人订下攻守同盟，以逃避组织的调查。
十二月二十八日，江宁区委对周久耕作出组织处理：鉴于周久耕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并存在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决定免去其江宁区房管局局长职务。
周久耕被免职后，纪委对他的调查并未停止。
在掌握初步线索后，二〇〇九年二月五日，江宁区纪委正式对周久耕进行组织谈话，要求他如实交待自己的问题。
就在当天，纪委办案人员找到了某开发公司董事长王某，希望他配合调查。二月六日，王某主动交待了向周行贿两万元的事实。二月十三日，纪委正式对周久耕立案调查。周久耕迫于压力，交待了他收受他人四十多万元及价值二万八千元劳力士手表一块的事实。
周久耕涉嫌受贿犯罪的事实清晰后，两级纪委决定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三月二十三日，检察院对周久耕立案侦查，将他刑事拘留，四月上旬将其逮捕。因不当言论惹祸上身，成为了阶下囚，周久耕后悔得暗自流泪。
周久耕从公众视线消失后，网上的讨伐却并没有停止。办案人员也继续穷追深挖，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还远不只是抽名烟、戴名表，钱财数额也在不断放大。
检察机关通过调查，查明周久耕在职期间涉嫌的全部犯罪事实，即从二〇〇三年二月至二〇〇八年一月之间，他共接受九人、十一次贿赂，受贿金额达到一百零七万元人民币和十一万元港币。
二〇〇九年八月五日，南京市检察院以受贿罪对周久耕一案，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宣判。周久耕决定放弃上诉。他透露：自己正在写一部小说，内容是反映官场的，已经完成了三万五千字，题目还没有拟定。
一再说没有看过《中国》，不知道具体是怎样，只是听比较左倾的小报说不好。周恩来深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世界，各种思潮都在涌现，出现一些争论，并不奇怪。而且，他也确实不认识安东尼奥尼，不知道他来华后的情况。因此，他要在场参加会见的工作人员查查。此事就过去了。然而，在场的记录人员不是熟手，对周恩来的这些吩咐并没有记录下来，给他后来带来了说不清的麻烦。
根据江青的要求，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电影《中国》联合调查组。周恩来了解到调查组的行动后，感到有必要作些澄清，让办公室向中组部借调来广播局关于《中国》的拍摄档案，发现自已与杨振宁谈话时要求查查的指示没有被记录在案。于是，他叫秘书摘抄了他与杨振宁谈话的有关部分，并在摘录材料前面写道：“我因不识此人，不知此事，故告当时参加谈话者查查，记录非熟手，未记入。供中组部查核此事时参考。”
但是，调查组把周恩来的批件搁置一边，仍然继续追查。调查组在找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谈话时，直接问：安东尼奥尼的摄制组来华，外交部上边是谁批准的？彭华回答：由外交部批准。他们又进一步追问：外交部有那么大的权力吗？有这种规定吗？彭华不语。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个字的责任推卸，就可能给周恩来带来麻烦。
尽管没有找到根据，但是，在当时的巨大政治压力下，调查组仍然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口吻处理此事。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整个报告，有六处提出外交工作的“右倾投降主义”。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