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一九六〇年四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六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一九六一年四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直到一九六五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的例子。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一九六一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录音问题被林彪、江青一伙用作整人的武器，重提“秘密录音”问题并升级为“秘密窃听”。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在这份文件中，关于杨尚昆的主要“错误”第一条就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窃听”一案株连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难以准确统计。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诬陷，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窃听”一案受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杨尚昆也恢复工作。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三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至此，“秘密录音”问题真相大白。
蒋经国觉得并非已意，拒绝签名。后来苏联内务部长和王明商量，同意蒋经国另写一信，蒋经国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国，只含蓄地写上一句：“我没有一天不想吃点久未尝到的家乡小菜。”从莫斯科回到乌拉尔后，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帮他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一个月后，陈的妻子告诉蒋经国，陈甫玉已经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后，蒋经国曾一度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苏联有关方面的结论是：“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在自传中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同月十五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尽管蒋经国痛骂蒋介石，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但是，他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留苏不归，蒋介石还是怀念他的。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蒋介石盼望儿子归来，自是人之常情。但是，此后一段时期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希望很渺茫。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断绝外交关系。
中苏断交，蒋经国归国的希望断绝。此后，苏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达成《伯力协定》，由于协定涉及一些需中央批准的内容，南京中央政府未承认此协定。一九三〇年，宋蔼龄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蒋介石决然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次日，蒋介石、宋美龄陪宋蔼龄拜谒蒋母墓地，再次讨论营救蒋经国回国一事，蒋介石的回答却是“不宜操切”。自然，换取蒋经国归国的问题就无法谈起了。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交换蒋经国的建议，但是，他对蒋经国的思念却有增无减。由于蒋母已去世多年，蒋经国又是蒋母疼爱的长孙。这一段时期，蒋介石对儿子的思念经常和对母亲的思念糅合在一起。如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日记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卒至不顺于亲，不慈于子，至今悔之不及。”同年十二月三日日记云：“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古语云：“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介石是儒学伦理的遵奉者，他担心蒋经国死在异国他乡，将来自己去世后，无颜见双亲。