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一代大唐，其独特的社会土壤、艺术环境，成就了一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继往开来的诗歌创作群体。历数这个群体成员在诗歌创作上各自呈现的艺术特征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除了杜甫之外，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以忧黎庶、偃甲兵、念谏求、薄赋敛、致君唐虞为己任，用如椽大笔、如虹气势写尽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的诗中圣哲。
宋人李纲曾在其《校定杜工部集序》中对杜甫有过这样的感喟：“盖自开元、天宝太平全盛之时，迄至德、大历干戈离乱之际，凡千四百四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寓于诗。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罹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李纲的话是有见地的。站在历史老人公正的肩膀上，撩开所有蔽盖在杜甫身上的个人成见来考察、认识杜甫的人生精神内涵，就会发现它袒露在我们面前的全部时代内容，便是“一字不忘唐”（徐增《读杜少陵诗》）的参与思想。
和封建社会许许多多“奋力有志于当世”的知识分子一样，开元、天宝年间，倜傥风流的杜甫在“以辅时及物为道”（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思想支配下，一踏上人生旅途的起跑线便以其任侠、才高自负，“致君尧舜”的用世思想在其诗歌中表现为一种崇高的人生追求坐标。“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放荡齐鲁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营胡马》）……在这些诗句中，诗人或写实、或回忆，真实地表现、记录了年轻时期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人生理想。
“物质生活的产生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马恩选集》卷二）诗人以儒家入世思想铺就的这段前程，并非偶然。它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这种社会根源的焦点便是开元、天宝间盛唐气象对诗人强大的磁力作用。面对国家繁荣、富足的鼎盛大局，包括杜甫在内的一代知识分子莫不表现出了“振衰起蔽”的勃勃英气。作为有积极入世思想的杜甫此时作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进三大礼赋表》）的动作更是极其自然的。是时，“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所谓‘世而后仁’，见于开元者矣。年逾三纪，可谓太平。”（《旧唐书·玄宗纪》）百分之百地肯定封建史官并非就是尊重历史，但我们至少可以在纵横的历史透视过程中得到自己所需的参考系数。
经济的兴旺繁荣和政治的畅达开明，必然导致文化艺术领域新思想、新意识的孕育和产生。那种以大唐本土文化为主体，广泛吸取了域外文化而形成的自由参与思想，对盛唐诗人在心理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的确是不可低估的。新的事物，新的气象，新的追求，使得当时士阶层成员以一种开天辟地般的气势去创造、去攀登，去打开一个又一个新的局面。
试想，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中，杜甫这等以“尊主泽民”为己任的诗人，能使自己的满腹经伦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泯灭在咸阳古道、灞桥飘絮的意境之中吗？
封建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根本矛盾。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所谓盛唐繁荣鼎盛的局面是短暂的、表面的。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无疑是唐王朝由盛及衰走下坡路的转折点。随着渔阳鼙鼓的强烈节奏，北中国胡人铁蹄下踏起的烟尘顷刻间笼罩了中原大地。“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面对沦陷的山河，水深火热中的黎民，他感时忧事的脸上挂满着的是“愤惋成疾”、“愁痛难遏”（《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的老泪。
鲁迅先生说：“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创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喜欢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随感录》四十三）若我们对杜甫的言行做一全方位考察，就会发现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的长安十年困顿期间就形成和具备了。为了实现自己“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天宝十三载，他在为玄宗皇帝进献的《进雕赋表》中说：“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看得出，此时衣食无着，困顿长安，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杜甫，在这段文字中除了用“毛遂自荐”手段以期达到引起皇帝注意、器重的目的外，更大的意图乃是在于揭露那些不学无术且“得排金门上玉堂”的贾马之徒日后对国家的危害。字里行间流溢着对国家、民族深沉的忧虑。尽管有人据此认为，杜甫的这种行为是在故意哭穷，有失诗家体统，但我以为作为一种斗争、参与方式，对当时的杜甫来说，它仍然有着自身强烈的实际意义。
分析、透视唐王朝矛盾弊端尚未完全暴露情况下，诗人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完成的诸如《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前出塞九首》等诗作，我们便会深切地感到，杜甫当时的眼光无疑具备着当今世界上X光射线般强大的洞察力与穿透力的。登上300尺高的京城东慈恩寺塔，举目苍茫无垠、尘昏满目的关中大地，他“忧患填胸”（浦起龙《读杜心解》），感叹“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面对咸阳桥上，弓箭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的西征大军，他忧心如焚：“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批判揭露的矛头无情地直指拓边黩武、兴师无度的最高统治元凶。
