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被绑赴刑场腰斩。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辞请告老还乡，朱元璋哪里肯放过？当即命武士将李仕鲁摔下殿堂，脑浆迸裂而死。淮安侯华云龙，太史高启，右丞相汪广洋，户部侍郎郭桓，江夏侯周德兴，靖宁侯叶升，颖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弻，宋国公冯胜，监察御史王朴等，都因各种“罪名”被处死或赐死。
据说，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会跟家人诀别。倘若晚上平安归来，全家会当作节日庆祝一番。
朱元璋血洗功臣，自然和他的“刚猛治国”有关。但倘若只以“刚猛治国”四字解释其大杀功臣就流于皮相之识了。
在所杀功臣里，的确有几位“骄横跋扈”。国公蓝玉“虎将粗暴，不善为容”，骄纵有之，却“非反也”，可杀他的罪名却是“谋反”。胡惟庸案显然是个冤案，有人告他“谋反”，说是在城外看到他家里刀枪林立。一个想要造反的人即使比猪还蠢也不至于蠢到把兵器摆到院子里来吧？倒是《明史·胡惟庸传》中谈到了其被杀的真正原因：他受到朱元璋的宠爱好几年，自己一个人独揽丞相大权，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给他送的金银财宝多不胜数。甚至，有时候，很多事情他都没有让朱元璋知道。实际上，朱元璋对于胡惟庸最恨也最怕的是他的专权。于是，才有了胡的“谋反”罪名。
但这只是个别人，当时的功臣情况是：“公卿大臣，猛将谋卿，外拥数十万众，驰以一介之使，拱手听命，莫敢后时。”
用现在的话来讲，当时的功臣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是很乖的。即使如胡惟庸那样飞扬跋扈，闭塞朱元璋之视听、蓝玉粗暴不顾礼仪，骄恣有失，但他们心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谋反的心思。
那么，朱元璋何以以刚猛之刀血洗诸功臣呢？
朱元璋早在为吴王时，就和他手下的文人詹同淡及“赵普说宋太祖收诸将兵权”，赞赏叹曰：“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宋之天下必不五代若也。普虽忌刻，其功多矣。”从这句感慨的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第一，朱元璋开始并没有要血洗功臣的意思。后来他大封群臣也印证了这一点；第二，他也很想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让那些功臣告老还乡。
朱元璋对功臣的封赏，始于大军讨伐张士诚后。李善长被封为宣国公、徐达被封为信国公、常遇春被封为鄂国公。后来，他为了使诸将生前有无限荣华富贵，死后也要永享太庙，在洪武二年于鸡笼山建功臣庙，并将已死功臣放进里面。
洪武三年十一月，徐达、李文忠等北讨元朝旧部，大胜而归，朱元璋更大规模的封赏有功诸臣。并赐诰命铁券，可以保功臣家属永远“不被罪”而死。
朱元璋之所以迅速地分封功臣和当时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国家初定，君主所面临的解决的政治问题很多，各地农民军的势力犹存，蒙元残余旧部在北方仍旧虎视眈眈。他很希望能诸大臣们在这样的国家草创、辖境内外仍存反对势力的情况下，衷心为国，共固国基。另外，这些功臣们跟着自己东征西讨，也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情于理都要分封一番的。
但也正因此，他所分封的诸功臣享有了政治（生杀大权）、经济（获得众多的田地和佃户）、甚至是法律（免罪的铁券）上的特权。虽然朱元璋在这些问题上也动了脑筋而使用了监督功臣们的“卫所制度”，但并没有改变功臣们仍旧被委征境内外的反对势力。他们依旧享有上述特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在君子看来是情非得已，而小人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
从诸多关于明初的史料来看，开始时的朱元璋的确是以真诚对待功臣的，能尽量满足功臣们的名利和权力欲望。但问题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许多文臣武将自恃有功于国，每每触法乱纪。洪武三年，朱元嫜职责汤和妄杀，不由法度；赵庸私藏奴婢，废坏国法。但这二人对皇帝的告戒并没有放在心上。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在臣子们违法乱纪的恶习“屡教之”不改的情况下，作《铁榜》申诫公仆，这一告诫书直指的是功臣们的奴仆们，把所有功臣犯的错都推到奴仆身上。其用意很明显：让那些越轨的功臣们有所收敛。但据明史记载：功臣们仍旧我行我素，似乎皇帝真就在警告他们的奴仆一样，跟自己一点没关系。
也似乎也就在这个时候，明太祖的心态有所转变。从前对待功臣的真诚之心忽然就消失了，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有些臣子们的确不遵法纪，对皇权调戏；第二，天下已定，内忧外患基本荡平。
如果说，以前的敌人是那些内外反对势力的话，那么，到洪武八年后，朱元璋所面对的敌人就是这些屡斥不改的“流氓臣子”们了。
当他放眼天下，以前的敌人都已经烟消云散，大明帝国正在他的举手投足间向光明的未来走去。可当他转身，无数的功臣站满了朝堂，似乎是不怀好意的看着他。他当时肯定是打了个哆嗦。这么多骁勇善战的人与他近在咫尺，万一有一天，他们夺了自己的江山该怎么办？
