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我跟林南教授是呼应的。因为林南教授在里面讲了社会资本是通过它的结构性和工具性，当然还有它的网络性，实现它的回报和回收。为什么我不敢讲回报，因为预期的回报和预期的回收是两个概念。我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人，我在投入以前已经算了我能得到多少，实际上林南教授在这里非常考证这个词，所以他在讨论这个回报之前用“回收”这个词，我有同感。那么大家知道，产品在进入商品市场之前，它的成本仅仅是靠劳动时间，我们按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它把社会资本忽略了，在马克思那里也很典型地忽略了。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忽略了？按照我当时的理解，就是一方面它是不可以量化的，因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好像是很难量化的，有时候量化可能就曲解了，那怎么办呢？它也不可能用货币形式表达出来，它是以非货币形式表达的，它是用最后方式表达出来的。这两点就决定了这个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不像商品经济里面分析的所谓劳动力那一小块，或者为这个劳动产品所付出的劳动时间这么一个非常狭义的计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当然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突破，而且在于理解社会本身，不同社会背景的社会在理解立场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这一点也是我们人类学和社会学能够共比的地方，所以感到很欣慰。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刚才说了，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因为它是非货币的，而且它也不仅仅是以拥有而告终，它的终极目标不是说拥有它就完了，而是要放弃它，要释放它，要消耗它。所以说你动员资源的能力，同时也预示着你释放资源的能力，在这里和经济学家是绝对不一样的，经济学家认为不能用简单量化的东西来表达我们人类学和社会学提出的一些命题。那么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社会资本有它的福利特征，因为它的公共性和非货币性，含有福利特征。我们说这个不等价、不等量问题。交换是成立的，但是不等价、不等量，没办法用金钱来计算它，所以它的福利特征很强。于是乎，这里面就有我们讲的人际关系。我们不是讲网络吗？为什么林南教授说，有的人能够动员这个资源，而有的人不能，尽管这个社会资本的抽象意义的符号很强，但是并不一定张三就能动员，而李四不能动员。
在我们对村落的研究里发现，整个二百多户农户里面，只有七户农家养牛。我们就是想共同富裕嘛，大家都养牛不是都富了吗？大家都有电视，大家都共同富裕，都平等了吗？不是的。你养牛我也养牛，这是一种浪费，当然这种浪费解释不是经济学的那套解释，不是哪个小图录的解释，问题在哪里？就是当他需要牛的时候，他有那种自信心——我能借到牛，而且他能在七户里面选择。在张三那里能借到牛，在王麻子那里借不到，这种选择是非常文化的，而且是非常社会的。我们讲的社会资本网络，这个时候是交换有距离了，有交换距离了，于是人有等级了，就是有等级，这种等级，不是经济学那个等级，而是人际关系或者把它叫做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或者叫做社会资本的释放量，来衡量这个人的socialstatus（社会地位），所以我们认为林南教授最后讲的那个公共性和他的那个默契都是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EGIS，讨论EGIS在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建立桥梁。
EGIS的问题很重要很重要。那么我最后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中国移民确实面临改革，而且无论资本主义国家也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好，都对中国的发展有预期的回报。中国向哪个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这方面特别青睐这部分，那么它的社会走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或者是我们把传统文化资源再激活，还是怎么着？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用资本主义那套东西来解释中国，当然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我们也是有的，在这一点如何理解这个传统问题？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让林教授有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印象，那个特征问题问得已经差不多了，说胜者通吃，将来这个有权的、有钱的、有声望的这么一勾结，就没穷人的份了。最后就逼成一个无产阶级，就只有革命了，为什么呢？革命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这个可就麻烦大了。对，还得麻烦您说一下中国向何处去，您先回答这个问题。
社会的资本是一个借用的东西
林南：
