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最大的赢家，显然是桀骜不驯的上海少年韩寒。在比赛当中，他的故事即被反复讲述：先是杂志社认为他的文章太过老辣，有代笔之嫌而产生争执；后是因为复试通知迟至，导致韩寒未能如期参加决赛，而《萌芽》杂志社因为惜才，单独为他加试一场。韩寒一篇《杯中窥人》，从一张白纸缓慢地浸入水中，联系人的一生，从干干净净到逐渐被社会浸染，受到评委的交口称赞，获得大奖。不知他当年写作此文的时候，是否亦曾预想到自己的未来，白纸入水隐喻了普遍的人生，大概也包括他的成名与成长吧？！
赛后第二年的五月，韩寒的首部长篇小说《三重门》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立刻引起轰动，说洛阳纸贵亦不过分。韩寒的势头立刻超过前辈郁秀，成为最璀璨的少年明星。而使他成为一时热点现象的，还并不仅仅是他的文学才华，更是他七门挂红灯的学习成绩。对于当时如火如荼的中学语文教育大讨论来说，七门挂红灯却写出了一本被比作钱锺书第二的长篇小说的高中退学生，无疑是最好的案例。何况韩寒在媒体面前富有个性的表现，是那么符合一个叛逆者的形象。而这样的形象不但对于一般的社会讨论具有新闻价值，且对校园里的中学生产生了极大的魅力。不但大量成绩不如意而愤世嫉俗的孩子将之引为代言自我的偶像，正处青春期的所谓“好学生”又何尝没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更兼韩寒帅气的外表，格外符合那个年代关于“酷”的审美。
当时针对中学语文教育之僵硬而频频进言，希望更多的韩寒不要被埋没的人们，大概还未及想到可能的结果，韩寒在年轻人当中的影响力就迅速被敏锐的市场捕获，将之置身于一场造星运动当中。而一旦被大众传媒和出版产业神化为新一代的文学明星，文学就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其实读过《三重门》便知，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这部小说实在难称佳作：情节粗疏缺乏经营，人物淡泊虚假，缺乏基本的说服力。而唯一令读者产生阅读快感的，乃是小说中大量铺排的议论性文字，其酣畅淋漓的确堪比钱锺书的《围城》。而有论者称，与其说《三重门》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本格言集，亦确是中肯的评价。韩寒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他对于发表意见的热衷，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犀利痛快的语言风格，都表明他更加擅长于议论说理的杂文而非描写叙事的小说，更适宜于成为一个意见领袖，而未必是文学从业者。韩寒本人也曾说过，文学并非他第一想要从事的事业。
哪个时代其实都不乏少年成名的才子佳人，而这个时代似乎格外热闹。韩寒的成名无疑更加鼓荡了一批文学青少年的热情，更鼓荡起了躁动不安蓄势待发的出版市场。一时间少年写作的出版成为流行，或自费或盈利的少年写作充斥书摊，而一直到郭敬明的《幻城》出版，才迎来第二个真正的神话。
与韩寒犀利老辣的文风不同，郭敬明的文字风格是甜腻繁重的。而在优美的文字包裹下的少年忧郁情怀，恰恰投合了初中生群体的审美心理。与韩寒总是有意无意表现出的愤世嫉俗和犀利尖锐不同，郭敬明从来不和这个世界拧着来，他非常清楚读者想要的是什么，主流社会想要的是什么。与韩寒登高一呼的孤胆英雄形象不同，郭敬明可能才最为了解“明星”这个身份需要些什么，他会对媒体微笑，向读者示好，会花费心思化妆，甚至不惜迟到，只是因为他明白，比起文字，他明星般的形象更加重要，更能够保证市场。
时至今日，自己开设公司的郭敬明已经成为中国出版市场的票房保证，还被国营的出版社聘为副总。不但他本人的书几乎一出版就能够攀上图书畅销榜，而且他旗下公司也拥有众多畅销写手，而他还在不断打造畅销新星，他主编的《最小说》已经占去青春文学出版的三成份额……显然，将其仅仅看作是一个写手是不恰当的，他更重要的身份乃是商人。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写作，郭敬明就很清楚自己的读者群和市场在哪里。当初《幻城》甫一出版，就有人指出该书情节与日本漫画《圣传》严重雷同。郭敬明不仅不引以为戒，后来有人揭发，他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也系抄袭，并把他告上法庭。然而，狂热的粉丝在网络上大力声援，称“即使小四抄袭我们也爱他”或“虽然我们小四是抄袭，但是抄得比你的好看”……真是匪夷所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而言，抄袭是莫大的禁忌，可是，如今这些作者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作者，读者亦非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了，他们只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是大众偶像的追随者。而我们谈论郭敬明及其作品的时候，就显然不便再以传统文学的眼光去审视，而更应该关注，究竟是何种因素造成了他的畅销？而其作品中造成其畅销的各元素，又如何症候性地呈现出这个时代和这一代人的面影？
张悦然可算是和韩寒、郭敬明并立的第三位“八〇后”明星，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周年时就邀请了这三位嘉宾参加，但是她始终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不如韩、郭那样大红大紫。作为唯一的女性，她对于女性心理的那种残忍的甚至可称是变态式的探索和书写，深得中学文艺女青年的热爱，而她如今主持编辑出版的《鲤》系列，据说也取代郭敬明的《最小说》，成为中学当中对文学有所热爱的女生必读。不得不承认，张悦然的家庭环境，对于她纯正丰厚的文学素养的积淀和进入主流文学界关注视野，或多或少起到一定的助力作用。因此和郭敬明比较纯粹地致力于市场化写作不同，张悦然的文学创作往往既得到市场的肯定，又受到主流文学期刊的青睐。如她的《誓鸟》等作品，就先由《收获》发表，再由出版社推向市场，完全是纯文学作家的做法。而她本人也屡屡表示向严肃的文学追求靠拢。她的这种暧昧性，或许恰恰回应了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启的“八〇后”写作与传统文学写作的复杂关系。“八〇后”如何看待自己与传统、边缘与中心的关系？而所谓的主流文学界内部，又如何看待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受众流失和大众文化的风起云涌？两相对照，各自的心态都颇可玩味。
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是“八〇后”作者当中胜出的佼佼者，他们的明星光彩，几乎掩盖了这整整一代的创作者。或许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一个比赛和三个人，就是这一代人的文学标志。然而被掩盖的那些人呢？文学一旦明星化，更普遍意义上的文学生态就难免遭到破坏，这种破坏不是表现在大多数的失语沉默，更表现在沉默的大多数对于扬名立万的狂热追求。我始终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都不应该成为被狂热追求的核心价值。如果文学遭到了过多的追捧，那么不是这个时代有问题，就是文学有问题——历史似乎已经向我们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而我担心的是，如今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
喧嚣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