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荀攸为人谨慎，城府很深。他随曹操征伐日久，时常运筹帷幄，出谋献策很多。但是不仅当时人对其谋策难以知晓，连他的子弟亲属也不知他有什么奇计。他的表弟辛韬曾向他询问曹操攻取冀州的密事，荀攸回答说：“佐治替袁谭乞降，王师前往平定，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晓。”从此辛韬和内外人等再不敢向他询问军国大事。据说荀攸前后出十二条奇策，只有钟繇一人知道。钟繇书未写完而逝世，因而荀攸的奇计妙策世人难以尽知。
荀攸与钟繇二人为知心好友，来往密切。钟繇常说：“我每有所行动，思虑再三，自以为不可改易，与公达商议，他常有出人意外的考虑。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曹操对苟攸的为人，多有赞誉。他说：“与荀攸周游二十余年，竟无丝毫可非议处，真是一位大贤人。”又说：“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就是颜渊、宁武这样的古代贤人，也不能超过他。”曹丕被立为世子以后，曹操对曹丕说：“荀公达，是人之师表，你应该尊敬他，待之以礼。”苟攸曾患病，曹丕前往探视，拜于床下。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南征孙权，荀攸仍随军谋划作战方略，因病死于征途，时年五十八岁。曹操以后提到荀攸，常哀痛流涕。正始年间，又追谥荀攸为敬侯。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固权，杀戮大臣殆尽，但终未杀害宋濂，就因为宋濂一生谨慎。
史称宋濂谨慎守法度，对宫中事虽然知之甚多，但从来不向外人泄露一字。平日说话及诗文都十分小心注意，即便是奏稿，也多焚毁。他还大书“温树”二字于居室中，无论什么人如有问起朝廷中事，宋濂便指此二字而不答。“温树”之典出于西汉。西汉时御史大夫孔光谨慎守法，即使对家人也从不谈起朝廷中事。有一次家人问他：“宫中温室（汉武帝时殿名）都种的是些什么树？”孔光嘿然不应。后人即以“温树”二字作居官谨慎的赞语。宋濂谨守此训，得以善终。
朱元璋对于宋濂的这种品德和作风十分赞许，因此一些有关国家的机密大政也多征求宋濂的意见。
宋濂的诚实态度亦深得朱元璋的赞扬。有一天，宋濂与客人一起饮宴，朱元璋却派了密使前往侦视。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道：“昨天你饮酒了吗？”宋濂答道：“饮了。”朱元璋又问在座的客人为谁，食物有些什么，宋濂都一一如实回答。朱元璋听后笑着说：“你说的都是实话，没有欺骗朕。”对于群臣的善恶得失，宋濂都心中有数，但当朱元璋向他问及其他大臣情况时，他总是举人之长，而慎言人短。有时朱元璋因一时之愤而对臣下发怒，臣下有可能遭受不测时，宋濂又敢于挺身而出，为他们说话。一次，主事茹太素向朱元璋上了一份“万言书”，书中对朱元璋的施政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朱元璋读后十分生气。一些廷臣见此情状，便迎合朱元璋，或谓茹太素“大不敬”，或攻击他“诽谤朝政”。而当朱元璋问到宋濂的意见时，宋濂却力排众议，说：“茹太素敢于这样说，正是尽忠于皇帝的表现。皇上当今正想广开言路，若因此怪罪上书人，那谁还敢说话呢？”听了宋濂的这番话，朱元璋又仔细地阅读了茹太素的上书，感到其中确有许多建议是好的，可以采纳，于是他又把廷臣们都召来，对那些只知道迎合自己心理的人狠狠批评了一顿，而对宋濂却亲切地称呼他的字，并说：“要不是宋濂，朕差一点误罪一个上书的人。”接着，朱元璋在朝廷上面对群臣赞誉宋濂说：“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
正因为朱元璋对宋濂极为信任，因此，也就给了宋濂以特殊的待遇和恩宠。
六、修身齐家要恪遵慎独
所谓慎，即谨慎从事，兢兢业业；所谓独，即独自相处，光明磊落，无愧于心，无愧于人。中国儒家学派，历来提倡慎独思想，以修身齐家，光大子孙事业。这里做得较好可算是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生前封侯拜相，满族荣华，死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田地、金银财宝，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楼富厚的藏书，一篇著名的遗嘱。他认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一生所得归纳为四条，并将它端端正正地写下来，要儿子悬挂中堂，每日诵读，恪遵不易，并一代代传下去。其内容是：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日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日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日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日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行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遗嘱对子孙的影响是深远的。曾家后裔恪遵遗言。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不仕，专研数学；孙子曾广钧虽中进士，长守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无一涉足军界、政界，全部从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不少成为著名专家学者。
七、谨慎过度则成保守
谨慎不等于保守，谨慎过分，则事业断无成就。尤其在军事上，处处谨慎，不敢走险着，很难达到战争目的，甚至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用兵过于谨慎，不敢弄险，终未完成北伐的任务，即为此例。
史称诸葛亮巩固西南以后，便按照隆中对策中既定的战略方针，开始北伐中原。大军行至沔阳，探马飞报，魏军都督夏侯桥，“调关东诸路军马，前来拒敌”。这时，行伍出身的名将魏延向诸葛亮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建议：“夏侯橄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