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争取蒋经国归来的机会：宋庆龄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以之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政府允许蒋经国归来。当年十二月十六日蒋介石日记云：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蒋介石当然会想到，对宋庆龄方案的拒绝可能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但他马上又想：古人传世，依靠德行与勋业，不靠子孙。前代史传中有许多圣贤豪杰、忠臣烈士都无后，但其精神事迹都卓绝千秋。与之相比，自己念及“有后”、“无后”一类问题，说明自己志向低鄙。不过，他猜想，俄国人也许还不至于加害经国，自己生前也许见不到儿子，但死后，经国“终必有归乡之一日”。蒋介石就这样心事纷纭，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自白活在世间，伤心之至！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可能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她参与营救，很可能有特殊背景。
蒋介石拒绝宋庆龄的建议，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决反共和倔强一面，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来，也相信能够回来。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八月十五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可见，蒋介石虽然作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对其归来仍抱有希望。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让蒋经国回归。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日记云：“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同年十二月，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末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不过，蒋介石也想到，蒋经国在苏联已经被“赤化”，曾经发表过一份批判自己的激烈声明，即使能够回国，见面时如何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样一想，他就转而安慰自己。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日记云：“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次年十二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将写给宋美龄的遗嘱托宋子文转交。还有一函致经国与纬国：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一世只有宋女士为我唯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唯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如何，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
父。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有资料说，周恩来曾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归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
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
中苏关系改善后，苏方对蒋经国的回国态度也逐渐转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准备回国，通过张冲向蒋介石传达“经国可以回国”，并称：前些时候，蒋经国曾通过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蒋介石得悉后感到安慰，在日记中表示：“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同月，蒋廷黻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启程之前，宋美龄特意告诉蒋廷黻，委员长希望长公子能够回国。到达莫斯科后，蒋廷黻和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商量，请他代为查询蒋经国的下落。史表示很困难，答应试一试。
