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非子
酷刑，培养着淫毒的看客——这也是“中国文化”。
二〇〇五年深秋，我有幸和吴敬琏先生单独见过一面，虽则前后不过几分钟，但我一直有意写篇小文，且自以为也是有得一写的。毕竟，自柳红的《吴敬琏》评传问世后，我一直关注着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写。
二〇一〇年元月，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出版。在该书《缘起》中作者写道：“这一本《吴敬琏传》的‘母本’，是我对吴敬琏老师的一次长篇口述史专访……对吴敬琏的访谈前后进行了六次，每次三个多小时……”粗粗一算，既然约二十小时的访谈便能成就一部二十多万字的传记，那么我与吴老几分钟的会面，折算下来应该也是可以写篇千字小文的。当时心中一笑，但终究还是没有写。
后来才知，我那“粗粗一算”是个“误解”。
二月八日，柳红在《经济观察报》发表《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对《吴敬琏传》提出批评，第一个问题便是：“写一本传记至少要花多少时间？”三月一日，吴晓波以“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以下简称“必不能接受”）为题作出回应，称：“柳红对我在前言中所谓的‘六天、二十小时’非常不以为然，她——包括很多人以为，我就靠这二十个小时写成《吴敬琏传》的。这恐怕是一个误解。”
吴晓波是独特的，在“必不能接受”一文中，他就柳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写道：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一是，一本书的写作时间需要多久，二是，一本书的整个准备及创作时间需要多久。关于第一点，我必须承认的是，在过去十年中，我写的每一本书……所有的写作时间都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我习惯于准备好所有的材料，然后以每天创作数千到一万字左右的进度，一口气完成一部作品。所以，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
在财经写作领域，这也并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美国的彼得·德鲁克一辈子写了九十四部作品，日本的大前研一从一九九〇年至今，共出版了将近三十部作品……
以年遭遇宋江
朱健均
一部的速度和节奏出版作品、传播思想，是很多职业型专家的惯例……而遭遇宋江，纯属偶然。书本中者如此，“现实”中者亦如此。
先说书本中宋江。民国时期学制，小学分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两年）。初小进高小须经正规入学考试，殊非容易。我自幼读书不用功，四年初小换了三个学校，成绩中下，居然顺利过关。家长大喜，赏银洋一元。弄不清其价值，不知道怎么用。办完入学手续回家路上，莫名其妙地走进县城中唯一书店。东瞧西望，眼界大开，但认不得几个书名。顺手捞到一本“水许”，那时我“浒”字还不识，莫名其妙买下，用去大洋七角。后来知道乃汪原放亚东图书馆出版，特别标明“新式标点本”。有陈独秀序言，胡适考证，现今拥有此书，大约价值连城。
第一次进书店买到的第一本书，拿回家中随手翻翻，很多字不认识，看不下去。家长发现此书，一笑告我：梁山一百单八将，郓城占了七十三，这是咱地面上的故事，城东有宋江河。以后上学天天经过的小街是乌龙院，宋江住过。外祖母家黄堆集，是打劫生辰纲的黄泥岗。姑妈家祝河口，就是宋江“三打”的祝家庄。托塔天王晁盖家在城南的晁垓。宋江老家在城西宋集。阎惜娇家是城东阎垓。家长一番“导读”，使我来了兴趣，硬着头皮磕磕绊绊读起来。但郓城老乡几乎没有哪位留下印安逸成都施康强象，反倒对醉打山门的花和尚、打虎的武松、大闹江州的黑旋风，五体投地。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尤其气候宜人，物阜民康，四时八节有种种游乐。本地人恋此乐土，外地人则从古至今，入蜀者无不流连忘返。所以有句俗话叫“少不入川”，怕的是从此耽于安逸和享受，消磨了意志。
成都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亦为人乐道。纵览时人写的长长短短有关成都的文章，只要谈到此邦的历史和文化名人，少不了艳羡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千古风流，赞叹诸葛亮治蜀的赫赫政绩，铺叙杜甫漂泊流离的一生中，唯有在浣花溪畔的草堂里度过的几年愉快岁月。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是本地人，当代成都人性格中的风雅的成分或能追溯到这对最佳组合。驷马桥、琴台路、相如坊、文君街等地名，处处显示成都人对他们的爱戴。两位外来户，诸葛亮鞠躬尽瘁，杜甫忧世伤时，虽有武侯祠和草堂为万众景仰，他们的人生态度对历代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似乎没有留下大的影响。
成都人最大的特点是懂得享受人生，追求闲适。他们不是赶时髦，装门面，而是从骨子里喜欢闲适。我有时怀疑，时人很少提到的另一位汉代成都人，是否开启了此一风气。那是严君平，汉成帝时隐居成都市中，以卜筮为业。其实他在古代很有名。李白诗《送友人入蜀》：“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金圣叹没有去过成都，他的成都想象归结为两句诗：“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后一句引用文君当垆的典故，前一句指的便是严君平了。相传他每天挣到一百钱卜金，足以自养后，即焚香扫地，闭门读书。挣钱不是人生的目的。不工作，不挣钱，则无以自养；一天的钱，一个月的钱或一年的钱挣够了，应当留出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严君平精研《易经》和老庄之学，终身不仕，学问和做人的境界都很高。凡夫俗子学不了他的清高，却也明白了挣钱适可而止的道理。世世代代的成都人没有陷入挣钱存钱再挣钱再存钱的怪圈，工作之余变着法子花钱找乐百姓的苦与公卿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