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断言一九九九年由《萌芽》杂志社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与中学语文教育大讨论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无可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新概念”命名作文大赛即足以看出这一赛事其来有自。而更加引人瞩目的，是该比赛联合了国内多所高校，声称在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的高三学生，将有可能免试入学，这其中包括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这样的嘉奖方式，无疑是从体制内部打开了一个缺口，较之语文教育大讨论的纸上谈兵，它所提供的可能性虽然范围狭小、竞争激烈而且不具备标准化的规范，但仍富有真正的革命意义。但是同时，如此巨大的功利性诱惑又从一开始就使这场比赛显得不那么纯粹。从这场比赛造成的重大影响来看，说这一赛事真正开启了“八〇后”的写作绝不过分，则这样一场标志性赛事之不纯粹，或许也在某种意义上前定了“八〇后”写作的种种特质。
《萌芽》杂志在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前并不为许多青少年所注意。从获奖者名单上亦可看出，第一届参赛者多来自消息灵通的大城市，尤以上海周边为主。这就使得这一批写作者除了校园经验之外，更携带一种现代都市意识。这种在现代都市情境之下的孤独者的内心，构成新概念作文大赛所开启的“八〇后”写作的第一个特质。
对于第一届比赛的获奖者，父辈的文学界无疑怀有相当宽容和赞许的态度。一些作者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受到主流文学选刊的关注。大家无不惊呼，原来在中学生当中有这样强大的文学潜力，原来跳出了课堂作文的限制，孩子们能够信笔写出如此丰富的世界。前辈肯定的声音，其意义绝非只是鼓励而已，更为这一批写作提供了合法性的权威证明，因此或多或少具有审美引导的价值。毫不夸张地说，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创了一代文风，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小的文学传统。后来的“八〇后”写作，无论锐意追随市场还是自以为坚持纯文学，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该比赛形成某种文学风格的影响。文学趣味上对于实在经验的疏离，和对于文体形式上雕琢和创新的迷恋，从这时就显露出端倪。但与其将这样的结果看做是大赛造成的“八〇后”写作的第二个特质，我更愿意说，因为前辈的宽纵，使得这年轻一代的写作和传统主流文学界之间在文学理解上不断形成差异和进行互动，从而持续补充文学资源和规范，塑造和矫正其文学趣味的模式，乃是更重要的特质。
时隔十年回首前尘，很多人都已经隐没在时代的声音底下，不再引人注目。但是对于曾经从一九九九年走过，并且为第一届的作品打动过的“八〇后”来说，一些名字应该仍然记忆犹新。第一届的参赛作品还看不出后来潜在的趋同性，因此在风格上五花八门，差异极大。当年的参赛者绝不都是偏好风月的文艺青年，亦不乏学校里的乖学生。首届作品中最为我喜爱的，并非后来暴得大名的韩寒的文章，而是陈佳勇的《来自沈庄的报告》和李俊的《蓝色的大海的梦》。前者讲述沈庄在时代沧桑中的世事变换，在从容的抒情当中带有出色的历史感，平淡中有蕴藉；后者讲述一艘自欧洲去美洲的客船，始终无法抵达目的地，甚至在该是美洲腹地的方位上，四周仍是苍茫的大海，由是引发船上游客对于世界和知识的怀疑，深具现代小说神韵。陈佳勇后来因获一等奖，被北京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而李俊仅获二等奖，凭借自己的实力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二〇〇二年我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时，陈佳勇是中文系学生会主席，不但学业有成，而且处事沉稳；而李俊化名宝树，在北大BBS的学术版面相当活跃，已是北大的学术名人，在人文社科学生当中很有号召力。这两人在首届参赛者当中相当主流和正面，但如今已少人知晓。真正在第一届一战成名的，是以七门功课挂红灯著称的韩寒。其实新概念作文大赛与中学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内在关联，即已经决定，大赛和大众更愿关注的对象或许恰恰是在体制当中遭到压抑的偏才少年。因此，偏离主流与体制，强调个性的边缘文化认同，就成为由新概念作文大赛所开启的“八〇后”写作的第三个特质。后来西安《美文》杂志社携贾平凹的盛名，举办“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以重金为噱头，希望找到既富文学才华，又功课特异的文学之星，显然是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与“新概念”构成对话，矫正对于文学偏才的突出强调。但《美文》所办之比赛难敌“新概念”的盛名也是意料之中，除“新概念”已占先机的因素之外，更因为反抗性的边缘英雄总比四平八稳的标准好人富有吸引力，边缘与中心的关系有时候是相当吊诡的。而更重要的因素或许在于，“八〇后”一代本就是藐视中心与权威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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