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李世民在隋末二百多支起义军中，独树一帜，逐步征服异己，从而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建立唐朝，并非侥幸取胜，而是他勇于攻取，善于乘机，竭尽人事之所为。他有勇有谋，该进则进，该退则退，用兵得当，大唐江山很快建立起来。
五、谋取内讧
一国之内乱，往往由于内政不修，国弱民贫，人民离怨。但亦由于敌人离间，君臣猜忌，予敌人以可乘之隙。纵观历史，善于取乱者，大部分都会使用间谍，打进敌人内部，进行挑拨离间，使其相互残杀，从而坐收渔利。古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农民起义军，在军事镇压的同时，还在起义军内部制造混乱，谋取内讧，在政治上采取“剿抚并用”的手段，打进来，拉出去，千方百计地制造起义军内部的分裂，达到镇压起义的目的。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很短的时间内，便席卷大半个中国，大有破竹之势。太平天国运动，不仅直接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同时也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于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便成为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国内外反动派，不单对太平天国采取军事镇压，还从政治上来瓦解太平天国。帝国主义向清政府献计：“照现在的形势来看，没有什么可以阻碍它们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这条计策，深得清政府的赞赏。曾国藩就曾不止一次地主张：以知贼为急务。也就是说要了解和掌握太平军的内部情况，然后对症下药，采取措施，打击太平军。于是，他们派遣训练有素的间谍，打入太平军，刺探情报，窥探太平军中有无“吞并之事”，企图制造分裂。
潜伏于天京城内部的清朝官吏张继庚，即为内奸。他曾七次写信给上司向荣，向他报告有关太平军的军事设施、兵力配备、人员调动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使得清军能及时了解太平军的动向，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为使太平军“相互涂炭”，他利用机会散布流言，说“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其目的在于挑拨太平军水营与东王府官兵之间的关系，破坏他们的团结，并极力煽动湖南官兵自行“结盟”，拉山头，搞宗派，甚至策划他们投降清军，从太平军内部进行颠覆活动。
清军还将太平军将领“分别等次新旧”，分门别类，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对付措施，妄图从中寻找缺口。比如，对太平军内部的异己分子，他们的原则是“求善间者多方以误之，使其自相鱼肉”，坐收渔人之利；对加入太平军的少数所谓“读书明理之人”，他们的原则是收买，使其充当内奸，“谋内讧”，“通消息”，搞策反；对少数投敌叛变分子，他们的原则是利用他们去拉关系，给太平军内部写诱降信，采取挑拨离间、封官许愿等手段，引诱、腐蚀起义军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培植效忠清王朝的分裂投降势力。
清军使用谋取内讧的战略战术能取得一定的战略效果，还在于太平军内部发生了动荡，出现了混乱，客观上为清军的潜入提供了契机，使得清军有了喘息的机会，卷土重来。石达开的率部出走，韦昌辉的屠杀事件，使得太平军大伤元气，人心涣散。在这危急之时，清朝咸丰帝一再叫嚣“乘其内乱，次第削平”，“乘其人心涣散之际，设法散其党羽”。再加上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放松了警惕，也没有乘势出击，而是在南京建都，改南京为天京，不思上进，贪图享受，以致太平军内部的危机日益加深。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清军重整力量，四面反攻，围困天京。在江西战场上，曾国藩部队顺江而下，剿灭太平军，进逼天京，直接威胁着天朝政权。清军还用重兵尾随石达开，前堵后追，逼得石达开走投无路，全军覆没于大渡河。石达开出走太平军总部，但结果却无一生还，这其中就有着清军谋取内讧的重要因素。再如天地会虽然参加太平军，但仍保留自己的称号与旗帜，内部纪律松弛，军械不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畛域之见，心胸狭窄，经常与太平军发生矛盾。在天京被困的极端困难之时，矛盾更加突出，甚至相互猜疑，相互攻杀，给清军以可乘之机，以致被清军各个击破。最后，持续了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攻击，由于其内部的混乱与分裂，终以失败而停止了战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因其内部分裂而告彻底失败。
六、审时度势
审时度势是兵家必须恪守的一种战术，而且，是否善于审时度势，是衡量一个将领素质的重要标准。敌国还没混乱，而要攻取它，则必劳而无功；敌国局势已经混乱而不乘机攻取，便是坐失良机。古时有很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审时而动，乘机攻伐。所以，敌国未乱之时，应该安抚民心，养精蓄锐，以待其弊；敌国已乱之时，应该果断举兵攻伐，切勿误机资敌。古人云：“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三国时代，姜维屡次征讨魏国，劳民伤财，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其关键就在于他不能审时度势。周文王政宽养民，富国强民，于是能以少取多；越王勾践体恤民众，最后也是以弱胜强，其关键在于他们能审时度势。
