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的宦官之祸在帝制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清代历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一段话：“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在唐代诸帝中，只有文宗皇帝锐意翦灭宦官，因而他在位时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甘露之变，唐朝公卿辅相遭灭族之祸，官吏被杀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唐帝国由中唐直接进入到晚唐。
“甘露之变”发生在文宗时代，可谓顺理成章。在今人的眼光看来，文宗皇帝的确是一个具备了优秀素质和重振李家江山的唐朝末期的皇帝。
经过安史之乱的唐朝后，藩镇割据已成事实，并且不易被任何一个皇帝所改变。宦官已经从原来的专政升级到反奴为主。在文宗前的几位皇帝，要么是昏庸无能，要么就是因宦官而立，要么就是在藩镇问题上脱不开身，根本无暇顾及宦官。
文宗皇帝却不是这样，这从他的本性上就可以看出。跟他的爷爷、爸爸、老哥不一样，他不近女色，不好声乐，最大的爱好的读书。在做江王的时候就手不释卷，后来做了皇帝也是吟咏不断。他曾经对大臣说，如果一个皇帝不能初更处理政事，二更读书的话，那么这还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呢？可想见他读书之勤。
在勤奋上，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祖宗李世民和李隆基。一个月里，他要求大臣必须参加15次朝会。每次上朝时间都很长，举凡军国大事，从朝廷用人到国库储藏，从各地灾情到水利兴修，他无所不问，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措施，他都详细地与宰相大臣讨论研究。他要求把各种节假日或者辍朝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双日，以便不影响单日的上朝。
文宗皇帝对祖宗李世民有着毫无疑问的崇拜，他最喜欢读的书就是《贞观政要》，并在里面多加批注，大概是从这本书里得到了诸多启发，所以，文宗开始主掌大唐时，非常重视谏官的作用。他对贞观年间那个经常冒死直谏的魏征很感兴趣，也很相信遗传学，便到民间去访求魏征的子孙。后来好不容易从某个小村子里边找到一个，文宗就让他做了右拾遗，一个专门负责进谏的官职。
唐朝时期，谏官办起事来很郁闷，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印章，每次上奏章还要跑到其他部分去借一个才能上奏。这么一来，他们上奏的内容就很容易被人看到，搞得他们有时候都不敢说的太明白，文宗也就看得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几次之后，文宗就让人专门铸造“谏院之印”，避免了泄露奏章内容的情况，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文宗皇帝继承家族传统之一的就是节俭。即位之初，就下令放宫女，各地额外的进献和上供的奇珍异物也不要，五坊的鹞鹰玩物和游猎之事也都停废。他自己的饮食从不铺张，特别是遇到各地发生灾荒的时候，他更是主动地减膳。即使是他生日那天，他也不允许宰杀猪牛，只许食用瓜果蔬菜。自己以身作则，对别人更是“变本加厉”。他严禁臣下衣着豪华，有位驸马因为戴了很华丽的头巾，就被他大批特批。有位公主在参加宴会时穿的衣裙超过了规定，他就下令扣除驸马两个月的俸钱以示惩戒。
当然，一国的皇帝如果想要靠节俭就以为能把国家治理好，是异想天开的。或许，文宗皇帝的本性真就是看不惯铺张浪费，更或许是，这位皇帝想要在百官心目中树立一个良好形象，他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解决当时大唐的痼疾——宦官问题。
他应该清楚的记得，宦官害死了爷爷宪宗扶立老爸穆宗，在他没有成为皇帝前，宦官们又害死了自己的兄长敬宗。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这家仇大恨无时无刻不在他心理，他要报仇，他要做一个真正的摆脱宦官挟制的皇帝。
寻找仇家的方法很简单，上面一切事情都是一个叫王守澄的太监做出来的。王守澄此时掌握着唐朝宫廷的兵权，气焰嚣张、对朝政指指点点。有几次甚至搞得自己很下不了台。让文宗气得死去活来的就是，明明许多事情已经和宰相们商量好了，但王守澄却认为不妥，其实许多事情都很妥当，并且丝毫影响不到他的利益，但这个人就是下贱，非要找皇帝的麻烦。他经常对文宗说，我觉得这件事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文宗皇帝只好说，宰相们这么决定了，我也不好做出更改啊！
王守澄立即就沉下脸来，“你是皇帝还是他们是皇帝，他们有不妥当然得改了。”
文宗皇帝只好改。
这样的事太多，文宗皇帝受够了，想要把宦官彻底从李家天下清除掉，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王守澄滚蛋。
