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个人主要做的是城市社区研究，我们看到城市社区的很多东西，包括城市的草根组织，包括城市的民间组织，实际上，不能说他们不是很卖力气地在运用自己的社会资本人际关系，实际上没有什么成功的。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力量不容许，而且我发现，凡是政治力量大力推动的，反而搞的如火如荼。当然，中国的事情可以说是蛮复杂的。我就谈一下我的看法，谢谢。
林南：
社会资本在国内不只是一个网络的问题，所以今天郑教授讲了有一个所谓信任的问题，还有一个所谓的义务团体。我想你们可能也接触到，就是叫做草根或者一般非正式团体运用它的力量，是不是也可以叫做社会资本。这些问题牵扯得太多了，没办法具体讲，但是我想这个信任的问题很有意思。
一般来讲，信任就是希望社会网的密度比较大，在这个密度比较大的网里面信任就会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社会网的密度大，网里面的人都可以互相知道，那么和它相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网呢？这个网就是比较松散的、密度比较浅的或者是低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社会网密度比较大的时候，就会互相信任。西方做过很多研究，发现也是这样，如果我这里几个朋友不但是我认识他们，而且他们之间也互相认识，这个表示它的密度大，这个时候信任度就可能来得大一些。
郑教授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好像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信任度比较小，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都没法解决，但是我可以有这样一个猜想，这个猜想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这个网的圈子是小的，我们看起来很大，交游广阔，但实际上这个密度强的网很小，这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常常接触到的都是网外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任度很快就下去了。
在一个网大的情况下，如果它的密度不可能像一个小网那么密度高，但是还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密度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它的信任度就会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网不是仅靠我们平常交往，而是靠一些其他特性来组织的，这就是所谓的义务团体的出现，就是说我们有同样的爱好，打桥牌的人在一起。在西方更厉害的是它的宗教团体的力量。因为它有一个信仰，所以三教九流都是我的兄弟姐妹。那么在这个圈子扩大的时候，它的信任度也就跟着放大。所以看起来是好像他们外国人信任度比较高，对陌生人都比较信任，实际不是陌生人信任，而是它有一个共同的意念的时候，它说你也是基督徒或者你也是佛教徒，他就有一个认同的感觉。我们中国现在可能这方面比较欠缺，为什么？很难说了，我也不知道是这二三十年来的政治的力量，还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根本的问题，这个以后我们再讨论。但是在研究上，可以有这样一个线索去找它，为什么有的人群它的信任度很强，有的人群信任度比较淡。
第二个问题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资本我们怎样能够把握住它的正面和负面。哎呀！要讲这个真的很困难啦，就是说我们也提到你运用这个社会资本走邪门了，是不是啊？譬如说，黑社会它完全靠社会资本，它没有靠你这个什么行政力量，什么正式的组织完全没有，它就是哥们儿的力量，那你说它是不是力量大？在某些大环境里面，这个力量很大很大，对那些参与的人来讲，这个社会资本好用得很，外面的人都受它的害，所以这个时候它有一个整个的对环境的看法，所以所谓正和负是有这个关系的。你是以这个小群体的回报为主呢，还是以这个比较大的群体的回报为主？这也是一个大的题目。所以我想可能的话可以再探讨，但是今天我没办法做结论了。
大邱庄的例子是不是太特别了
李强：
这个大邱庄的例子，是不是太特别了？我们中国有几个“大邱庄”，所以我提大邱庄的例子，不是因为它有钱，它有几个特点，起步很早，那是真的它有优势，但是我在苏南又看了一次，苏南模式已经结束了。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苏南模式。苏南模式也是我们社会学界很重要的一个80年代提出来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集体企业为主的一种运作，现在苏南模式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完全消失了。走的路子就是今天和我说的完全一致的一个转型，就是一个产权转让，转了以后股份制，股份以后基本上就是一部分很少的做董事的人。
当然我不能作结论，因为我没有做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农村的抽样，我不敢这样讲；但是据我所知的，比如说有几个很重要的，虽然苏南模式没有了，顺德、中山这些从前也是集体的，有很强大的力量，但是现在也没有了，也走这个路子，完全走这个路子，所以有时候我也很奇怪，我看他们分股的时候，大邱庄和苏南分股的方式都一样，分出来的公共股也是只有约20％～30％，所谓的经营股也占到约60％~80％。
怎么搞的？在全国我看的都是这样的，也没有任何文件，一定有什么社会网的作用在里面我们没看到。他们怎么互通信息的，这个也可以研究一下，怎么会做出来的，因为这个没有规定一定要百分之几，但是从南到北还有沿海开放地区都是这样的做法，肯定社会力量还是有一点的。但是这到底能代表一个什么程度，我也很难说。那么还有怎样导出来的其他的方式，是不是真的是可以把股份分给劳动者，有多少利润，我还没看到，没接触到这种转型。
