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遇事不能粗心
施展谋略除了需要勇敢果断、坚忍顽强的精神，还必须谨慎细心，谨慎细心是保证谋略成功的安全链。高明的谋略家总是考虑问题十分周全，常常计中有计，谋中有谋，处处小心。很明显，粗枝大叶的“马大哈”，高傲自大的狂人，不但不能巧设计谋，就是别人传授的计谋，在实行中也会漏洞百出，弄巧成拙。
传说古时雅典有一只恶兽，吃人成性，它要雅典人每九年供奉七对青年男女供其食用，否则就降灾于人们。某一年，进贡时间到了，人们哭着为七对青年男女送行。雅典王子为当时的悲惨情景所感动，于是说服国王，要和七对青年男女一同前往，亲自杀死恶兽，为雅典人永除祸根。临行前王子和国王约定，如果获得成功，返航时将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这样，国王只要看见自帆，即知王子活着回来。王子到恶兽住的岛上，由于得到一位美丽公主帮助，他杀死了恶兽。在返航的几天中，王子异常兴奋激动，雅典已经不远了。可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子忘了同父王的约定，没有将黑帆换成白帆。在海上等候儿子回来的国王，看到回来的船上依然挂着黑帆，认为儿子已经死于恶兽之口，悲痛至极，纵身跳进大海自杀了。这场不该发生的悲剧，完全出于王子的疏忽。
疏忽是人的一种特殊心理活动，它的特点是注意力分散、减弱和消失。由于疏忽，人会产生错误的感觉、意识，从而导致错误的行为。产生疏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讲，一方面是来自人的习惯和性格的缺陷。一个人生性马虎，做事粗心大意，心不在焉，只能注意到重大的、突出的事件，而对细小的事物漫不经心，或者注意力缺乏稳定性，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转移或减弱；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的使命意识不强，对本职工作缺乏热情和毅力，对自己要求不严，草率行事。
发生疏忽有时也是因为客观情况造成的，比如工作繁忙紧张时，往往会顾头不顾尾，造成遗漏；工作接近尾声或胜利即将到来时，会使人产生麻痹松劲情绪，导致功败垂成；被某些假象所迷惑，而丧失警惕，认为平安无事，可能灾难就要发生。
要做到谨慎细心，除了要提高责任心，增强警觉感，还要加强心理训练，培养察微辨细、慎终如始的优良习惯。
二、警惕恃胜而骄
两国交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作为两国统帅，都要密切注意动态，谨慎从事，切忌骄傲轻敌，为敌所乘，招致惨败。关云长大意失荆州，即为一例。
关云长这员虎将，从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到水淹七军，驰骋疆场，身经百战，真称得上一位常胜将军。然而，他最后败走麦城，失去荆州，却留下一件终生憾事。直到今天，人们为克服骄傲情绪，还常以关云长引以为戒：“不要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也要想想‘走麦城’。”
关羽败走麦城，为后来兵家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常胜将军为何会有这样的历史悲剧呢？答案很简单，这是恃胜而骄的结果。
在战场上，胜与负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易位，相互转化。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胜利固然是件好事，但指挥员由此变得骄傲轻敌，刚愎自用，这会埋下转胜为败的祸根。相反，失败固然是件坏事，但这却可以激励指挥员立志变革自己，总结经验，创造新战术。在战争史上，这种胜负易位的事例不胜枚举。
关云长按照历史的逻辑，在一系列胜利中，愈来愈变得目空一切，自以为凭其“青龙偃月刀”就可以东震吴兵、北平曹魏，治国平天下了。正因如此，他看不到力量之所在。当他败退麦城时，东吴统帅用攻心战术瓦解蜀军，造成蜀军减少，战斗力日益削弱。然而，关羽在此被动的局面之中，不去巩固部队，稳定军心，仍然只凭着自己的一身勇气硬抗。后来直到他率数骑突围，部将王甫提醒他“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时，这位英雄还骄横地说：“虽有埋伏，吾何惧哉！”结果误入东吴的伏击圈，苦战一夜，虽闯过几道难关，最后还是被东吴生擒活拿了。