真可惜，诸葛亮却认为魏延的主意“非万全之计”，因而固执地决定“从陇右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
当时，蜀军从汉中北进中原，必须通过几百里的高山险谷。因地形条件所限，只有两个方向可供选择：一是出秦岭入关中。这个方向有三条通道，即子午道、傥骆道和褒斜道。三条通道，都是谷长路险，给军事行动特别是大兵团行动带来诸多困难。相比较来说，位于秦岭东头的子午道，离长安最近。据兵要地志介绍，它的南谷叫午，北谷叫子，从石泉起，向北到长安以南百余里止，谷长六百六十里。另一个方向，则是由汉中经阳平关、武兴、祁山至天水，道路虽远，但比较平坦。
魏延的建议对当时的敌情、道路、作战方案及战役演变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倘若诸葛亮能够采纳，并以此作为北伐作战的军事指导思想，可能很快就会实现夺取长安、收复三秦的目的。魏延建议的正确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山地作战多用奇兵，包括奇袭、伏击等出其不意的军事行动。出奇制胜，在军事指挥上是一个通则。不论平原、山地或江河、湖泊，都应坚持以奇兵制胜。汉中与秦川，为秦岭山脉的重峦叠嶂所阻隔，宜守而不宜攻。蜀军欲北至秦川，如非奇袭，难以制胜。魏延正是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带“精兵五千”，“循秦岭以东，当投子午谷而北”的奇袭建议。但诸葛亮却拒不采纳这一正确的建议，反而采取兜大圈子的方法，自汉中向西，出祁山，率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进行“武装大游行”。摆这种正规作战的架式不但目标大，难以达成出奇不意，而且劳师动众，必然造成自己后劲不足。
魏延这一建议不仅是出奇之策，同时还是一个奇正并用、相映生辉的谋略。大凡用兵作战，一般都是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制胜。在魏延的建议中，一方面提出自己带五千精兵从子午谷突击魏军防御腹地长安，一方面又强调“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这样，就形成了奇正相辅的进攻态势。按照孙子关于“奇正”的用兵思想，在奇正二者并用的情况下，正兵主要为了吸引敌人，示形于敌，以掩护奇兵行动的突然性。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把夺取秦川作为战略出击、统一华夏的主要方向，毫无疑问是借鉴了刘邦兵出关中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历史经验。当时，刘邦的大将韩信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由汉中攻入关中，一举平定三秦。“明修栈道”的目的就在于示形于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也算是一种用“正”。而当敌人把目光集中在通往关中的栈道老路上时，韩信却率军暗中抄小路迂回到陈仓（今陕西宝鸡县东），发起突然袭击，打敌一个措手不及。应该承认，若没有“明修栈道”之举，是不会取得“暗度陈仓”之功的。魏延建议诸葛亮率大军“自斜谷而出”，也是意在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以保证他从子午谷出奇制胜。但遗憾的是，诸葛亮却把魏延的建议视为“危计”，坚持兵出祁山，由此形成了一面平推之势。
魏延的建议，还包含着奇与险、险与夷的辩证关系。一部活生生的战争史表明，无奇不险。出奇用兵，本身就意味着担风险，闯难关。然而，军事辩证法就是如此，地狱的入口处也是通往天堂的大门，在许多情况下，危途险地其实也正是对手的不虞之处，正是敌方将帅思维判断的“死角”。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最大的危险中，常常包含着最多的安夷和成功的因素。人们以为不可取胜的时间、地点，往往是可以走向胜利的坦途。用兵一贯谨慎的孔明，在决策时只看到魏延建议的危险方面，却忽略了险中有夷、危中有利的另一面。由此也说明一个道理，过于谨慎的将帅，虽然处处考虑很周全，但常常因为不敢冒必要的风险而难以创造出惊人的业绩。诸葛亮六出祁山，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在总的作战指导思想上采取了谨慎、保守的策略，所以终未获取大的成功。
另外，关于魏延这个建议的正确性，还可以从司马懿的一段话中得到反证。据演义讲，后来司马懿带兵来拒蜀军时，曾对先锋张邰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征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作者通过司马懿之口，再次说明了由于诸葛亮过于小心谨慎，造成了蜀军作战指导上的失策。
魏延建议由子午道出奇兵直取长安，在历史上确有其事。《魏略》中说：“夏侯桥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曹操之女婿），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但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认为此悬危，不如要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不少历史学家都从祁山作战中，看出了诸葛亮在用兵上的不足之处——尽管他足智多谋，满腹经纶韬略，但在用兵指导上常因性格谨慎而坚持保守的策略。对此，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语尤为恳切：“（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演义的作者尽管想把孔明描写成完人，特别是在智谋韬略上，企图把诸葛亮塑造成智慧的化身，但像诸葛亮六出祁山没有什么进取这样的一些重大历史事实，是不能违背的。因此，罗贯中笔下的孔明，也必然是一个美玉有瑕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