其实，罗教授讲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涉及这个最后总的关于中国的未来的问题。我先把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回答一下，我觉得也很重要。第一个是说资本的概念，我想大家都是一定要回到马克思那里，从马克思讲起。所以我在这个时候老王卖瓜，只好自卖自夸了。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社会资本》，我不知道图书馆有没有，这里面第一章，就是讲我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当作古典的，这个古典资本就是像罗教授他们讲的一样，基本上就是一个劳动的计算，就是劳动力出来以后，它的剩余价值到哪里去了。古典的资本论认为就是到了资本家手里去了，或者是生产工具的持有者手上，当时实际上忽略了一个可能，就是说，是不是它的其中一部分剩余价值，可以由劳动者自己赚回来，就是说他的工资超过维持他生命的限度还多一点，这样劳动者也可以买房子，买汽车。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关系的软化，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讲的新的所谓资本论里面的第一个大的理论，就是人与资本。经济学讲人与资本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一个很大的理论挑战。劳动者本身也可以保留剩余价值，这是经济学家的贡献。那么我们社会学家呢？社会学家讨论社会资本的问题也是新的资本论，也是以劳动者的出发点看，是不是它除了利用到他的直接的劳力付出，还可以利用其他的借用的力量？因为这个社会的资本是一个借用的东西，所谓这个社会资本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没有脚踏车，可是如果我有个朋友有的话，那么我就可以用他的脚踏车，去到一个地方办一件事情，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这个脚踏车还是要还给人家。我并没有具有他这个资本，但是你实际上运用上了，这个很重要，那么这又是一个新的方式。所以，我显然很同意罗教授的看法，这是所谓古典和新的资本理论的一个可能的修正吧。
第二个，我觉得它实际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释放资本，这个我今天没有提到，我老是觉得我们要、要、要，这个“要”实际上不仅仅只是“要”，而且在一个很有趣的程序里面我要给。就是说，我有很多资源的时候，那么人家问我要的时候，我是不是愿意借给他们用。比如说我有一辆脚踏车，有个人来了朝我借，我可以借给他，那么我是不是一定要要求他给我一点东西，送我一只鸡？
实际上，在一个社会资本运用很健全的社会里面，它的不等性反而加强，就是说，我不要没关系，那么我为什么不要呢？我不是傻子啊！老是借给你东西，你老是不借给我，这怎么办呢？这个关系怎么调整，这个调整刚一开始就讲了，这个社会要“名”，这个“名”很重要，这个名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回收，就是说，好，我有车子借给你，你用了以后虽然不必送我什么东西，但是你有一个社会性的义务，这是什么呢？要告诉人家这个某某人真好，他愿意把东西借给我，这个名声就出去了，这个善名就出去了。我们中国人要做善民，这个时候你因为这个施舍，还有另外的一个社会性的回收。这个回收很有意思的是，不但影响到我的声望，而且所有跟我有关系的人他的声望都提升，它有个整体性。因此，你要跟一个好人、一个有名的人在一起。
我们将来何去何从？
我们将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我想恐怕要开一个很大规模的研讨会，恐怕连续要几个月才能搞清楚的。不过我想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一个社会里面，比如说我们在西方社会里面，它常常提的基本上是一个利益问题，怎么样赚钱？我们中国人好像从前讲这个赚钱是一种很糟的事情，我们要做儒！我们不能做商，做商是不得已的，你不能做儒了，才能马马虎虎做生意好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两个社会就在同一种资本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不同的情景，为什么？
过去的西方探讨，总认为这是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方式，是一种落伍的方式，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好的、有效益的社会里面，不谈你这个人际关系。这个我不赞成。我的看法——因为另外我写一篇文章讨论这个——这不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可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实际上这个竞争的原则是一个很原始的，所谓新的达尔文式的，所以它这个动机是很原始的，不是现在进化了才会有这种动机。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呢？实际上这是个历史的过程。刚才，我想大家都有点感受，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间，一个社会在运行良好的过程中间，它突然发现我们是受一种思想来维持，我们中国正好在大一统开始的时候，就讲儒学，就认为我们人的伦理关系很重要，你看梁漱溟先生讲的东西，很清楚的。
那么西方呢？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化的时候，它回顾一想，咱们怎么搞起来的？这个搞起来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我们这个竞争，市场机制。所以它经过理念的重新整理，它的理论就出来了，它的理论就认为，它的运行机制是好的，是良性的。
我们中国搞了几千年，也认为我们搞得很好，现在我们当然吃了亏了，为什么？18世纪的时候西压东，所以我们就感受是否西方的理念来得比我们要强，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西方社会里面，这个社会资本它用得很好，我可以举很多例子，什么IBM，它不傻，它为什么搞一个卖饮料的人来做总经理，它不是等于自杀了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它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因为它是有一个洋性思路的指导，就认为它所有的都是在市场竞争的原则下去选择人或者运行，没这回事，它是两者结合的。