蒋经国的回国问题终于进入议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围剿，国共双方加紧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蒋经国曾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季米特洛夫决定，叫蒋介石儿子来一趟，然后派他回国。蒋经国到莫斯科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在莫斯科期间，蒋经国先后会见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人。他们对他都很友好。史迪曼尼可夫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领袖蒋总司令对我们是友善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又说：“中苏关系正在日益改善。我们现在对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有很透彻的认识。中国近四五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将来不单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据说，在此期间，蒋经国还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二十五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蒋廷黻随即致电蒋介石报告。当日下午蒋经国离开莫斯科。
蒋介石在三月十七日得到蒋经国即将归国的消息，很高兴。日记云：“十年苦斗，方得国与家渐见光明也。”二十四日，蒋介石举行家宴，自然一片喜庆气氛，但经国、纬国尚远在异国，不能团聚，蒋介石未免感到美中不足。第二天，好消息接踵来到。二十五日，蒋介石接到蒋廷黻大使的莫斯科来电，声称蒋经国当日到使馆叙谈，已有妻与子各一，大约下月即可到达上海。四月六日，蒋介石接到蒋经国从海参崴打来的电报。多年以来，蒋介石、蒋经国之间不通音讯，接到儿子第一通电报，蒋介石自然感到安慰。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再接蒋经国电，声称已自海参崴乘船回国，更觉高兴。
随着父子相聚日期的临近，蒋介石心中开始密布愁云。四月十三日日记云：“教子不慎，自坏家风，可痛可悲也。纬儿决不如此也。”四月十八日，蒋经国到达杭州。怎样和这个“赤化”了的、在苏联报纸上骂过自己的儿子见面，蒋介石不无踌躇。日记云：“家事愁闷，不可言喻。”第二天，蒋介石才决心和蒋经国一家相见。日记云：“下午见经国，以昨日到杭，不愿即见也。”二十日，蒋介石又烦恼了一天，以后才慢慢缓解下来。月底，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经儿由俄归家，一别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为异，而对先妣之灵可以告慰。”他终于放下了无以对母亲，也无以对祖宗的沉重思想负担。
政治生涯其实都是在崇扬和推进罗斯福式的民主党政策。
小亚瑟·施莱辛格留下了六千余页的日记，现在他的儿子选出其中的六分之一左右的内容发表了。在这些日记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历史学家对当代政治的直接观察和感想。
就像后来的登月探险一样，巴拿马运河的建成是二十世纪早期美国的骄傲，向全世界显示了美国无与伦比的科技水平和组织大规模工程的能力。运河的建成也正好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同步，成为美国走向世界的一个象征。
但是，过去的史书在描写运河建设的成功故事时，往往只注重于讲述工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们取得的惊人成就，他们如何消灭了黄热病，如何削平了整座整座的山峰，如何建造了使船只升降的巨大机械，如何最终不超出预算还提前完工。然而史家常常忽视了那些在巴拿马运河工地上干体力活的工人们的实际生活。当然，运河建设的时候，美国早就告别了奴隶制度，在工地上没有一个奴隶工，所有的劳工都是自愿签约的雇工。历史上大工程的工地里常见的暴力、奴役、草菅人命等现象是没有的，一切都按照当时的劳动法规和市场原则井井有条地组织起来的，美国的国会议员也不时来视察，看看有什么违规的地方。
不过，实际的劳工状况也并不像当时的报刊报道的那么好。在建造运河的十年中，六万多名劳工中的大部分都不是美国人，他们大多来自加勒比地区，主要来自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其他也有从亚洲和欧洲来的工人。当时巴拿马城里五方杂处，中国人的小店和意大利的铺子并排开着，路上则有印度人赶着牛车，他们都是冲着巴拿马运河工程从世界各地聚集来的，期待着能够赚到别处赚不到的高工资。然而，实际上能够得到高薪报酬的只有美国的白人职工，运河工地上操作蒸汽运石机的白人技工每月工资二百美元，在当时是惊人的高收入，并且还是以金币支付。但是外籍工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工资低得多，且是以银币支付。最可怕的是工地上工伤频繁，因坍方和爆炸而死伤的工人不计其数，公司有一种专门的黑信封，用来向死亡的家属通报噩耗。
今天的历史学家提醒读者，在赞叹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奇迹时，不要忘了那些为这个工程付出血汗的普通工友们。
