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权术
所谓政治权术，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具有隐晦秘密特点的权变手段。它所应用的场合，主要是在政治斗争的领域。人们通常所说的权术，一般是指统治阶级的政治“手腕”。具体言之，政治权术一是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斗争的策略与手段，二是指统治阶级内部之间政治斗争的权谋与手段。在阶级社会，各种政治手段斗争交织在一起，作为斗争手段的权术，必然用于政治斗争的场合。统治阶级的上层用之，下层亦用之；君用之，臣亦用之。历史上只要有阶级斗争的存在，政治权术就有“用武之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政治权术在政治斗争中即发挥巨大的作用。历代君主看到权术如此“神通广大”，亦将其视为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法宝。先秦两汉，权术不仅成为政治思想领域中时髦的话题，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亦得到高度重视。战国政客们的纵横捭阖，秦始皇对权术学的赞赏推崇，汉高祖刘邦的狡谲权变，光武帝刘秀的韬晦自保，曹操的多疑奸诈，诸葛亮的睿智诡秘，无不说明统治者既是权术理论的崇拜者，又是权术实践的身体力行者。
政治权术走向成熟的标志，则是一批“专业化”的权变之士涌现。历史记载：“战国之际，秦仪之徒，智略兼人，辨利轶轨，倜傥侠义，观衅相时，图爵位则佩六绂，谋财则输海内，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憩。人主见弄于股掌之上而莫知恶也。”（《太平御览》卷464）这些权变之士，为了追逐个人的名利，周游列国，朝秦暮楚，翻云覆雨，推波助澜，“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具有极大的政治活动能量。时人将其称为“反覆之臣”、“倾危之士”。权术之士对战国时期政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不同于韩非一类纸上谈兵，而是一批职业化的技术实践家。他们以追逐富贵为目的，以玩弄权术为职业，不讲任何道德与气节，各种卑劣无耻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战国政治斗争中，权术之士将政治权术的发展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汉代以后，政治权术的发展发生了变化。由于儒家思想的崛起，道德观念的影响，政治权术在政治思想领域更加虚伪。当时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奴隶制度已过渡到封建制度。地主阶级统治已经巩固，为了欺骗人民，统治者迫切需要给封建社会关系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此情况下，韩非子的权术思想已经不能适应需要。相比之下，儒家“仁义道德”之类学说投其所好，确立了儒家学说在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公然论证权术的言论，已在政治论坛上销声匿迹。诡诈的权术，受到封建道德观念的谴责与鞭挞。但由于剥削阶级虚伪狡诈的本性，权术在政治斗争中的运用，实难避免。此时的政治权术，只是封建君主与臣子之间暗中加以使用。谲君诈臣玩弄权术的恶迹，充满了史册。
唐代有“笑里藏刀”的诈臣李义府，其“貌状温恭，与人言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机要，欲人附之，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旧唐书·李义府传》）。又有“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凡才望功业出己右以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出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之甘言而阴陷之”（《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宋代赵匡胤玩弄阴谋手段，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天下。他所导演的“杯酒释兵权”，更是一场淋漓尽致的权术表演。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与亡国之君朱由检，在运用责臣之术方面，远远超过秦始皇。特务政治亦在明代发展至顶峰。清代皇家内部，宫廷政变接连不断，纷争事件层出不穷，政治权术在其夺权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秦汉以后，政治权术的命运，总是同政治道德环境联系在一起。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就其主流而言，均皆排斥政治权术。因此，政治权术只得借助兵家权谋而得到发展。
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各类战争接连不断。据《春秋》记载，春秋时期的242年间，列国之间的战争竟达483次。战国纷争，规模更大，形势错综复杂。秦汉时期，战争规模巨大而频繁，在战争实践中，军事家们创造了许多用谋取胜的战例。后人所总结的中国古代兵法“三十六计”，即反映这一时期兵家所创造的权谋手段。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中国古代军事科学亦在此时得到迅速发展。在当时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兵家权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人们在战争中所采用的谋略手段，与政治斗争中的权术手段有着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紧密交织在一起，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之间往往表现出一种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关系。兵家权谋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对政治权术的形成与成熟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军事道德中确立了“诡道”的地位。
二、政治权术借助兵家权谋而确定自己的地位
在中国奴隶时代，战争方式主要是车战。作战双方要做堂堂之阵，鸣鼓而攻之，讲究仁义礼让，反对突袭与欺诈。宋襄公同敌人打仗时，坚持“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妄想凭借“仁义”、“正道”去战胜敌人，结果“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后来，步兵与骑兵的出现，对“阵列而鼓”的车战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强调兵家权谋的“诡道”，与讲究“仁义礼让”的“正道”之间，形成了明显对立。当“诡道”取得道德认可而畅通无阻时，宋襄公的“仁义”之战，变成蠢猪行为，受到后人的责难与耻笑。《淮南子·汜论训》云：“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春秋战国时期，军事道德观念的变化，对传统政治道德观念产生一种强烈冲击，从而有助于政治权术的发展。兵家权谋与政治权术，从诞生之日起，即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与禁锢。因此，在反对传统道德的斗争中，它们结成天然同盟军，相互交织，浑然一体。所谓“诡道”，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道德观念所设置的防线。
中国政治权术在战国时代走向成熟，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此时道德观念对权术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申不害、韩非子等权术理论家著书立说，为政治权术大肆鼓吹，鸣锣开道，而在当时并未受到道德的谴责。这种有利于政治权术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不仅为兵家权谋争取合法生存的权利，同时也使政治权术受益匪浅，出现了政治权术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封建社会后期，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各自运用的场合与范围已有明确的区分。与此相适应，两者在道德领域内亦走向各自不同的命运。军事道德观念对兵家权谋采取宽容的态度，但对于政治权术，依然摆出一副严峻的面孔。人们在赞同“以奇用兵”的同时，仍然坚持“以正守国”的观念。战国时代对于政治权术优容宽松的道德环境，已成为昙花一现的往日美景。
不同的道德环境，造成了不同的发展结果。从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兵家权谋是一种聪明睿智的代表，可以理直气壮地施展自己的身手；政治权术则是一种邪恶阴险的化身，只能在道德观念的谴责之下暗中使用，因此，政治权术在传统道德观念的禁锢下，难以自由运用与发展，只得借助兵家权谋而得到发展。
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在道德领域中的不同遭遇，则由传统的道德观念所造成的。尽管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同样都是“诡道”，但二者的运用与目的毕竟不同。兵家权谋运用于对立的国家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战争的胜负总是关系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事，为“公”而战，故军事中所用的“诡道”，容易得到道德上的容忍。政治权术则带有浓厚的个人或小集团的色彩，为“私”而战，故政治斗争中所用的“诡道”，则为传统道德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