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九年（835年）5月，李、郑二人以右领军将军仇士良有拥戴文宗之功，但却为王守澄所抑，愤然不平，他俩便为文宗出谋划策，进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权。文宗皇帝欣然采纳了两人的意见，升迁宦官仇士良为左军神策中尉。王守澄非常不高兴，二人的矛盾更加深了。
六月份，文宗皇帝再动手。他暗示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以神策军的首领自居，不把王守澄放在眼里。王守澄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此时文宗皇帝及时出面，把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等人分别贬为西川、淮南、河东监军，不久，郑注、李训指责他们接受外臣贿赂，文宗下诏革职并赐酒毒死。
表面了看，王守澄取得了大胜利。他从来不晓得“兔死狐悲”这个成语的实践检验。因为在文宗和郑、李的安排下，宦官中最有权势两枢密、两中尉已经去了三个，剩下一个他离死也不会太远了。
趁王守澄还沉浸在清除对手的喜悦里，文宗进一步行动，加王守澄为兼左右军神策观军容使，明为升迁，实则削去他的兵权。过了不久，一个小黄门带着皇帝赐予毒酒登门拜访悄然到王守澄府邸，虽然心有不甘，他也只好喝下这杯毒酒。
王守澄并不愚蠢，为什么会被郑注和李训轻松地拿下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向聪明的人一旦拥有了他自以为的实力后，就会变得飘飘然起来。这一飘就飘进了地狱。
王守澄的不在人间，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别总欺负你认为很好欺负的人，兔子急了肯定要咬人的。
在王守澄死后，李郑二人与文宗同时发力，文宗首先把李训升为宰相，而郑注则出外到靠近京城的凤翔做节度使，培植军事力量，以呼应京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以仇士良为头目的宦官集团。他们约定，在王守澄下葬的那一天，郑注以故旧的身份率领亲兵前来送葬，然后在城外将送葬的宦官一网打尽。于是，郑注奔赴凤翔，组织亲兵。而李训则抓紧时间联系朝中有兵权的大臣，争取获取武装力量。而宦官和大部分官员都蒙在鼓里，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
王守澄下葬的日子越来越近，但似乎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准备好。李训和郑注本来就是中下之才，对于彻底铲除宦官这一对于改变唐帝国的行动，两人却露掉了一个最为严重的环节。那就是仇士良等大宦官并不一定出席王守澄的葬礼。
仇士良是一个优秀的宦官，此人并非是靠着溜须拍马而上位的。事实上，此人有着很强的能力，又正巧文宗皇帝利用他来分王守澄的权，所以，他很不小心地就到了北司的最高层。
安史之乱后，帝国朝廷分南司与北司，南司为朝官，北司为宦官，权力保持着均衡，地方有藩镇拥有军权，也影响着朝廷双方的势力。顺宗时，唐代最优秀的文官王叔文想要夺取宦官兵权，但没有成功。当时宦官的势力还没有文宗朝大，到了文宗朝，北司宦官虽然不能完全凌驾于南司之上，但南司已渐渐地向傀儡角色转变。
由此可知，仇士良所代表的北司，无论是哪一个宦官，个头都不小。如果按照计划，郑注在郊外杀掉的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头目，反而引起尚在宫中的仇士良等人反弹，到时候危险的可就不仅仅是文宗皇帝一个人了。在朝中的李训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决定了一件足以改变唐朝中晚期历史的事：提前行动。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文宗，文宗皇帝希望他能与郑注商量一下，但李训等不了，坚决等不了。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朝，“自己人”金吾卫将军韩约出奏，说是昨晚天降甘露于金吾卫大堂庭院的树上，天降祥瑞，启请皇上昭告天下。
所谓“甘露”，其实就是蚜虫的一种排泄物。蚜虫是一种附在草木枝叶上的昆虫，又名游蚁、地蚤、木虱、油虫。全世界已发现的有两千多种，分为有翅、无翅、有性、无性等类型，常见的有麦蚜高、梁蚜、棉蚜、菜、桃蚜等等。它们专靠吸取植物的汁液为生，是庄稼的大敌。
那么，蚜虫怎么会产生“甘露”呢？
原来，蚜虫吸取了植物的汁液，经过消化系统的作用，把多余的糖分和水分排泄出来，洒在植物的枝叶上，状“其凝如脂”，色“皓莹如雪”，味“其甘如饴”，真犹可谓“甘露”了。据专家们研究，蚜虫的排泄物确有较多的转化糖、甘蔗糖和松子糖，其中碳水化合物占百分之七十左右，糖精占百分之二十以上，蛋白质占百分之三。因此，它也确有那么一点儿滋补作用。
