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机具备
《吴子》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提出了著名的兵机理论。作者认为，凡兵有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所谓气机是说，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全在一人。所谓地机，就是指那些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也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谓地机。所谓事机，也就是善于行使间谍，指挥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对方君臣不和，相互埋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所谓力机，是指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阵，马闲驰逐，是谓力机。只有知道这四机，并深谙其道者，才可成为将军。
四机具备，是战争取胜的前提条件，但是，实际的战斗中，四机不可能都具备，因此，就有必要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并利用敌人的弱点，因形用权，创造战机，从而克敌制胜。所以，一个好的将帅，不仅要知道四机，其关键还在于在战争中如何具体地运用并创造战机，从而有效地打击敌人，《吴子》中还具体进一步写道：战斗的要点，在于掌握敌方一批将领，并且要能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因形用权。这样便可做到不劳而功举。对敌方愚而信人的将领，可以对他们进行引诱，使其倾向于我。对敌方那些贪得无厌的将领，可以用货财贿赂他。对敌方轻变无谋的将领，则可劳而困之。当敌方上层富贵而骄淫，下层贫困而怨声载道时，则可离而间之，引起内讧，如果敌方处于进退多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乘势以威震敌，将其打垮，或将其俘虏。当下层将士对上层将领不重视，而愿归于我时，我们就该想办法主动地邀请他归附，从而战胜敌方。
古代名著《淮南子》中也论述过兵有三势二权，须在战斗中很好地加以利用与发挥。三势即气势、地势、因势。三军之众，百万之师，气如飘风，声如雷霆，威震敌军，此即气势。路道险，大山名塞，道路崎岖，山势险要，一人守隘，千人难过，此即地势。敌方疲劳倦怠，内部纪律混乱，粮草又缺，士有怨声，便可乘势攻取，此即因势。二权即知权和事权。善于运用间谍，并且审错规虑，善于掩蔽自己，出其不意，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就是知权。当敌人正在行军时，进退都惧怕，长长的队伍，前后很难联系，左右也不相联系，我方可用兵击之，收到事半功倍的战斗效果，这就是事权。势与权，两者是相得益彰的，不可孤立地看。要战胜敌人，除了掌握三势二权的道理外，还应该拥有精良有素的吏卒，选拔良才，使将得其人，而在定计决谋时，又能明于生死，达到举措得失，莫不震惊。果能如此，不用云梯冲刺也可拔下敌城，不用兵刃相接便可破获敌人。
《淮南子》的这种思想与《吴子》有相似之处。而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强调战略进攻，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要善于寻找利用并创造战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尽可能地以谋取胜，以智取胜。以较少的兵力，获取较多的战果，甚至达到不直接交兵便可战胜敌人的理想效果。
所谓待机者，即乘敌人内乱而取之，费力少而成功者大。姜太公认为，时难得而易失，待机而动，事乃有功。所以古代用兵，必须待时而动，时机未到，不可妄动；时机已到，不可迟疑。历代帝王能成其大业者，均善于取乱，乘机而伐之，现以清朝灭明的历史做一说明。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众人起义，打得明军节节败退，起义军很快攻进了北京城，明朝崇祯皇帝缢死梅山。李自成自以为明朝灭亡，天下太平了，便在北京称帝，忽视了北部势力满清帝国。此时，满洲军队看到中原大乱，人心惶惶，明朝已被推翻，而李闯王又刚刚称帝，政权不稳，想乘机侵犯中原。但是，要找到一种讨伐的借口。
当时，有人对多尔衮说：李闯王在明朝京城称帝，明朝臣民莫不切齿痛恨。如果我国乘此机会出师，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布告中国臣民，必望风归附，共同攻击李自成。这样，驱除流寇，平定中原的愿望，便可一下实现了。
