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军队有对内维持社会安定和对外保卫领土主权两种职能。北宋建军的重点放在对内，即严防武人叛乱和镇压农民起义的作用上，而忽视了对外守土御敌的职能。赵光义就直截了当地说过：“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史·宋绶传》）因而实行一套“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军事制度。这一制度结束了中唐以来武将割据的局面，不仅两宋没有出现分裂割据，以后几朝虽有统治阶级的内部叛乱，但都未能形成分裂割据局面。这一制度对强化封建中央集权，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执行者过于死板，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抗击外部入侵的力量。加上北宋采取募兵制，造成多养兵而战斗力日弱的结果。兵源主要来自农兵和失业流民，特别在灾荒之年，大量招募饥民当兵，造成冗兵冗费。据《宋史·兵志》载：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士兵总数为378000人；太宗至道年间（995—997）为666000人；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为912000人；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为1259000人。可见军队数量的增长是惊人的。据梅尧臣《田家语》一诗记载，北宋和西夏作战时，陕西路每家出一丁，惟留跛的盲的，“跛盲不能耕，死亡在迟速”，结果是国家收的“六分财，兵占其五”（陈襄《古灵先生集》卷八）。这对社会经济生产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北宋“积贫、积弱”以致亡国，军事制度的“矫枉过激”且不能根据时事的发展而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
三、宋辽二十余年诸战役之得失
（一）高梁河战役
赵光义欲乘灭北汉的声威以收复燕云故地，重建中国北方国防，恢复中国领导四夷之地位。此诚正确的战略构想，而无可非议者。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十二日由镇州北进，十九日抵金台屯，二十日至辽南易州，辽之州城即降，二十一日遂围涿州，而辽守军亦望风而降，二十三日已驰至辽南京之城南。计其行军路程，每日约行百余里。此种风驰电掣的行动，其目的显然实行战略奇袭，谋出辽人之不意，一举袭取幽州，而达成此次作战的目的。此举颇收顷刻之效，几逼使辽之燕京不能守。且观此次作战计划，又显然欲取得幽州之后，即挥军指向古北口及野狐关诸要塞，将辽人南出西出之路予以封锁，如此则辽后五州不攻而得，燕云十六州即告克复。此正孙子所谓“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的战略原理之运用。
然而宋军出师攻北汉，历时二月余，而顿兵于太原坚城下，又达二旬，兵疲粮匮，已达极点，幸北汉大臣元老马峰劝刘继元降，太原始克。宋兵于太平兴国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自太原赴镇州，二十九日到达，计其行程，上下太行山艰难的山路，每日约行百余里。在镇州休息十二日，即转兵北上。且诸军所想望的太原之赏不行，则其时宋军之心力俱疲的情状可知。光义驱此心力皆疲之众，顿兵于幽州坚城之下，而遭受内外夹攻，此正如李左车论韩信井陉全胜后的状况，其败固不待计筹而后知。且宋军围攻幽州城时，不知夺取得胜口险要以控制战场的形势，而坐视耶律色珍据之以待援，此亦足以显示宋上下的无能。高梁河平川四达，岂是阻援之地势？观唐太宗之围洛阳，而急驰虎牢以阻窦建德，则知赵光义此次“围点打援”之失。
宋军此次北征，大军仅循一路而进，而无他路军以配合之。且无战略预备队的控制。此种有正无奇之用兵，乃为最拙劣者。孙子曰：“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又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胡林翼亦曾云：“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此正可为宋军惨败原因的说明。且观此次作战，显无战略预备队的控制，故其作战军一溃而不可收拾。赵匡义亲为大军统帅，竞无预备队的控制，卒至一败而弃军逃遁，使战势无可挽救，此简直军事之外行者。然而彼以后在各战役中，犹屡以阵图授诸将，以指导战斗，宁不可笑！而其诸将之无人才，亦由此可知。