但这样一种“屎”却是我国古代人心目中了不起的神物，古代人认为它是“神灵之精”，“仁瑞之泽”，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圣药”。无数古代帝王将相都对它梦寐以求。伟大的汉武帝就曾为了吃到甘露，特意在长安城外的建章宫内建造了一座高二十丈，大七围的承露盘，祈求上天赐给甘露。而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曾在北京北海公园的琼岛上建造了一座承露台，用铜铸了一个如同真人大小的太监，手捧铜盆，祈求上天赐露。
由此可知，甘露降临，不但是皇帝之福，还是社稷之福。许多大臣听说了韩泰的报告后，大喜过望。文宗皇帝假装让李训等人去察看。李训出去准备好了杀手，就回来奏称说，我等肉眼，实在看不出这一神物，还希望文宗皇帝派别人去看。
文宗见仇士良在旁早已经跃跃欲试，就吩咐仇士良和一些重要的宦官前去查看。仇士良带着北司的高级宦官们纷纷出朝门，他们刚走出，李训立刻叫兵士到殿下保护皇帝。仇和鱼带着十几个宦官来到金吾卫，韩约已经在门口等候。
仇士良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我们前面谈到过，仇士良是个非常优秀的宦官，根子去得非常彻底，老奸巨滑到无人可及的地步，洞察力相当强。他一见到韩泰，就发现了韩泰有点不对劲。此时，长安已经开始有落叶，冷风中，韩约将军却满头大汗。
仇士良当然没有想得太远，只是觉得奇怪而已，就顺口问道：“韩将军满头大汗是何意？”
韩泰这个时候突然就把智障的一面表现出来了，哆嗦着不说话。
仇士良仍旧没有放在心上，对于朝官的惧怕自己，他早已经习以为常，他以为韩泰是怕他而哆嗦，但多年来的政治斗争经验仍然促使他不由自主地向院子周围看了看。
事情败露了！
他发现院廊的帷帐被风吹起，隐隐约约地露出了浑身武装的士兵。几乎是反弹似的思索，他立刻对着同伴大喊一声，自己扭头就跑。在逃跑的过程中，仇士良嘴巴自然不干净，哇啦哇啦地大骂起来。
愚蠢导致迟缓，面对大批太监的转身逃命，韩泰居然稳如泰山，他那些藏着的士兵没有等到他的任何命令，所以不敢动。门口的卫兵倒是反应飞快，想要去关大门，却被仇士良的跟班三下五除二放倒了。
仇士良骂着喊着，冲出大门，又重回到大殿。李训正张着嘴巴等好消息，却等来了仇士良和一大批宦官。他当时想，这绝对不是鬼，是活生生的人。那么，韩约是失败了。
在这种危急时刻，他居然想到了首先要保护文宗，他朝站在殿下无所事事的士兵们大叫，赶快上殿保护皇上，事后重重有赏。虽然他叫的声嘶力竭，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文宗的软塌已经被宦官们抢在手中，抬起就跑。
宦官毕竟训练有素，依赖皇帝而存在的生存本能告诉他们有皇帝就有一切，因此，即便是逃跑也要把皇帝抢在手里。李训也深知皇帝的重要性，没有了文宗，就什么都没了。他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拖住软塌，可惜其他的士兵就想不了这么多。和他们一样，百官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官员还想骂仇士良是不是疯了，但仇士良并没有听到。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把皇帝抬出大殿去，只要奔进内宫，胜利就属于他们了。此时在后面追他们的只有李训一个人，一个宦官嫌他碍手碍脚，飞起一刀，李训从此就不在人间了。宦官们终于抬着文宗皇帝跑进了宣政门，他们胜利了。文宗的计划破产，一切都结束了。
这就是影响了中唐历史的甘露之变，就这么开始，但并没有结束。
当仇士良等宦官安静下来，并彻底控制了局势后，开始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他们当然不能对文宗皇帝怎样，于是，把对文宗的恨发泄到了百官身上。
他们开始屠杀官僚吏卒。回到中书省不久的宰相王涯、舒元舆听到宦官发怒的消息后狼狈出逃，来不及逃走的中书、门下省及金吾吏卒600余人都被宦官杀掉。仇士良等又分兵关闭宫门，搜索诸司官吏，被滥杀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不忍目睹。
这件事后，文宗皇帝愤懑不已，精神恍惚，但仍然不忘歼灭宦官，常自言自语地说：“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绝。”
文宗皇帝虽然没有被宦官干掉，但却如处囚禁，朝廷除拜生死大权皆归宦官，他心里充满了愤恨、屈辱和愁苦。不久就死掉了。
甘露之变后，宦官更加飞扬跋扈，他们胁迫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唐朝历史上宦官最辉煌的时代来临了，李家天下最凄惨的日子开始了。
甘露之变为什么会弄巧成拙，文宗皇帝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宗皇帝只靠两个跳梁小丑就想摆平一个部门（北司），任何一位有魄力的皇帝都难以做到。他没有发动百官的力量才是他最大的失误。
我们当然可以假设，如果甘露之变成功，唐朝的历史肯定要提前改写。宦官作为中唐三大痼疾之一，如果真的就在文宗时代被祛除，晚唐肯定会迟到。那么，以后发生的事，诸如唐朝诸帝的不能为力与无可奈何就都不会发生。
更不会发生黄巢起义，当然就不会有朱温这个流氓，李家的江山就不会被篡夺。
一切都已是假设，甘露之变绝对是中晚唐历史的交会点，这个点本可以避免的，不幸的是，文宗皇帝的失误不但没有避免这个点，还让后人提前看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