可见，满军想借中原力量以平定中原，以明朝旧臣民来反对李自成政权，以此推翻李自成，取而代之。这是第一步。为达到这一步，便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帜，为恢复明室作战，从而拉拢明朝的臣民为我所用。当此目的达到后，便可将矛头指向明朝臣民，使其听从满清指挥，向满清称臣，以达到平定中原、统一中国的目的。就当时的现实情况来看，李自成夺取了政权，但天下战争仍在进行，残余的明朝将士，还在各地活动，同时还有别的武装也在蠢蠢欲动，反对并影响李自成政权的开拓局面。同时，李自成已推翻明朝政权但人心尚未归附。因此满军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受到明朝旧臣一部分人的欢迎，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再者，满军兵力也不算弱，而李自成的部队却是连年征战，十分疲惫，同时又处在胜利陶醉之中，战斗力下降。这是满军入关的实力基础。
正是从诸多方面考虑，满军决定进兵关内。当多尔衮将此想法禀呈太后时，太后很是同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与方案。接着，多尔衮便采取措施，去掉了自己的政敌豪格，使内部安定团结，接着便率师进犯，借助明将吴三桂的力量，很快攻入山海关。李白成虽有抵抗，但最终还是败于多尔衮。时间不长，清军攻入北京，李自成节节败退，终于失败。北京一破，天下大震，满军乘势大举入侵，四面出击，扫荡明室，采取各种办法，分化瓦解打击起义军，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以汉人治汉人，最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二、审时度势
审时度势，是兵家必须恪守的一种战术，而且，是否善于审时度势，是衡量一个将领素质的重要标准。
唐朝时，颉利发兵攻突利，突利派使者来唐求救。皇上便向众大臣征求意见：“我与突利是兄弟相称，关系不错，现在他眼前有急，我不能不救。但是我们和颉利之间却有盟约在先，互不侵犯。这该如何是好呢？”大臣相互窃窃私语。兵部尚书杜如晦说：“皇上，戎狄无信，终当负约，我们不能拿盟约来约束自己。如果当今我们不乘其乱而攻取，今后我们就会后悔无及。而乘乱取胜，乃是古之道也。”接着，张公谨也认为可以攻取，并且具体陈述攻伐的理由。第一，颉利纵欲肆凶，横行霸道，专横独断，谋害善良，昵近小人，是一位昏君，由此，君臣关系不顺。第二，颉利属下的同罗、仆骨、回纥、廷陀等部自称君长，不服颉利，意欲反叛，内部混乱。第三，颉利被别人怀疑，他现在出兵征讨，众兵败无疑，过去欲谷丧师，无抚足之地，兵败将折，没有多强的战斗力。第四，北方正值霜旱，天气寒冷，而粮草却又匮乏，不能久战。第五，颉利疏远突厥，反而亲近诸胡，而胡人本性翻覆，变化无常，大军临近时，其内部必然发生叛乱。第六，华人在北方很多，他们结屯而聚，保据山隘，都有归附之心，王师出击之日，必然望风响应，可以里应外合，打败颉利。种种情况足以说明，颉利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这正是乘乱攻取的好时机。
皇上觉得这样的分析很有道理，便决定派兵进攻颉利，援救突利，出兵攻破定襄，大败颉利，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古人云：“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应该有孤军深入的胆略，不能迟疑不决，前怕狼，后怕虎。真正的善于乘势者，必须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勇往直前，无所疑惧。犹豫两可，瞻前顾后，往往会坐失破竹之势，给敌人以喘息休整之机，一旦敌人并力固守，就难攻破了。
据《新唐书》记载：李世民在讨伐敌人时，往往率兵乘胜追击，不断巩固并扩大战果。李世民与薛仁杲大战，薛仁杲招架不住，便率残兵奔逃。李世民则指挥将士马不停蹄，乘胜追击，一路高歌。窦轨觉得这样穷追敌寇，士兵疲劳，要求休息一段时间，他对李世民说：“我们这样一路追杀，很辛苦疲劳，万一中敌引诱之计，怎么办？况且，我们已经取得胜利。应该就此打住，停止追杀，打扫战场。”李世民听后哈哈大笑：“你讲的不无道理。但是，你可知道，我已经考虑很久。对我们来说，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全面的胜利，就在眼前。对敌人来说，大势已去，剩下的也只是残兵败将，没有多强的战斗力。所以，战斗的主动权和决胜权仍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乘着破竹之势，一鼓作气，将敌人一网打尽。要是停下来放走敌人，便是坐失良机，后果对我们是不利的。”于是，继续前进，追杀逃兵，直至捣毁敌人的老巢。
三、文伐
太公曾提出“十二节”来阐发他的“文伐”思想。所谓“文伐”，即不用武力，而用政治力量去瓦解一个国家。
文王问太公，什么叫文伐，太公答以十二节。第一，对方喜欢些什么，我们就应创造机会，满足他的欲望，以顺其志，使其高兴，得意忘形。这样，对方必然会逐渐骄傲起来，必然会生出一些是非来。既然我们很好地掌握了对方的要求与欲望，能够顺从他，当然也就能够想办法不顺从他，制服他。第二，要和敌国亲近之臣接近，尽量的搞好关系，这样就能降低敌国国君在他亲近人心目中的威信，提高我们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敌国没有真正的忠臣，其国家必然会出现危机。第三，要舍得花钱，贿赂敌国国君的左右人物，和他们建立私下的感情，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感情自然也就深了。他们所掌握的重要情报，会提供给我们。