在他看来，唐太宗与宋太祖对待功臣的方法在他这里根本就不适用。他或许想过，这两位帝王的臣子都很听话，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可自己的臣子却是屡斥不改。
这样的抗拒之臣子，自己在位时还能震慑得住，百年之后呢？柔弱的太子朱标又进入了他的脑海！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生了。在此之前，他已经杀掉了几位功臣，但功臣太多，他只能不断地杀下去。索性就杀下去吧！洪武二十三年，追胡党案发生了，接着就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
清史学家赵翼说朱元璋血洗功臣：“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又道：“又汉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时，方年少，计身老则诸功臣已皆衰殁；宋太祖年虽长，而恃有弟可以驭诸臣，故皆务保全。至明祖则起事虽早，而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以推见其心迹也。”
赵翼的这两段论可作如下解释：朱元璋之所以血洗功臣，第一是他喜欢杀人；第二是为了朱家日后的天下。在赵翼看来，朱元璋杀功臣跟功臣有无过错毫无关系。但只要是功臣，朱元璋就杀无赦。
《明史》编撰者认为，太祖的血洗功臣是治体，“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意思是，太祖为了巩固国家政权才屠戮这些臣子的。
后人又有说法是：朱元璋的农民心理在作祟。朱元璋崛起于寒微，而他手下的大多数将领也是苦孩子出身。在他们开始一同战斗时，彼此只为了能打赢一场胜仗而齐心协力。在这个时候，没有尊卑之分，没有礼仪之别。但到了朝堂之上，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懂得君臣关系，当然，他们不会不懂得权臣权位的差别，他们只是对为君作臣之道，以及从前的观念心理的封建君臣化不甚了了。朱元璋不懂，那些功臣们就更不懂了。
一群农民当初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一旦有了无穷的荣华富贵摆在面前。他们没有那么高的道德修养，懂得礼让，在他们心里的贪欲顿时爆发的一览无余，大臣们如此，朱元璋又何尝不是？
大臣们的贪欲是无尽的权力和无数的财宝，所以，他们为了追逐这些自然会犯错，会有过失。而朱元璋的贪欲是皇帝的绝对权威。他可以给臣子们田地，免死铁券，但他绝对不能任臣子们任意胡来，不听自己的话。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让臣子们别把自己的话当放屁，他必须“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
这个观点认为：一个具有农民意识的头和一群农民在一起，当两者的欲望发生冲撞时，有着农民意识的头就会下死手整理这群农民。
两方似乎都忘记了一件事，臣子们在追逐欲望时忘记了自己的欲望是朱元璋给的，所以在朱元璋未经许可的时候不能乱来；朱元璋也忘记了树立自己的皇帝权威不一定要用血。
对于朱元璋大杀功臣的事情，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有一件事却是不容质疑的：明初的功臣几乎被杀戮殆尽。
无论是朱元璋有嗜杀的性格，还是大臣们有过错，或是朱元璋为以后朱家天下的打算，更或者是治理国家的需要，功臣们的白骨已堆成山。反复辩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毫无意义，重要的是，明初经过朱元璋的血洗功臣后，并没有太平到万世。仅在十几年后，燕王朱棣就一路轻松地打进了南京城。
如果说，崇祯皇帝和李自成是当年的朱元璋的话，那么，吴三桂就是燕王朱棣的。
先不说吴三桂是挑选这条路的原因，在我们看来，他归顺李自成与归顺满清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亡国”与“亡天下”之别，伟大的民族主义者顾炎武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亡国只意味着君王姓氏的改换和朝代的更迭，而亡天下则意味着整个社会风尚的没落与沦丧，这正是“华夷之防”的真谛。吴三桂又不傻子，此中利害，他不可能不晓。
那么，他选的这条路，抛掉他的个人感情因素来理性地看待，是否是正确的呢？
答案是肯定的。1644年，李自成武装如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地攻破了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城，偌大的明王朝竟如此不堪一击，转瞬之际，就已成过眼云烟，这是吴三桂做梦也没想到的，同时，李自成武装的强大也是有目共睹的。要知道，北京城自成为明朝的首都后，曾面临外族四次以上的攻击，都安然无恙。
等于说，如果李自成顺天应人有资格成为新一代明君，吴三桂投奔他，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所以，在吴三桂正视李自成武装的强大实力后，选择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
可惜的是，他还没有见到这条路，就被李自成亲手破坏掉了。当他听闻陈圆圆被闯将刘宗敏霸占时，勃然大怒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
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个最残酷的事实：李自成根本就不配做皇帝，他只不过是一个换了身新鲜衣裳的刁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