兵法说：“祸莫大于轻敌。”将军由屡胜而骄心生，骄的结果则一是无谋，二是无备。关云长孤军深入绝境，最需要的是谋和智，而他此时却只剩下一个勇。
战争实践证明，一个指挥员被胜利冲昏头脑时，不仅会产生麻痹轻敌思想，更可怕的是不能审时度势，忘记战略目标。当初，诸葛亮在人川之际，曾考虑到关羽性格上“刚而自矜”的弱点，为他提出了据守荆州的八字方针：“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并再三叮嘱关羽一定要按照这个方针去做。开始，关羽还比较谨慎，经常注意东吴的动向，但到后来，他渐渐把诸葛亮的八字方针抛到脑后，以致造成战略上的被动。当我们分析关羽败走麦城时，不应离开战略全局而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例。
一个军事指挥员是否高明，不能只看他打了多少胜仗，而要着重看他是否有战略头脑、战略眼光。指挥员要取得战场上的自主权，必须有战略头脑、战略眼光。指挥员要取得战场上的自由权，必须努力争取主动；然而，只有从战略上争得主动，才有真正的主动可言。古往今来，许多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好汉，最后失败并不在于武艺不高，军队不精，而常常是由于缺乏战略思想，失去了战略目标。楚、汉相争时期，楚霸王项羽“力拔山河兮气盖世”，他所率领的江东子弟兵可称精锐之师。他一生大小七十余战，战战皆捷，然而垓下一战却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在这一点上，关羽步了项羽的后尘。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前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以，对于军事指挥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将其注意力放在战争的全局上面。当然，全局与局部也是相对而言，指挥层次不同，所关照的全局范围也不同。但每一级指挥员，都有自己应考虑的全局。“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三、外交上应当待人以礼
战场上固然是骄兵必败，但在外交上也要谨慎从事，不要逼人太甚。
战场交兵，胜败乃兵家常事。胜者难以久胜，败者也不大可能屡败，在双方力量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因此，当一方在一时获胜以后，如何对待失败的一方，是一个策略性、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以礼相待，以理服人，合情合理的处理，可以息事宁人，两下罢兵，达到征战之目的；恃胜而骄，出言不恭，逼人太甚，不给失败一方以应有的道义上的尊重，很容易迫使对方孤注一掷，再决雌雄。这样，胜者未必再胜，说不定还有前功尽弃的可能。《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七回，晋、鲁、曹、卫四国联合伐齐获胜后，双方围绕停战谈判开展的外交斗争，就说明了这方面的道理。
齐顷公在华不注山（今山东历城县东北）大败，亏得部将逢丑父与他更换了衣服，才得以金蝉脱壳。晋、鲁、曹、卫四国军队乘胜追击，深入齐国境内四百多里，眼看就要打到齐国的都城临淄。齐顷公无奈，只得派遣大将国佐携带礼物去见晋军主帅郁克，要求停战，并答应退还侵占的鲁、卫两国的土地。国佐毕恭毕敬，邵克盛怒以待。郁克说：你们国家亡在旦夕，还想用花言巧语来行缓兵之计？要是真心求和，必须答应我两件事，第一让萧太后到晋国做人质，第二把齐国的耕地垅沟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到时候你们违背了盟约，我们就杀死人质，大军自西而东，顺势而下，直达临淄。国佐听了，勃然发怒道：元帅，你的主意打错了。萧太后乃齐之国母，自古以来哪有国母当人质之理？至于田地的垅沟，皆顺其自然地势而定，按你的意见一律改成东西向，这样晋国随时可找借口来攻，那跟亡国有什么两样！你以此相难，想必是不答应讲和了？邵克得意洋洋地说：我不答应，你们又敢怎么样？国佐道：你不要欺人太甚！齐国尚有兵车千乘，诸臣私自拥有的兵车也有数百，部队主力尚存。你不讲和，我们就再决战，如再败，就打第三仗，即使三战俱败，至多是亡国，又何必拿国母作人质，改变垅沟的方向呢？国佐说完，愤然把瓷器摔碎在地，昂然出营去了。
