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家论机势
《吴子》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提出了著名的兵机理论。作者认为，凡兵有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所谓气机，是说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全在一人。所谓地机，就是指那些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所谓事机，也就是善于行使间谋，指挥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对方君臣不和，相互埋怨，上下相咎。所谓力机，是指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阵，马闲驰逐。只有知道这四机，并深谙其道者，才可成为将军。
四机俱备，是战争取胜的前提条件，但是，实际的战斗中，四机不可能都具备，因此，就有必要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并利用敌人的弱点，因形用权，创造战机，从而克敌制胜。所以，一个好的将帅，不仅要知道四机，还要在战争中具体地运用并创造战机，从而有效地打击敌人。
古代名著《淮南子》中也论述过兵有三势二权，须在战斗中很好地加以利用与发挥。三势即气势、地势、因势。三军之众，百万之师，气如飘风，声如雷霆，威震敌军，此即气势。路狭道险，大山名塞，道路崎岖，山势险要，一人守隘，千人难过，此即地势。敌方疲劳倦怠，内部纪律混乱，粮草又缺，士有怨声，便可乘势攻取，此即因势。二权即知权和事权。善于运用间谋，并且善于掩蔽自己，出其不意，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就是知权。当敌人正在行军时，进退都惧怕，长长的队伍，前后很难联系，左右也不相联系，我方可用兵击之，收到事半功倍的战斗效果，这就是事权。势与权，两者是相得益彰的，不可孤立地看。要战胜敌人，除了懂得三势二权的道理外，还应该拥有精良有素的吏卒，选拔良才，使将得其人，而在定计决谋时，又能明于生死，达到举措得失，莫不震惊。果能如此，不用云梯冲刺也可拔下敌城，不用兵刃相接，便可破获敌人。
《淮南子》的这些思想，与《吴子》相比，基本差不多，而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强调战略进攻，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要善于寻找、利用并创造战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尽可能地以谋取胜，以智取胜，以较少的兵力，获得较好的战果，甚至达到不直接交兵便可战胜敌人的理想效果。所以，当好一个将帅，关键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将士，而在于他拥有什么样的将士以及如何调动这些将士，使他们发挥最佳的战斗力。
二、待机而发
所谓待机者，即乘敌人内乱而取之，费力少而成功大。姜太公认为，时难得而易失，待机而动，事乃有功。所以古代用兵，必须待时而动，因机而发，时机未到，不可妄动；时机已到，不可迟疑。历代帝王能成其大业者，均善于取乱，乘机而伐之，现以清朝灭明的历史作一说明。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众人起义，打得明军节节败退，起义军很快攻进了北京城，明朝崇祯皇帝缢死煤山。李自成自以为明朝灭亡，天下太平了，便在北京称帝，忽视了北部的清帝国。此时，清帝国看到中原大乱，人心惶惶，明朝已被推翻，而李闯王又刚刚称帝，政权不稳，想乘机侵犯中原，但是要找到讨伐的借口。
当时，大学士范文程对多尔衮说：“李闯王在明朝京城称帝，明朝臣民莫不切齿痛恨。如果我国乘此机会出师，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布告中国臣民，必望风归附，共同攻击李自成。这样，驱除流寇，平定中原的愿望，便可一下实现了。”
可见，清朝想借中原力量以平定中原，以明朝旧臣民来反对李自成政权，以此推翻李自成，取而代之。这是第一步。为达到这一步，便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帜，为恢复明室作战，从而拉拢明朝的臣民为其所用。当此目的达到后，便可将矛头指向明朝臣民，使其听从清帝国指挥，向清帝国称臣，以达到平定中原、统一中国之目的。就当时的现实情况来看，李自成夺取了政权，但天下战争仍在进行，残余的明朝将士还在各地活动，同时还有别的武装也在蠢蠢欲动，反对并影响李自成政权的稳定。同时，李自成虽已推翻明朝政权，但人心尚未归附。因此清帝国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受到明朝旧臣一部分人的欢迎，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再者，清帝国兵力也不算弱，而李自成的部队却是连年征战，十分疲惫，同时又陶醉于胜利之中，战斗力下降。这是清入关的实力基础。