智商是一个很能引起争议的题目，因为智商测验以客观的和科学的方法鉴定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多年以前，两个美国心理学家发表了一部题为《钟型曲线》的著作，以大量的测试数据证明，智商的高下是和种族有关的，智商最高的是欧洲裔犹太人，其次是亚洲人，后边是白人，智商最低的是黑人。这部著作因为其结论有种族主义的嫌疑，在美国学术界和公共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批评者都针对智商测试的方法提出疑问，认为心理学家们使用的智商测试题本身就有文化偏向，因此是不科学的。
《如何变得聪明》一书的作者从另一个方向来提出质疑。智商测试的结果之所以会导致种族主义的结论，那是因为一般都认为智商是由人的基因决定的，而基因是遗传的，无法改变的，所以带着低智商的基因的种族就注定愚蠢。作者打破了这个成见，他承认智商测试的科学性，但是他以数据来说明，智力并不是由人的基因决定的，更多是由环境和教育来塑造成的。双胞胎孩子如果由不同的家庭领养，在不同的环境里成长，他们的智商会变得不同。还有，经过这么多年的共同生活，美国黑人身上大多混有欧洲白人的基因，其比例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八十不等，但是没有任何测试数据显示，拥有高比例白人基因的黑人的智商更高。
作者还纠正了《钟型曲线》中的一些结果，根据他更严谨的分析和比较，亚洲裔人口的平均智商并不比欧洲裔人口的智商高，甚至还略低一些，而欧洲裔犹太人的高智商并不是由遗传决定的。
作者相信，经过合适的早期教育，所有人的智商都能达到一百一十五。在普遍达到这个水平之后，人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是否能坚毅刻苦地工作这样的德性因素了。
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他们最先着手干的一件事是攫取财富。外有强敌内有叛乱，加上濒临崩溃的国内经济，使新政权急切地需要钱；本来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就是“剥夺剥夺者”，所以获取钱财的最直接方便的途径就是从富人那里夺钱。他们首先的目标是银行，方法很简单，把银行金库保险箱的租用者都叫来，命令他们打开箱子，然后取走里面的东西：钞票、债券、金银等。有钱人的住宅是另外一个目标，毫不客气地闯进去把里面的艺术品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拿走。教堂的财宝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洗劫各地的教堂大大地充实了革命政权的金库。当然，最大一笔的财富来自于沙俄的国库，沙俄帝国虽然虚弱，但是还是拥有巨大的黄金储备，可是一开始布尔什维克人没法拿到这些宝贵的金砖金条，因为银行工人罢工，拒绝给布尔什维克搬运金子。
当布尔什维克人最后搞跨了银行工人的罢工得到了国库里的金子后，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如何将金子换成钱来买他们急需的武器装备。当时西方封锁俄罗斯的红色政权，西方的各个金融中心都禁止交易俄罗斯金子，而来自俄国国库的金砖金条上都铸着沙皇的印记，很难将它们冒充普通的金砖来销售。
但是西方不是铁板一块，西方政府在执行封锁苏维埃的政策时也不是一心一意的。不久，布尔什维克政府就找到了瑞典的代理商来代他们卖黄金，后来爱沙尼亚第一个承认了苏联，给布尔什维克人出卖黄金打开了一条途径，源源不断的俄罗斯黄金马上涌向了爱沙尼亚首都塔林。
西方政府常常会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政治目的。英国牵头的对苏维埃政权的封锁没能持久，不久，英国政府宣布他们不会延长对苏联的海上封锁，随后，开始了英苏的贸易谈判，同时，在苏联内战最紧要的时候，英国的劳合·乔治政府结束了英国对苏联内战的干涉，使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白军失去了英国的支持。
这样，靠着没收来的金银财宝，布尔什维克政权终于站稳了脚跟。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发展和大河紧密相关，伟大文明常常由大河塑成。其实在海洋中也有大河，那就是海流，这些海流对人类文明的走向也有非常重大的关系。最著名最重要的海流就是墨西哥湾流，这个浩大的海流从墨西哥湾流出，沿北美洲东岸自西南向东北流动。这股巨大的海流，宽达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公里，比全世界所有的河流的流量加起来还要大上一百倍。它以每小时四海里的速度，将墨西哥湾的温暖海水带到北半球。它运送的热量比全人类消耗的能量要多一百倍。
毫无疑问，这样一股庞大的海流必定对世界的气候和文明起着重大的作用，它对整个北大西洋地区的气候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它使高纬度的欧洲的气候温暖而湿润，迥异于同纬度的亚洲地区；它运送的热量和营养物使北大西洋成为富饶的渔场；它的流动和伴随它的风向决定了欧美两个大陆间的航运和贸易的走向。总而言之，欧洲和北美这个人类文明的中心地区是在湾流的影响下形成的。
欧洲的探险家们最早是在一五一三年发现湾流的，一六〇六年史密斯上尉驾船从英国出发去美洲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时走的就不是向北的直线，而是从南边绕过去，距离是更长了，但是借用湾流的力量而更快地到达北美。美国的国父富兰克林制作了最早的湾流海图之一，按照湾流的走向能大大缩短从英国到北美殖民地的航路。
