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在刚刚成立的泾源县文物管理所打发光阴。
那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一向喜好鼓捣残砖断瓦、碑刻书画、在县志办工作的老杨一脸庄重地告诉我说，距县城5公里，园子乡北伍村有一座修建于清同治年间、明柱上镶嵌有左宗棠题字的古清真寺，咱们去瞧瞧。老杨！你是不是想古董想疯了，泾源哪个村子我没有去过，芝麻大个北伍村能有左宗棠的题刻？不等老杨把话说完，我便劈头一瓢凉水。
然而，这一回犯主观主义错误的是我，到北伍村一看，这里不仅有一座建于清同治年间的清真寺，寺门外的明柱上还真用铁丝捆绑镶嵌着两条古色古香、漆脱墨落的木质楹联：
敬长爱亲自求多福
型仁讲让同我太平
楹联长2.67米，宽26.7厘米，行草阴刻。下联左下阳刻“恪靖伯题”四字，题字上方原镌有阳文篆书印章一方，惜“文革”间被好事者以刀剜去。楹联字迹苍劲雄健，沉稳豪迈。
眼见为实，既然清真寺和楹联本身不曾含有半点虚假，内中无疑必隐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随后的日子，围绕北伍清真寺及其楹联，一经追根溯源式调查走访，史料翻阅，我的心便深深地被这方土地上老百姓曾经遭受过的磨难震撼了。
园子乡北伍村清真寺是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经官方同意，安置于此的回族群众修建的第一座清真寺，其楹联确为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亲笔题写。
在整个中国古近代史上，那是一段腐朽黑暗软弱窝囊到极点的年代。由于清政府一味推行极其反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地方官吏蓄意人为制造民族矛盾，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引发了声势浩大的陕西回民起义。面对熊熊燃起于陕西华州、渭南、华阳、临潼、大荔、三原、风翔等地的回民起义烈火，一时间清统治者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彻底扑灭陕西回民起义烈火，同治六年（1867年），清廷特意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调集各路军队20万人马，凭借英法帝国主义提供的先进武器，对回民起义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光绪三年（1877年），燃烧了15个年头的陕西回民起义烈火终于被残酷地扑灭了。
在处理陕西回民起义“善后”过程中，由于惧怕回民在原聚居地再“聚众事”，本着“涣其心，孤其势”的原则，左宗棠对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广大回族群众施行了大迁徙、大分散安置。在强令迁徙安置过程中，除了固原、平凉、静宁、定西、华亭等偏远贫瘠之地外，左宗棠首先选中的便是土地瘠薄、山大沟深、阴湿多雨、溪流密布，地处平凉、华亭界“宽六七里，长三十余里，窑洞三百余，人迹断绝”（《钦定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的化平川）今宁夏泾源）。
当时的化平，土著汉族被强令烧掉庙宇房屋后，迫迁到了邻近的平凉、固原、华亭、隆德、庄浪等地，“土地荆蒿满地，不能种植。山里狼豹野猪蛇蝎很多，人命时有危险，生存环境极其险恶。”（《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关于当时被安置于此的具体人数，《平定关陇纪略》上有这样的记载：“解赴化平川回民有陈林一起男女1500余口，马振江一起男女800余口，赫选清一起380余口，马化风一起1300余口，闫兴春、余兆麟、拜万江、金明堂、安杰等一起5500余口……俱解赴平凉，实待安插之众尚一万有奇，均发化平安插。”