唐朝时，颉利发兵进攻突利，突利派使者来唐求救。皇上便向众大臣征求意见：“我与突利是以兄弟相称，关系不错，现在他眼前有急，我不能不救。但是我们和颉利之间却有盟约在先，互不侵犯。这该如何是好呢？”众大臣相互窃窃私语。兵部尚书杜如晦说：“皇上，戎狄无信，终当负约，我们不能拿盟约来约束自己。如果现在我们不乘其乱而攻取，今后我们就会后悔无及。而乘乱取胜，乃自古之道也。”接着，张公谨也认为可以攻取，并且具体陈述攻伐的理由。第一，颉利纵欲肆凶，横行霸道，专横独断，谋害善良，昵近小人，是一位昏君，由此，君臣关系不顺。第二，颉利属下的同罗、仆骨、回纥、廷陀等部自立君长，不服颉利，意欲反叛，内部混乱。第三，颉利被别人怀疑，他现在出兵征讨，兵败无疑，过去无抚足之地，兵败将折，没有多强的战斗力。第四，北方正值霜旱，天气寒冷，而粮草却又匮乏，不能久战。第五，颉利疏远突厥，反而亲近诸胡，而胡人本性翻覆，变化无常，大军临近时，其内部必然发生叛乱。第六，汉人在北方很多，他们结屯而聚，保据山隘，都有归附之心，王师出击之日，必然望风响应，可以里应外合，打败颉利。种种情况足以说明，颉利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这是乘乱攻取的好时机。
皇上觉得这样的分析很有道理，便决定派兵进攻颉利，援救突利。出兵不久，唐兵攻破定襄，大败颉利，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实践再一次说明，乘机攻乱，必定胜利。
清代代理四川盐茶使赵藩敬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游览成都武侯祠时，曾撰写了一幅著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幅对联可以说是对诸葛亮入川后平定西南和治理益州的经验总结。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这幅对联中汲取许多教益。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历史经验的问题上，对联的下联所概括的诸葛亮决定治蜀方针的故事，对后人启示颇深。
《三国演义》在第六十五回中写道，刘备夺取成都后，重赏文武有功之臣，一一加封晋爵，然后“杀牛宰马，大饷士卒，开仓赈济百姓”，使蜀中“军民大悦”。接着，刘备为了实现西川的长治久安，又委托诸葛亮拟定“治国条例”。而在如何治蜀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和法正产生了分歧。孔明坚持以法治蜀，在拟定的治国条例中“刑法颇重”。对此，法正谏道：“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但诸葛亮并没有因法正劝谏而“宽刑省法”，他对法正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诸葛亮这段话，将汉高祖治国的历史经验和当时西川的现实状况分析得头头是道，法正听后心服口服。诸葛亮坚持以严济宽、以猛纠弘治理西川，果然，“自此军民安居。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镇抚，并皆平定”，使惨遭战争破坏的西川，在社会秩序逐步安定下来后，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演义中孔明和法正对治蜀方针的两种见解，和历史记载完全一致。它启示我们，无论是制定军事方针和策略，还是制定治国安邦的政治方针和策略，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即使是成功的历史经验，如果不“审势”而照搬照套，也是必定要碰壁的。法正之所以“知其一，未知其二”，就在于他只看到了历史经验的一面，而没有研究客观实际的这一面，结果提出了一个削足适履的主张。诸葛亮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看问题，可以说是坚持了两点论，坚持了从实际出发。
历史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都习惯于从历史经验中寻求借鉴，按照过去的成功之路去走。但是，有许多法正式的人物，重经验而轻现实，他们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客观环境的改变、条件的变化，历史的经验也会“贬值”，老路子往往走不通。
古人讲，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因此，对于决策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审时度势的清醒头脑。否则，只在具体方法上做文章，绝不会有大作为。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这样，治理军队、指挥打仗更是如此。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指挥员，若失去了审时度势的清醒头脑，就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之中；一个具有丰富历史知识的军人，如果不注重研究客观现实，不重视研究战争的发展趋势，丰富的历史知识就会成为僵化思想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