湾流的成因一直是科学家们研究的课题。过去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是定向的季风推动了湾流，另一派认为是海水比重的不同造成湾流的流动。现在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两个观点都对，湾流上层的海水是由风吹动的，深层的海水则是因为比重不同而流动的。
因为湾流对地球气候的巨大影响，科学家们非常注重对它的研究。他们担忧，因为地球变暖，高纬度地区降雨量的变化会导致海水含盐量的变化，从而造成海水比重的变化而影响湾流的流动，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将对整个北大西洋的气候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郎曼出版社这个品牌是我国的读者非常熟悉的，几乎没人没用过它出版的英语学习的工具书。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老牌出版社的历史，许多人以为它只是一个专门出版语言教育类实用书籍的出版社。实际上郎曼出版社历史非常悠久，它创办于一七二四年，那时中国清朝的雍正皇帝还刚刚在北京登基。中国没有一家文化机构有像它这样长的历史。
郎曼在其创立的早期专长于神学和科学类书籍，后来开始出版古典作品和包括约翰逊博士的词典在内的经典参考书。到了英国文学的浪漫时期，郎曼也迎来了它的发展的黄金时代，使它成为一家以出版文学作品著称的出版社。它的历史也由此和英国文学的发展密切相联，英国文学史上许多伟大作品都是通过郎曼而问世的。华兹华斯的脍炙人口的《抒情歌谣集》就是在郎曼出版的，以后郎曼和作者华兹华斯维持了三十年的合作。小说家司各特的作品也是朗曼出版的，司各特对朗曼的服务非常满意。整个维多利亚时期里朗曼出版社的作者名单包括了畅销的历史学家麦考莱、小说家科南道尔和史蒂文森等，可以说朗曼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的足迹已经使它不朽了。
文学出版的成功能带来辉煌的名声，但是郎曼在商业上的成功实际上靠的是家庭常备的工具书，给郎曼赢得可观利润的是像《案头百科全书》、《同义词库》这样的长销书。后来郎曼出版的教科书和参考书越来越有名，销路也越来越广。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出版界变得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竞争更加激烈，经营风险更大，合并和收购成了出版业的常规。老牌名社郎曼也没能逃脱没顶的风浪。一九六八年郎曼集团被皮尔逊公司所收购，一九九四年郎曼公司最终停止了经营，尽管郎曼现在还是它的母公司的一个品牌，印着读者熟悉的郎曼的帆船图标的书还在继续出版，作为一家企业，郎曼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九一一”以后，布什总统宣布向恐怖主义开战，随后有了两场海外战争，全世界的媒体都高度注意着总统的一个个耸人听闻的反恐举措。然而，对于遭受了“九一一”灾难的纽约人民来说，实实在在地保护他们不再受恐怖分子攻击的是纽约警察局。
纽约警察局的局长凯利是这场反恐战争的真正英雄，他的家就在被摧毁的世贸中心的那个街区里，因此对恐怖主义有切肤之痛。“九一一”的攻击使他明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都是靠不住的。保护纽约还得靠纽约人自己。他马上开始着手组织队伍，纽约警察局的反恐处原来只有二十五名警察，现在扩展到了一千多人。反恐斗争的关键是情报，所以他把中央情报局和绿色贝雷帽部队里原来负责秘密行动的两名前高级负责人都雇来当他的副手，加强情报的收集，以预防恐怖活动的发生。
纽约警察局不是个联邦机构，所以它的行动不受联邦法规的限制，有更大的自由度。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如果要招募人员，必须要进行非常严格的安全审查。但是纽约警察局则不必管那么多。只要它认为是有用的人，都可以雇。反恐情报最需要懂阿拉伯语的人，联邦调查局选来选去，总共才雇到三十五名多少懂一点阿拉伯语的特工，而凯利在纽约居民中就雇到了比这多两倍的能说流利阿拉伯语的特工。
凯利的情报工作和预防措施有了结果，最有名的是他的反恐警察破获了一个炸纽约地铁站的阴谋，以及在二〇〇四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抓获了两个意图破坏的嫌疑犯。当然，他的反恐工作的成绩的最好证明是这样一个事实：自“九一一”以后，纽约再也没有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凯利实现了他的诺言，纽约现在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新大陆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闻所未闻的动植物在新旧大陆之间传播，土豆、番茄、花生等植物来到了旧大陆，成了我们现在每天不可缺少的日常食物，猪马牛被带到新大陆繁殖，改变了那里的生态和经济结构。在引入旧大陆的那些新食物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种，一种是烟草，一种是巧克力，因为这两样东西既不是主食也不能当副食，它们的服用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有关系。