鲁、卫两国的主将季孙行父、孙良夫在帐后听了这段对话，匆忙出来对邰克说：齐国恨吾等深矣，必定会拼死作战的。有道是兵无常胜，我们还是答应讲和吧。郤克也觉得刚才言辞过激，恼了国佐，便派人硬把国佐拉了回来，赔了礼，道了歉，签订了停战协定。一场剑拔弩张、颇具火药味的外交斗争，最后以齐国的胜利而告终。
战争是由人驾驭的怪物。胜者荣耀败者耻，失败一方蒙受耻辱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他们表面上可以忍气吞声，屈服认输，内心则充满了不服和积愤。只要时机成熟，就会东山再起，泄恨雪耻。齐国的国佐，奉齐王之命，带着礼物去求和，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当郤克反唇相讥，对齐国进行要挟时，当然要激起国佐强压在内心深处羞耻的怒火，于是发誓要重整旗鼓，再决雌雄。从一定意义上说，战火欲再燃的导火线，正是被恃胜而骄的郤克点燃的。
事实证明，交战失败在将帅及民众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是很难愈合的。尽管晋、鲁、卫、曹等国与齐国罢兵休战，但齐国人心里并不服气。齐顷公耻其兵败，吊死问丧，恤民修政，志欲报仇。后来还是晋国感到事情不妙，恐怕齐国侵伐，失去基业，乃托言齐国恭顺可嘉，让鲁、卫等国把曾被齐国侵占后又收回的土地再退还给齐国。自此以后，诸侯们觉得晋国无信无义，渐渐离心。看看，恃胜而骄一旦激起对方的怒火，要清除是何等不易！一时的趾高气扬、羞侮对方又是多么的得不偿失！
俗话说，话不要说死，事不能做绝。警惕恃胜而骄，忘乎所以，须为兵家所谨记。
四、治国时贵在敬慎爱民
武王践祚的第三天，召吕尚来请教说：“我心里老想着要实行黄帝和颛顼的治国之道，关于黄帝和颛顼之道的记载，现在是不是已经见不到了？”吕尚说：“在《丹书》中有记载。王如果想知道，必须先斋戒三日。”于是武王斋戒了三天，然后吕尚庄重地向武王宣读《丹书》的内容，说：“治国治民，能始终保持敬慎而战胜惰怠，就吉利；如果惰怠战胜了敬慎，就会灭亡。事事坚守道义而战胜个人的私欲，就会顺利；如果放纵私欲而不守道义，就会遭到失败。凡事不努力进取、自强不息，就会遭受挫折。如果存心不敬慎，就会自身不正。自身不正，就会使事业荒废。永远存心敬慎，就会使王业万世永存。”接着吕尚又解释说：“简约而又可付诸施行，并且可以永远留传给子孙的至理名言，就是《丹书》中的这几句话了。我听说，用仁的方法取得王位，又用仁的方法来守住王位，那王位就可流传百世。用不仁的方法取得王位，而用仁的方法来保守王位，那么王位还可以留传十世。如果用不仁的方法取得王位，而又用不仁的方法来保守王位，那就顶多只能保其一世而已。”周武王听了吕尚的一番话，十分警惧，便把吕尚的话铭记在座席的四角，以及几、鉴、盥盘、堂柱、衣带、门窗、宝剑、弓、矛等许多日用和常见的器物上，以便随时随地可见，用以警惕自己。
武王践祚后，又在吕尚的谋划下，采取几项重要措施：其一，命南宫括把鹿台的钱和钜桥的粮食，用来施散给平民和奴隶。鹿台建在朝歌城中，据说“其大三里，高千尺”，商纣王把搜刮来的钱财，都收藏在这里。钜桥是一座巨大的粮仓的名称，商纣王把剥削来的粮食都贮存在这里，现在周武王把这些钱粮分给穷苦人民，就可以争取民心。其二，命令召公把因劝谏商纣王而被囚禁的箕子释放出来；又命令召公把因对商纣王的暴虐统治不满而被囚禁的“百姓”（即贵族）释放出来，并且表彰贤人商容的居闾；又命令闳夭封修比干的墓，以示对这位贤臣的表彰和纪念。通过这几项措施，来安抚商王朝的旧贵族，以减少他们对周王朝的仇视和反抗。其三，命令南宫括和史佚迁移象征王权的九鼎，以示天命的转移和王朝的更迭。其四，废除商的弊政，修明周的新政，以向天下显示周王朝的新气象。以上措施对于安定人心，巩固新生的周王朝，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五、为人处世要谦虚谨慎
事君要终生，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必遭杀身之祸。因此事君以敬，乃是臣子保全自己重要之术。这里以荀攸与宋濂二人为例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