宋军此次战败，幸辽大将耶律休格身负重伤，不能实行战场外远程追击，否则，赵光义能否逃脱，宋诸军能否溃而复集，尚未可知。
至于辽军方面，韩德让、耶律休格、耶律色珍、耶律学古乃皆一时之选。燕城危而复安，德让、学古是赖。辽军转败为胜，休格、色珍之功。尤以休格之智勇，自赵光义而至于诸将，无出其右者。孙子曰：“将者，国之辅也。”辽有休格，故与宋历年的战争，常能握主动而致胜。
耶律沙率援军直攻高梁河的宋军失败，此可知耶律沙之无能。反之，耶律休格至，即能利用此种战势，使沙军在正面与宋军相持，复利用“自战其地”的便利，地理民情及道路状况皆甚熟习的条件下（辽军此种优点，宋军则无），乘夜暗与色珍实行两翼包围之攻击，尽量发挥其优点与长处，而猛击宋军的短处（宋军骑兵不如辽军，地形不习，敌情不明，无险可守），故能将宋帝亲帅之军击溃。且据云其身被三伤，而战益力以观，可知当时辽之精锐骑兵猛冲猛打之冲击力及其战斗精神之旺盛。宋师自太原行军，日行百余里，顿兵于坚城之下又达旬余，其疲惫之状，可想而知，而突遭此新锐之敌骑自两翼猛攻而至，安有不败者，盖势使然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求之于勇；不责于人。”正是此一说明。赵光义不知夺取得胜口形险之势，而于平川四达正是骑兵发挥威力的高梁河坐以待敌，是其不知“求之于势”的用兵之道，彰彰明甚。
（二）满城瓦桥等战役
辽满城作战胜败，全系于一将。如韩匡嗣不知军事，而轻信敌人之诈降，招致辽军初次之败。反之，耶律休格善用兵，且早已有备，故能败而不溃。孙子曰：“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可为二人之说明。
此役，宋诸将能不为太宗所授之阵图所拘束，决心因敌制胜。又能用诈降之术以懈怠敌人，然后出敌不意，突然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又能在战术运用上，拊敌之背，两翼夹攻，配合正面之攻击，遂大败辽师。宋此役之胜，足以挫阻辽人南侵之野心，对宋之边防贡献颇大。盖高梁河战后，辽已有轻宋之心，将随时遣军南侵。经此一败，乃知有所儆矣。又宋军此役之胜显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子语）赵光义对于军事不能而自以为能，以阵图束缚前线诸将的作战。设使刘廷翰拘泥诏旨，始终不变，则此役之胜当不可能。同时亦显示赵延进、李继隆二将对于军事颇有见地。尤其可贵者，二将“倘有丧师，独当其责”的负责精神。但宋皇朝并不重视此种负责精神。且虑此种精神的发展，将导致军人擅命的趋势，故直至真宗澶州之役，对边疆诸将犹采“中制”之策。此为宋边疆战事屡挫之因。
辽主于满城战败之后，韩匡嗣不被诛者几希，并即擢用耶律休格为其南京统帅。此种赏罚严明的举措，使辽军于丧败之后，军心士气为之一振。辽主有此之明，故终其世予宋朝以莫大的打击。同时，又图谋扶持刘崇之、孙继文以恢复北汉，使之牵制宋人。但此举为宋雁门守将杨业所打击，而不能实现。当辽军进攻雁门时，杨业于请援不得之时，毅然率精骑疾袭辽之中军，攻击其司令部，而斩其大将，遂使优势的辽军溃败。杨业有此种勇毅精神及有效之战术行动，故能为宋边疆的干城，亦颇足为战将的楷模。
瓦桥关之战，宋军有二特色，一为宋军战斗意志颇强，二为宋朝不用统一指挥之将。就前者言，由于宋军战志甚强，故张师战没，其军犹能复入城为守；诸军在水南战败，不相统属的诸军还师反攻犹能战胜。此皆可证明此时宋军战志战力均佳。至于宋朝不用统一指挥之将，乃其当时军事政策所使然。宋此时在河北的国防线，乃用星布的各军城为骨干而构成之。故其军各自独立，各自为战。及各军出军城迎击时，各军仍不相统属。其次，不用诸军统一指挥的大将，乃自赵匡胤以降所采之一重要军事政策。盖彼鉴于五代军人擅权篡夺之弊，故在国防前线概不用大将有统一指挥之权。即初期统一南方诸战役中，曾用大将统一指挥，但亦令与诸将分权。即以后朝中各大臣言，国防线上军力分散于各军城之弊，不足以防辽骑的突破或钻隙人犯，而主力军力集中于二三处，以便予来侵之敌以大打击。宋帝后虽采用此说，但其所选统一指挥的大将，亦不以能力为入选标准，而是以亲疏为入选标准。如真宗时统大军于定州，前有傅潜，后有王超，皆以愚庸误国事。二人皆太宗的旧幕僚。宋之军事不振，直至于南宋犹不能脱出此一思想的范畴。盖因维护政权为第一，而以国防御外寇为次之。
（三）岐沟关君子馆战役
岐沟关战役是宋辽两国的总决战，亦即两国国力的总决赛。是役由宋所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