以稷契自比、物性难夺的诗人，眼看着被饥饿夺去生命的亲骨肉，北方“禄山反信即至”的阴云，无限悲怆，仰天高歌：“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目睹阳春三月长安曲水边荒淫无度的杨姓贵族，他大呼“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丽人行》）。忧患思想、参与意识尽在其中。难怪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丽人行》的命意是“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安乱”平息后，唐玄宗才痛心地叹惜道“推心于人，不疑于物。而奸臣凶竖，弃义背恩，割剥黎元，扰乱区夏，皆朕不明之过也”（《新唐书·玄宗本纪》）。“安史之乱”带给泱泱大唐帝国的直接“馈赠”是：“自经逆乱，州县残破，唐、邓两州，实为尤甚。荒草千里，是其疆畎；万室空虚，是其井邑；乱骨相枕，是其百姓，孤老寡弱，是其遗人。”（元结《请省官忧》）“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於徐方，北自覃怀，经於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郭子仪《请车驾还京奏》，《全唐文》卷三三二）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杜甫毕竟是杜甫，当他从喋血者血迹斑斑的刀戟下站起来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又是祖国和人民的安危，并附之以“抨击时政”为主体参与方式的离乱悲歌。“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北征》）面对这料想之中的灾难，他忘掉了困顿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用屈原式的愤怒、武候式的忠诚去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实践着致君尧舜的宏愿。叛军进入长安，烧杀劫掠，他看见：“中宵九庙焚，云汉为之红。”（《往在》）面对遭殃的百姓，荒芜的土地，他感叹：“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别唐十五》）“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羌村三首》）面对争战不休的地方军阀，他呼喊：“休兵铸农器。”（《夔府书怀四十韵》）并且要“上请减兵甲，下请安井田”（《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面对腐败贵族阶层对人民无休止的盘剥，他大声喝斥：“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苍痍，先应取蟊贼。”（《送韦讽上阆录事参军》）“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归梦》）离乱中，他日夜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命运：“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他为祖国的安危而落泪：“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王庙》）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一带的失地，远在梓州过着漂泊生活的诗人，一听到消息便兴奋得纵酒高欢，“漫卷诗书喜欲狂”。直到临终身寄破船、流落江海的诗人，仍然牵挂着风雨飘摇中祖国的前途、命运：“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谷九洲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有人说杜甫思想的核心内容便是忠君。不错，杜甫积极向上，爱国忧民参与思想中，有其“忠君”的一面：“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霜天到宫阕，恋主寸心明。”（《柳司马墓》）“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这种“忠君”思想并非杜甫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忠君”的目的在于实现自己“致君尧舜”的远大理想。当“忠君”和理想发生矛盾时，危难之秋，他照样可以将讽刺、批判的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遣怀》）“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他的这种行为不正是对“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北征》）参与意识的准确注脚吗？他有自己的人生信条，“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吾宗》）“落日心忧壮，秋风病欲苏。”（《江汉》）杜诗“读之可以知其世”（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从“烽火连三月”（《春望》）的咸阳古道，到“黄独无苗山雪盛”（《同谷县作歌七首》）的同谷山地；从“八月秋高风怒号”（《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天府草堂，到“水乡霾白屋”（《风疾舟中书呈湖南亲友》）的江湖破船，他眷眷爱国忧民的参与意识一刻也没有中断过。
纵观杜甫的一生，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其以忧黎元、报社稷为核心内容的参与意识中，屈原、孔明、陶渊明等历史先贤的影子始终伴随着杜甫，几近成为他创作题材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传说中的尧、舜、唐、虞对杜甫仅仅是一种自我理想塑造、理想追求的话，那么，屈原、孔明等历史人物的行为对杜甫来说，则完全是一种全方位的人格继承与精神发扬。他仰慕屈原，对屈原的自沉汩罗，以死殉国表现了极其敬佩的心情。“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汩罗。”（《天未怀李白》）由对李白身世遭遇的感慨自然而然联想到屈原，他一生辗转奔走，报国无门的遭遇，与当年为楚国的强盛而食怨饮谗，最终含恨汩罗的屈原有什么两样呢？他推崇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格。他为孔明事业未竟而涕泪俱下，不胜感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蜀相》）“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八阵图》）“诸葛大名垂宇宙。”（《咏怀古迹五首》）他盛赞孔明力匡汉室，磊落无私的高风亮节。读着这些直摅血性，忧思百结的诗篇，不难看出，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诗人一生风云际会、挺节不污的博大胸襟与参与意识。
我们在评价、论说杜甫参与意识的同时，并没有将他的思想完全“赤化”。因为杜甫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横断面，其思想体系毕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属于那个时代的多种组合结晶。尽管前人曾用近乎调侃的语气说他“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新唐书·杜甫传》），但我们如果把杜甫放在其作为诗人的位子上来剖析、考察的话，那么，他的这种好论天下事，且高而不切的行为不正是体现了他对国家、对民族、对黎民百姓深沉的忧虑和关心吗？
1988年5月