除去沿途因折磨、饥饿而死者之外，真正落脚于化平的其实不足一万人。对这些人左宗棠派人亲自点验审查，按原属地区、祖籍分别予以安置。即将西安人（西安府，包括清代西安府所属各县）安在今泾源兴盛、白面河、沙塘川一带；将东安人（陕西东府，即同州府）安在香水镇、惠台、羊糟一带；将原住陕西大荔回族安于今泾源沙苑一带；将渭南东北王阁村回族安置于今兴盛乡王阁村一带；将乔店回族安于香水镇上下桥一带；将渭南九社、赫冶家回族安于白面镇九社、涝池、赫冶家一带；将仓渡回族安于兰大庄一带；将华州秦家滩回族安于白面河上、下秦一带；将同州余羊家回族安于今白面镇余羊村一带；将同州沙苑十里滩回族安于今白面镇十里滩一带；将甘肃耀州白吉原回族安于泾源东峡白吉、童家山一带；将会宁、秦安、莲花城、张家川一带的回族安于泾源黄花庙湾、胭脂川、华兴一带；将平凉的回族安于泾源红土梁、平凉庄一带；将宁夏吴忠金积堡的回族安于黄花店堡一带；将1873年在青海西宁迫降的陕西回族禹得彦部安于十二堡（今泾源新民马河滩、杨堡）一带。
为了从根本上根除陕西回民起义带来的影响，在“善后”工作中，左宗棠还建议清廷增设县制，缩小辖境，扩大官僚组织。设化平直隶厅通判专管钱粮诉讼，添设化平营都司专管治安稽察；对各山口和交通要道派重兵把守，安民活动处处受到限制监视。“回民进城缴粮，守城士兵在他们头上盖一戳，出城时经过检查，没事才放行。回民进城早进晚归，不能在城里住宿。”“到平凉卖柴，还得在城关领腰牌带上。”（《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在制定、强化一系列反动统治手段的同时，老谋深算的左宗棠又肆意玩弄两面派手段，为安民土地分发、籽种、农具、牲畜等生产、生活资料；为地方上层人物题写楹联匾幛，加官封爵，允许兴修清真寺。
在同意安民兴修清真寺一事上，左宗棠可谓费尽了心机。从安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出发，左宗棠答应了安民的请求，但同时又明确规定：“清真寺规制，高广准照各神庙祠宇之式，高不得过二丈四尺，长宽不得逾十丈。头进为大门，两旁为厢房；二进为神堂，供奉穆罕默德神位；三进为经堂，以藏经典。二进至三进两旁为长廊，以居守庙三人。墙厚不得过二尺五寸，寺内外不得修建高楼。”（《平定关陇纪略》）
从贯穿于兴修清真寺的种种清规戒律不难看出，左宗棠及其帮凶从骨子里面对广大回族人民是充满戒备、敌意的，所谓“敬长爱亲自求多福，型仁讲让同我太平”，只不过是封建世大夫处心积虑玩权弄术的政治手段而已。
有人说千年的石头会说话，百年的清真寺及其楹联何尝不会说话。历史并不是由左宗棠和今天个别拿着明白故意装糊涂所谓历史学家，按照个人主观意愿，肆意涂抹挥写的。令左宗棠料想不到的是，当年他在通过题写楹联匾幛以此表达自己对那个没落腐朽王朝文治武功的同时，也把山一样的铁证留在了受尽屈辱与磨难的泾源回族人民的面前。
更令这位机关算尽“中兴三匾”意想不到的是，在他之后的百余年苟延残喘坎坷光阴里，这历尽磨难的安民不仅没有在泾河源头的崇山峻岭间自生自灭，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光辉民族政策的照耀下，生存生活之路越走越宽广，日子越过越红火，和这时代的节拍，行进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感谢文物管理所的那段时光，感谢老杨，使我在远离喧嚣都市，远离书斋课本，远离教授学者的情境下，在园子乡北伍村，那样一个偏僻闭塞的小村庄，自觉补上了一堂以存世实物为依据，异常鲜活生动的地方民族史学课。
1993年2月
豪放慷慨双联璧
十五六岁上初中的时候，在语文课本上我就知道了宋代的词人群里有苏轼、辛弃疾这样两个著名的词人；知道了他们“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豪放词。及至后来教学之余，不知天高地厚地认真钻研了一回苏东坡、辛弃疾，始知他们两个人的豪放并不完全相同，至少他们各有各的“曲调”。
先说苏轼飘逸、旷达之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