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很早就对美洲印地安人吸食烟草和吃巧克力的习俗大感好奇。美洲印地安人一般都是闻、嚼和吸烟草，巧克力则都是当饮料喝的。他们很知道烟草和巧克力对人的精神所起的作用，因此在像定婚、结婚、谈判、会议等重要场合上，吸食烟草和吃巧克力是不可少的一项仪式。也是由于烟草和巧克力能给人提神，带来欢快的感觉，印地安人赋予这两种东西以神秘的内涵。欧洲人特别是西班牙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们的结论是，烟草是魔鬼给的，而巧克力则只是野蛮人的一种令人恶心的饮料，或者说是一种堕落的文明的奢侈的酒。随着欧洲移民渐渐地融入美洲的社会生活，许多白人也开始在他们的仪式中使用烟草和巧克力。另一方面，随着基督教在美洲的传播，印地安人也在基督教堂里以巧克力代替酒来做弥撒。两种文化开始互相渗透，烟草和巧克力的享用成了这种渗透的纽带。
不久，烟草和巧克力被带到了欧洲本土，欧洲人几乎是一下子就迷恋上了烟草和巧克力，这两种并不能当饭吃的东西在旧大陆传播得非常迅速。据一位当时人的记载，十七世纪时马德里几乎没有人没尝过烟草，到了十八世纪初，欧洲每人平均每年要消费一磅的烟草。而巧克力也成为欧洲人在见面会友和正式聚会时献给贵宾的体面礼品。例如，当某人从王室那里获得爵士称号时，朋友们会送他一磅巧克力以表祝贺。
尽管都是从美洲印地安人那里学来的，烟草和巧克力在欧洲白人的想象世界里的地位总是不一样。烟草一直是和种种罪恶联系着，烟草被认为能够用来施行巫术，是和魔鬼结盟的媒介等等。现在西方人的禁烟运动势如破竹，而巧克力则是人见人爱的高雅小点心。
丈深壑。这时年轻人和我赶紧上前拉住他，他自己却一点不在意，心里想的只是如何画，把我们紧张得面色苍白，半晌回不过神来。
张仃工作节奏之快，工作量之大，吃苦耐劳的能力，连同行的年轻人都跟不上。有一次住在山上，住宿及饮食条件极糟，张仃只顾作画，对此毫不在意，到后来，随同他去的岳老师对我说：“老院长的这种工作节奏，我实在受不了啦，这儿的伙食，我也实在受不了啦！咱们下山吧。”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张仃，他加快进度又坚持画了两天，才怏怏地下山。
那一年冬天在无定河、太白山写生。三九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张仃还是坚持作画，我把所带的衣物、毛巾、塑料袋全部套在他身上、头上。实在冻得不行，他就站起来，原地跑几步，接着再画，硬是画完。当时张仃已经发烧，后来就住进了医院。
每次采风归来，回到家里，张仃日夜被画的构思困扰，好像魂不附体。早上一睁开眼，便告诉我昨夜梦中所思所画。清晨四点，他就起床作画，六点左右我醒后，只见他已画成一幅斗方山火，挂起来与我一同欣赏，分析成败得失之处，找补之后，挂起来再看，继续挑毛病，总结经验。张仃作画，经常三九天汗流浃背，要我用毛巾为他擦，饿了，就自己到厨房随便抓起冷馒头啃几口，再继续画。
每次作画，他都像一个生手，仿佛是一个不会画画的儿童，我从未见过他摆出一副熟练的作画人行家里手的架势。我想，这是他作画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张仃有一特殊之处：若听到有人言说不洁之事或人及物，或他看见这些，或见到违背美之法则的人、事、物，他会恶心地呕吐。一般情形之下，这只是理性认识与反应，而张仃则是从理性到感性及至生理反应。比如“文革”时一片红海洋，张仃对此反应强烈到不止于呕吐，他受这种刺激而厌恶一切色彩，以致家中有点颜色的被子都须反过来，否则便难过到无法忍受。由是引起他作画只用墨，在玄与素中得到宁静，从而成就一种新的画种，强劲高雅的纯焦墨山水。再比如有一次住院，清晨醒来，见到床边小柜上一个热水瓶，瓶身为猪肝色底子上几大朵灰色牡丹，便受到刺激而失火似的大喊：“快！快拿走！”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忽然收笔停止作画，任别人怎样劝说也不为所动。这固然由于他患脑瘤，大夫不让他去医疗条件不好的地方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出去写生有关。然而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研究张仃二十余年的学者李兆忠认为：张仃停止作画，乃是由于他对造化及艺术的敬畏之心超常，不身临其境，并且不到激动不已的状态，他绝不动笔。这个分析我以为符合张仃的实际状况。
张仃对任何人的艺术创造才能，都抱热情赞赏、肯定的态度，叹赏之声溢于言表，无论该人是成人、孩子、名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艺人，而从不漠视、忽视甚或回避与抹杀别人的成就和优点。他总是胸怀坦荡，鼓励别人的艺术探索。有时朋友也会善意地劝他：不要在无意间由于他的热情夸奖而使青少年起了自满情绪。然而他的热情是发自内心的，按捺不住的。这一点许多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说明了他天真坦荡的赤子之心。
张仃有过三次与土地亲密的接触。第一次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给张仃指出两个去向：一、香港，二、延安，张仃选择后者，还领受了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带着艾青、罗烽到延安。由国统区进入边区，一踏上边界土地，喜不自胜，不由自主，躺倒在黄土地打了一个滚儿。第二次，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看见故宫的太和殿，被宏伟完美的古代艺术创造惊艳，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第三次，一九八四年离休报告终于获得批准，身心轻松，从此可以画画了，兴奋难耐，回到家一进门，就倒向地上打了个滚儿。是否可以说，这三次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一为理想；二为艺术；三为自由。