但这件事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于上晴天。帝国的许多大臣都或多或少的与宦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自宪宗朝设立枢密使一职以后，宦官出任枢密使，履行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职责，宦官开始掌握政事的决策权，他们的官署在宫城内称为北司，而宰相及大臣们办事的地方在皇城边称为南衙，北司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南衙越来越勢弱。官员们已经把宦官的飞扬跋扈当成是理所应当的了，诛杀宦官在这些人心中已成了非分之想。
文宗皇帝不是别的皇帝，他之所以是文宗皇帝，就是因为他敢于把这种“非分之想”变成天经地义的现实。
他最先物色到的人选是翰林待诏学士宋申锡，文宗皇帝是个老实人，所以，他看上的人首先也必须是老实的。他让这个老实人秘密联系人杀宦官，但是，宋申锡太老实了，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想要杀人之前，脸色都是苍白的。王守澄看了出来，立即反守为攻，让人诬告宋和穆宗之子文宗的弟弟漳王谋反。文宗皇帝知道自己的计划失败了，只好牺牲了这个老实人，把宋申锡贬到了外地。
文宗皇帝气得要死，可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生气，迎来了“甘露之变”。
宋申锡离开后，文宗皇帝身体一直不舒服，王守澄觉得，这个皇帝不是很老实，就派了一个自己人，此人叫郑注，确切地说，是个道士，懂得养生之道。
戏剧性的一幕就在于郑注并非完全是王太监的人，在他取得了文宗的极端好感和信任后，他又向文宗推荐了另一个人——李训，这两个人从此取得文宗的信任，最终导致甘露之变的发生，给帝国带来无尽的伤痛，是为一祸。
这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做大事的人，在唐朝中晚期，大概只有这样不能做大事，却有许多小聪明的人才能受到重用。因为一方面，唐朝中晚期的皇帝们都不具备大智慧；另一方面，不具备大智慧的皇帝们无法控制唐朝中晚期的局势，于是，“有病乱投医”就成了各个想要掌控局势的任何一个皇帝的心理。文宗皇帝能挑上这两人就是这一心理的典型代表。
郑注本是一个草药郎中。本姓“鱼”，他早年的时候背着个破药箱浪迹江湖，倒也潇洒。本来他这个姓在江湖里边是很拉风的，譬如人家一提起他就说那条鱼什么的，很让人产生浪里白条之类的联想，但现在是混迹官场，要讲究门第家族，这个姓以前没有出过什么牛人，所以大家都不太认可，他决定改姓大姓郑。
改名之后的效果果然不一样，他有了郑姓作为依靠，长安的贵族们都愉快地接纳了他，他也得以凭医术混迹长安豪门。即便如此，大家认为他太油滑了，因此还是不愿意忘掉他的老姓，都叫他“鱼郑”。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以独门手法好了李愬的病，还取得了李愬的信任。李愬出征淮西，便把他带在身边。随时问问计谋什么的，发现他不仅医术高明，谋略也很在行，因此更加信任他。
郑注有好几次都是差点就死了，可还是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挺了过来。大唐帝国的后期居然出现了这么一位奇人，而且还曾经一度主导了帝国的前进方向，真可谓是帝国末期的突围表演，一切都有可能。
有一次是郑注凭借李愬对他的信任，在军中作威作福，欺凌其他将士。大家都很怒，但主帅李愬往往偏袒于他，他们便去向监军哭诉。当时李愬的监军是王守澄，李愬战功赫赫，军纪严明，他在军营里简直就是做苦牢，整天无所事事。正好将士们来哭诉，他精神来了，便跑去准备让李愬贬斥郑注，以息众怒。
李愬听他说了好半天，抬起头来跟他笑了一下，说，将军你应该见见这个人，见过之后如果你还想杀他的话就随便了。王守澄想不到李愬是这个反应，他好歹得给李愬一些面子，便答应见郑注一面。可就是这一面之后，郑注正式成为了王守澄的人。
李训四肃宗朝宰相李揆的族孙，进士及第，他通过郑注的关节得到了文宗皇帝的赏识，李训得到文宗皇帝的宠信，主要还是因为他善于讲《周易》，并且在文宗皇帝时刻想要废掉宦官的时候，用《周易》里面的话来为文宗打气。
两个人与文宗皇帝合作铲除宦官集团开始了。当时，宦官既掌握了十几万禁军大权，又掌枢密之职，窃据着朝廷的要害部门，不少文臣武将因宦官而进身，他们在朝廷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剪除宦官又谈何容易！但是宦官也并非是不可摇动的泰山，无隙可击，那就是他们内部也因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文宗和李、郑二人就是抓住宦官的这一弱点，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开始了反击过程。
被击的第一个人就是王守澄。王守澄是个最合格的奸猾太监，想要搬动他，不用些智慧，恐怕很不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