我们东方也是这样，我们讲是讲人际关系怎么运用，我们也知道中间有一个功利的问题，分不开的，所以说这两个东西都是有的，怎么办呢？我的看法是，我们中国人如果能够结合东西方的两个条件，我们就会干得很好，人家常常说我们这个家族观念，家族企业在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很好啊，没什么问题，效益很好，可以跟它竞争，是不是啊？
当然，有些负面的东西我们需要自己反省，但是在很多条件之下，我们如果结合起来的话——在我们这种方式的结合底下，有一种广义的概念的结合——应该是一个更增加的力量。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值得讨论的，我今天不敢下这个结论，但是我想可以讨论，这个讨论是到底咱们将来怎么走法？不见得是我们怎么讲的就怎么走，但是几个机制怎么运转结合有很多实例，我想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样，也许可以开创一个算是我们参加一份的21世纪吧。谢谢。
中国缺少信任缘于社会网密度小
罗红光：
您的语言是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最后我们有请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建中，不管是政治资源、社会资源还是经济资源，他都是很有研究的。
夏建中：
我要感谢林先生给我们做得非常精彩的报告，林先生是社会学研究的前辈，应该是老前辈了，同样在社会网络研究中也是前辈。我也谈不上点评，应当讲听了林先生的报告以后，谈两点体会吧。林先生谈到，对社会资本、社会动力这两个社会学的方向，国内社会学界的研究还是不多的，应该加强研究，我个人确实也感到很有必要。
那么我谈两点，第一点是关于社会资本的问题。国内确实关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中国的一些事情可能是属于社会资本的问题。
我这里举个例子，我前段时间出去两次，分别坐了两个国家的航班，第一个航班是汉莎，第二个是国航的，他们都有一种会员卡。那么汉莎的会员卡的打折，买票的时候已经输进去了，优惠里程已全部给定了或者说已经给你记上账了。国航它绝对不给你记，而且你到了机场，它只给你记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分四段里程，它只给你记第一段，那么第二、第三、第四段都要你分别去跑到国外再往里记。后来我问国航，最后回来以后我不太明白，我以为全部弄清楚了，他说：“我哪知道你以后还乘不乘？”
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呢？因为社会资本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信任，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国外的航空公司和国内的航空公司在信任上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谈研究社会资本，研究信任，我看国外研究社会资本的一个资料里谈到，
他们研究社会资本，研究信任，什么人容易信任别人，生活满意度高的人容易信任别人，当然也谈到宗教，谈到其他的东西。中国缺少信任到底是由什么造成的？是因为文化，是因为制度，是因为生活不满意，还是因为其他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
我这次得到一个教训，那么我以后在同样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不坐国航，我就坐汉莎
的去了。我想，碰到一个国外的人，如果要投资的话，他很可能也采取我这样的思考方式。所以中国的问题中，大概社会资本方面的东西真的值得研究，这里到底有哪些缺陷，造成这种不信任的基础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林先生也谈到社会资本有它的正面功能，也有负面功能，也谈到在城市劳动市场中，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人际关系来决定的，或者起作用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的招聘中，人际关系起的作用，恐怕比其他正规制度起的作用还大。我有一个想法，国内社会资本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也就是林先生谈到的，是否能够区别开？我认为这个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最后一个，也是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林先生。林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邱庄的，林先生最后谈到，从大邱庄事例中可以看到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结合，然后配合政治资本，最后取得了成功。我相信这个事情确实是真的，但是我就想，在中国这个事例有没有比较普遍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国内很多东西，政治资本起的作用更大。当然，林先生研究大邱庄，也有很多可能和大邱庄是不一样的，也运用了社会资本但没有成功的，我们没法子研究它，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成功的案例我们是不研究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大邱庄的事情是真实的，但是在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这是多数还是少数？就是社会资本联合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作配合，还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资本起作用，或者可以说社会资本迎合政治资本，那么经过政治资本的同意，或者是政治资本本身就想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