我们的日常生活，围绕着艺术的轴心。每天早餐后，不用说什么，各就各位，基本上是我在协助张仃。工作完毕，我收拾事务，他看美术方面的书籍或阅读鲁迅。下午照旧工作、阅读。晚上看新闻，偶尔他看抗日题材的影视片，聊天。一天中如有空余，他还为我设计服装式样、画图。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对于我，你就是我自己！”或者看着我说：“到现在了，你还是那个光长个儿不长心的姑娘。”二〇〇八年我因劳累过度而摔倒，住进医院，他在一幅书法上写下：“与诗人灰娃共白头。”
张仃一直有个家园梦。城中我们的屋子虽小，可总算是家。然而却缺少了最最重要的——园。对于我们，园比屋更重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始，这个梦就在我们面前显形，朱乃正等朋友在京郊门头沟林区觅得一处地方，可以盖房。张仃跑去一看，很喜欢那个地方，决意在那里实现自己的生之梦。
可是家园梦好做，实现起来却相当艰难。当时我们拿出全部积蓄五万元，筑好了墙及部分屋顶，钱就用完了。没有了钱，自然就不能继续筑房。原以为五万元够多了，其实连零头都不够。没钱，寸步难行，我们决定卖掉，可这半成品房子，扔在山坡上，三年无人问津。这时南方有位发了财的农民，得知我们的困境，托人与我们商量：“张老先生不是没有钱吗？没关系，我不要现金。他在美院工作，一定有字、画，他给我书、画，我负责把房盖成。”然而好事多磨，房子筑成了，我们一看，像泄了气的气球：整个一栋我国五十年代的集体宿舍，令人大失所望！
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时年轻人龚田夫先生出来帮助我们。他问张仃：“张老，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张仃就告诉他不愿住的几种房子：一、宫廷式；二、地主式；三、资本家式；四、官僚式；五、中产阶级式。排除那些之后，张仃明确表示要北欧民间风格的，因为北欧寒冷，建筑厚实，张仃喜欢厚重的东西；民间就是农舍式的，是张仃一贯的审美趣味。张仃又补充道，他的房子是用来居住、工作、思考，接待朋友的，而不是向人夸耀的；还要求完工时做旧，以增加沉着的气息。后来又费了很多事改造院子，将水泥方块地改为不规则石材形的，留出缝填土植草，又将所有的书柜、门、栏杆、台阶加以改造，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差强人意。园子本来很大，由于我们年老天真，不知道时代变了，未能加以看管，结果被前后两家强占去许多土地。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努力，对园子作了精心设计。
首先，总体设计不是花园，而是森林包围着石头房子，留出一条弯弯的小路。修建房子时遗下许多废石料，又是清除工作，然后填土，才能种植。还在建房时就栽种许多蔷薇，以便长成绕在栏杆成为护栏。树种以银杏为主，以使秋季金色满园。其次炬树、爬山虎，秋季火红。再其次一行白杨、一些鸭掌枫、法国梧桐、紫叶李、碧桃、海棠、金银木等高大树种，也考虑到其叶子形状，以使视觉丰富，锦绣般绚烂多姿。再次是中层，种植中国玫瑰、丁香、月季、紫薇、珍珠梅。尤其中国玫瑰遍植园中，其花色含蓄，香味幽馨。再下来，土地上遍撒三叶草、半夏种子。如此一来，整个园子成为立体的绿色空间，上有耸拔高挺的大树树冠；中层则白、红、粉、紫鲜花亮丽；下面，地面上绿茸茸浓密绿茵覆盖，这里那里半夏兰色小蝴蝶似的小兰花开在枝顶，明艳抢眼。九十月到来，满园一片金色海洋与火红交相辉映，斑斓多姿。
如今，整个园子早已树木参天，蓊郁 荫深。烟花时节，高高的绿荫下，鲜花次第开放，阳光射下来，光亮处处晃动。惊蛰一过，满山桃花放芯亮相，粉色烟岚四面山上升腾。连翘也冒寒在冷风中展姿，明亮的花朵在园的一角远远地，像小灯一盏盏放着光焰。而白玉兰还在严冬便已孕育花朵，花蕾在枝头随风摇曳。清明谷雨时节，张开花冠，恰似一群白鸽展翅，矫健欲飞衬着蓝天，大放异彩。
一天傍晚，张仃望见树上有一个鸟窝，问我：“咦，昨天还没有，今天怎么就有了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许是昨天夜里我们睡着了，鸟儿悄悄做的。”我说兴许是吧。第二天一大早，张仃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们拉着手去了，那里有山有水，河边林间有一个很大的鸟窝。我还问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大鸟窝里住下了。”此后我们就把这一个家园叫作“大鸟窝”。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
张仃在这个“大鸟窝”住了近十年。前几年他总是带着手杖，早餐过后出门，一直走到山下湖旁，然后再踅回，一路散步回家。后来他更老了，每天只在园子里走走，听听鸟鸣，听风听雷、听雨雪声，看着月牙儿从对面山头升起。如今他已耳背，只坐在绿荫掩映的二楼大露台上饮茶、读书、看着天上游走的白云，看着被大风卷起翻起的树叶……张仃一生爱山，倦鸟归林的晚年，能在这里度过，是他的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