正是从诸多方面考虑，清决定进兵关内。当多尔衮将此想法禀呈孝庄太后时，孝庄太后很赞成，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方案。接着，多尔衮便采取措施，去掉了自己的政敌豪格，使内部安定团结，然后率师进犯关内，借助明将吴三桂的力量，很快攻入山海关。李自成虽有抵抗，但最终还是败于多尔衮。时间不长，清军攻入北京，李自成节节败退，终于失败。北京一破，天下大震，清军乘势大举入侵，四面出击，扫荡明室，采取各种办法，分化瓦解打击起义军，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以汉人制汉人，最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这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267年，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告灭亡。
三、逆取顺守
对尚未腐败或过去有恩于我的政敌，在其有可取之机，我们能否兴兵动众，取而代之？这个问题常常摆在战略家面前。就道德的观点而论，这当然取之不义；但就政治和军事的观点而论，却是理所当然。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攻取天下，往往取决于时机。当有可取之机，就不仅应该而且必须要取之，绝不能坐失良机，留下后患。当然，攻取之后，对那些被征服者，不宜过多杀害，而应该妥善安排，甚至给予一定的官位俸禄。这便是军事斗争中的逆取顺守的原则。善于运用此术，即可成就事业。据《三国志》记载，魏文帝英勇善战，但在战略上往往有失算。他不善于逆取顺守，便是其中一个方面。
孙权派兵杀害关羽之后，激怒了刘备，刘备便兴兵攻吴，吴国形势危急，孙权便派使者求救于魏国。魏文帝接待使者之后，便问刘晔该如何处理此事？刘哗回答说：“孙权不会无故来求降的，现在他遣使求降，其中肯定有急情。不久前孙权用计袭杀关羽，占取了荆州四郡，刘备很生气，想来刘备必然兴师伐吴。这样，吴国外有强寇，人心浮动，怕我中国乘机讨伐，所以前来委地求降。孙权善于用兵，反应又快，知权达变，其用心必在于此。当今天下三分，中国则占有十分之八，吴蜀两国各得一州，阻山依水，唇齿相依，有急相救，这本是两国共同利益。可现在它们还相互攻击，这是天意要其灭亡。依我之见，我们应该乘机伐吴，蜀攻其外，我攻其内，吴国不旬月便可灭亡。吴国一亡，蜀就孤立，彼以一州之众与中国抗衡，其胜败不得而知。为今之计，应兴兵伐吴，灭亡吴国，然后再集中力量伐蜀，最后统一天下！”魏文帝没有采纳刘晔的战略意见，他说：“吴国向我称臣求降，我若兴师攻伐，天下归附者，必起而疑惧，兴兵攻吴不足可取。”文帝终于接受吴国求降，拜孙权为吴王，失去了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使吴国力量得到了暂时的保存。
四、乘势攻取
古人云：“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应该有孤军深入的胆略，不能迟疑不决，前怕狼，后怕虎。真正的善于乘势者，必须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勇往直前，无所疑惧。犹豫两可，瞻前顾后，往往会坐失破竹之势，给敌人以喘息休整之机，一旦敌人拼力固守，就难攻破了。
据《新唐书》记载：李世民在讨伐敌人时，往往率兵乘胜追击，不断巩固并扩大战果。李世民与薛仁杲大战，薛仁杲招架不住，便率残兵奔逃。李世民则指挥将士马不停蹄，乘胜追击，一路高歌。窦轨觉得这样穷追敌寇，士兵疲劳，要求休息一段时间，他对李世民说：“我们这样一路追杀，很辛苦疲劳，万一中敌引诱之计，怎么办？况且，我们已经取得胜利。应该就此打住，停止追杀，打扫战场。”李世民听后哈哈大笑：“你讲的不无道理。但是，你可知道，我已经考虑很久。对我们来说，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全面的胜利，就在眼前。对敌人来说，大势已去，剩下的也只是残兵败将，没有多强的战斗力。所以，战斗的主动权和决胜权仍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应该乘着破竹之势，一鼓作气，将敌人一网打尽。要是停下来放走敌人，便是坐失良机，后果对我们是不利的。”于是，继续前进，追杀逃兵，直至捣毁敌人的老巢。
又如李世民大战刘武周大将宋金刚时，宋金刚大败，逃跑如鼠窜。当时，诸将都劝李世民不要穷追不舍，孤军深入，怕有伏兵危险，不如“留壁于此，俟其粮毕集，然后复进”。李世民不听，日夜加紧追击，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激战数十回合，结果大破刘武周。刘武周彻底崩溃，便与宋金刚逃往突厥，请求避难，但突厥却腰斩宋金刚。刘武周所属州县均皆失守，统归于唐。
再如李世民进攻王世充，王世充屡次败北。李世民便进而围攻王世充。当时，洛阳防御甚严，固若金汤，王世充也准备与李世民决一死战，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将领提出退兵，待集中更多兵力，然后攻城。李世民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大举而来，气吞山河，当然宜乘胜攻取，一劳永逸。目前，东方诸州均已望风降服，唐兵取胜，已是天理。唯有洛阳城负隅顽抗。洛阳城防御虽严，只是一座孤城，四周无援，势不能久。而我们成功在即，唾手可得，为何弃城而走？岂不是丢失良机吗？”于是下令进军，决不手软，先攻克武牢，进而与建德大战，斩杀甚众，最后生俘建德。王世充毫无抵抗力量，眼看大势已去，为保全身家性命，便不战而降，向唐称臣。至此，李世民已基本上控制全国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