你说完全是上市的，透明的股份上市的，我也不清楚，而且上了市的股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有百分之几的股份可以上市，也没有明文规定，那这个问题就大了。我操纵了95％的股份，5％去上市，那你想想看我操纵市场价格的力量多大，那个后果也很难说了，是不是呢？这个有多少成分，我也不大清楚，这些都是将来值得研究的问题，今天我想我们很难说得清楚。现场问答罗红光：现在，咱们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咱们这个报告是世界顶尖学者无报酬讲演，林南教授的档次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高，克林顿他要钱，他半小时要了咱们中国深圳一家公司20万美金，听说还逃税了。林南教授是义务的，因为我们一流的学者没法给钱，无价之宝。现在是你们各位积累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最良好的一个机会，你们能亲自向林南教授学习，林南教授还能回答你们的问题，这将来就是你们的一个社会资本，一定要抓住机会。一个人最多30秒钟。
经济运作本身是一种社会行为
提问：
林教授以及各位教授，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向你们请教几个问题。晚辈说的话可能比较放肆，还请各位大方之家原谅。
在这里，我不想提什么具体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各位教授也提到过，下面一些人也相信有这种想法，现在提出社会资本这样一种资本的信用说，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相并列，首先对我个人来说，我认为这三种资本是不能并列的，对它的运行过程来说，首先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是一种独立的、一种静止的存在，它可以单独地来表现，而这种社会资本必须在人的互动之中才能表现，也就是说它是联系当中的一种资本。
这是我的一点浅陋之见，那么我想说的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社会资本都有一些比较浅层次的认识，或者比较世俗的一点见解，把它局限为一种社会关系，比如走后门等这样一种存在。之所以刚才各位教授都提出有这样一种担忧，说明它广泛地存在，社会科学或者社会学作为一种神圣的科学来说，它本身是一种学术的神圣殿堂，它怎么从学术的角度，帮助广大的社会群体走出这个误区？林教授和其他各位教授是否能从这个角度，从理论和现实这两个角度上，来对社会学作一个价值判断，这是其一。
其二，既然社会科学目前面临着一种开始发展的阶段，应该说研究的力量不是很强壮，至少目前在中国来说是这样的，那么各位社会学的前辈对在座的、其他的会场之外的从事这方面的同事、社会学研究的后生们想说哪一番话？请指示，谢谢。李楯：把这个小孩推荐过去，其实就这个意思，我想您可以推荐他到您那个杜克大学去。
林南：
我觉得这个同学问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相对来讲，我们搞政治经济的力量很强大，搞社会动力的不够强大，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在欧洲美洲过去一直也是这样的，甚至我们社会学在很大的程度上都需要借用比如说经济的理论，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比较弱势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自从1985年以来出现一种叫做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新经济社会学一个主要的论点是什么？实际上你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活动，都是有社会关系和组织的，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社会的人，过去也许老是一天到晚看报纸，文章老是经济挂帅嘛，但是我们忘记了经济挂帅里面，它这个经济运作的本身是一种社会行为。
这一点你打通的话，就没有那么多困扰了。随后，就要把经济活动中的社会性找到，要做研究。这个担心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过去一直都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们一直在呼吁应该对社会的研究多注意，那么将来研究经济问题，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从这个方面下手。这是我回答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将来我们怎么走，我想请国内的学者来给你们指点迷津。可能要比我来得直截了当。
罗红光：
这个学生说的社会资本，是说的负面影响，比如走后门等等。其实，黑社会也是一样，黑社会在我们中国解放以前就有，大概到毛泽东时代基本没有黑社会。据说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时期没有黑社会，因为黑社会在意大利很发达，但是墨索里尼一来了他们就都跑了，为什么呢？黑社会是不太好，咱们国家不提黑社会，咱们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是吧？你们都知道这是咱们国家的官话。那么从一方面来讲，在法制社会才有这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
我们总得给弱势群体制造一些梦
罗红光：
孙立平教授原来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现在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孙立平有一个国家总体论，就是说很多弱势群体大概最后的结论，是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了，别的招就没有了。要什么没什么，最后就是边缘化，只能闹革命了。
林南：
我想，你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讨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一个社会变成两极化，如果真的是两极化的话，那么咱们又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上来了。这里很快地就有一个冲突，它有意识上的一个形成，我想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工业化的国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所谓的社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