第四，辅以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俯首听命，一切伪装巧妙，麻痹敌国，使其丧失战斗意志，便于我发展。第五，对敌之忠臣，则要严厉，不能仁厚，对其贿赂也应薄轻，要设法稽留使者，不听其言，限制其活动，亲而信之，并使其国君知晓。使者回国，必见疑于国君，使其君臣之间产生疑惑，内部不团结。果能如此，便可施谋。第六，在敌国内部寻找代理人，作为我们的耳目，同时采用离间手段破坏敌国与他国之间团结，里应外合，灭亡其国。第七，要想捆住敌人之心，必须送以厚赂，使其接受，将其忠爱之人，收归我用，阴示以利，令其轻业，敌人蓄积空虚，心怀不满，倾向于我。第八，赂敌人以重宝，使与共谋，每谋必使受利，取得敌人信任，久而久之，双方就会成为重亲，尔后必为我用。第九，尊重对方名誉地位，示以大势，说以利害，使其奔向光明前途，彼必五体投地，听我调遣，并微饰圣人，吹捧他们，说他是圣人，谦谦君子，彼必晕晕乎乎，趾高气扬，丧失警惕，国乃大偷。第十，对敌之下属，应该想尽办法使其信任于我，与我建立信约关系，以便及时得到情报。同时与他们交往时，应该说一不二，答应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去做，而且要做好，使其感觉到像是兄弟。取得对方信任之后，我即有所行动，让他向我靠拢，站在一起，若天丧之。第十一，塞之以道。为人臣莫不看重贵与富，惧怕死亡与倒霉。我们应示以大尊，而微输重宝，将其豪杰收纳过来，对方内积甚厚，而外贫乏。接纳智士，实现其智力与才能；接纳勇士，增强其英雄气概。富贵已足，而常有繁滋，党派斗争，国必败亡，故日塞之以道。第十二，用财物供养敌之乱臣，怂恿其背君意，叛国，搅乱其安定，进献美女以淫乱之，送犬马以慰劳之，收买归附之心；引诱敌人投诚。凡此十二节，节节相关，如果十二节完全齐备，即可实现武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微已见，乃伐之。太公这些见解，极为深奥。载于《大韬卷二·文伐》中。
春秋战国时代，大小国家并立，相互斩伐连绵不断，不论哪个国家，想在如此环境下生存，没有一套治国之术，势难立足。也就是说，在列国纷争时代，要想保持持久的稳定与统治，其国君必须具有高超的领导才能和斗争艺术。
吴越两国都是东部的国家，接壤相邻，本来可以和平相处，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演变，两国友好关系发生中断，以致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5世纪初，吴王夫差打败越国，楚国向吴国称臣，越王勾践为吴王洗马。越王勾践实不甘心。卧薪尝胆，以报会稽之耻，有心人天不负，越王勾践终于东山再起，打败吴国，恢复越国的独立地位。
然而越王勾践打败吴国，是由于越王正确运用战略战术，他采纳了文种的灭吴七术。这七术是：第一，捐献货币，以取悦吴王。第二，高价收买吴国粮食，使其积聚空虚，民不聊生。第三，遣送美女，以惑吴王心志，使其荒废政事。第四，遣送能工巧匠使其大兴土木建创宫室，以耗尽吴国资源。第五，遗之谀臣，打乱吴国的计谋。第六，疆其谏臣使自杀削弱吴王辅助力量，使其成为孤家寡人。第七，越国自己积财练兵，富国强民，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等待时机，进行讨伐，灭亡吴国。
以上灭吴七术，其基本精神就是瓦解吴国的经济基础，削弱吴国的综合国力，离间其君臣关系，消磨其斗志，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搞垮吴国，使其不攻自破，不战自灭。越王勾践正是按照这七个方面，对吴国进行了长期的没有硝烟的战斗，而吴国却丧失警惕，正中越王勾践的谋计。吴王夫差享受着越国的进贡，以此来荣耀自己，整日沉醉在歌声女色之中，意志消磨，不思上进，听不进忠言，宠爱谀臣，再没有过多的心思来关心越国的问题。而正当吴国困乏之际，越国却越来越强大，经济繁荣，政治团结，人心一致，兵力强大。一个强大的越国出现他的面前而不知，多么危险！到头来，越兵犯境，势如破竹，吴王夫差被迫自杀，吴国灭亡。
四、上兵伐谋
兵贵精，将贵谋，堪为兵家至理名言。在激烈的战斗中，在将领身上，谋与勇相映成辉。如无谋之勇，是匹夫之勇，无勇之谋则难以实现战斗目标。因此，孙子提出“上兵伐谋”的思想。“上兵伐谋”，是因为“兵者，诡道也”。孙子提出这个思想，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史上，从周初到春秋末期，兵法理论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由于受周礼的制约，兵家奉行的是“仁义之兵”，提倡“成列而鼓”的“正道”思想。并明确提出：两军对垒，不能进攻还未布置好阵势的敌人；不能乘敌人困难之际发起突然袭击；不要追赶逃跑的敌人等。战争的实践嘲笑了这个无知的理论。后来，管仲对“仁义之兵”加以修正和发展，提出了“节制之兵”，强调“尊王攘夷”，严明军纪，以威严慑服敌国，也还没有认清战争的特性。春秋末期，“仁义之兵”的思想理论完全动摇了，孙子适时地提出以“诡道”取代“正道”，把“节制之兵”发展为“权诈之兵”。
《孙子兵法》十三篇，除继承“民本主义”、“爱民严纪”的历史精华外，着重强调了战术上要灵活多变；强调示形用谋，欺敌用诈。孙子以英雄史观过高地估计了“谋攻”的作用，但他提出的“夺其心”、“夺其气”、“以迂为直”等，确实反映了战争的一般指导规律，有着很高的军事谋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